高鞅在秦国出任大良造，政绩卓著，战功彪炳，人民富足，国势强盛，但那些宗室贵戚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不少人对他怀恨在心。

　　有一天，名士赵良远道来访。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四乐之一。商鞅摆酒高会，宴请赵良，推杯换盏之际，两人回忆往事。商鞅说：

　　“我记得，当初与先生相识，由孟兰皋居中介绍，今天我想更进一步，与先生结为良友，行吗？”

　　倘若换了别人，商君主动要与他结成良友，谢天谢地谢祖宗还来不及，哪能推辞？偏偏赵良是位心明眼亮的儒士，他竟然婉言谢绝：

　　“在下不敢奢望大人的垂顾。孔子曾说：‘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在下无德无能，所以不敢答应。在下还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在下要是与商君结交，只怕别人会猜疑在下贪图地位和名誉。所以在下不敢顺从商君的提议。”

　　所谓“不敢”，其实就是不肯。听话听音，赵良的弦外之音，商鞅一听就知，这位老相识持不同政见。

　　“莫非赵先生不喜欢我治理秦国的这套措施？”

　　“能听见不同声音才叫聪，能看清内心才叫明，能战胜自我才叫强。虞舜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卑也尚矣（自卑也很了不起啊）。’商君不妨讲求一下虞舜之道，没必要询问在下喜不喜欢这些措施。”

　　赵良远兜远转，用意的确是要批评商鞅的某些作为。商鞅当即为自己辩解：

　　“起先，秦国沿袭野蛮的习俗，父子没大没小，同室而居。现在秦国已变得相当文明，真正做到了男女有别。秦国还建筑了宏伟的冀阙，营造规模与鲁国、卫国相当。赵先生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出色？”

　　名士毕竟不同于寻常人，名士就该有名士的胆量，名士就该有名士的评判标准。赵良说：

　　“一千张羊皮，还抵不上狐狸腋下那块小皮有价值；一千个附和者唯唯诺诺，还抵不上一位正直之士发出疑问。周武王包容不同意见而振兴王业，商纣王专搞一言堂而覆灭宗庙。商君要是不反对周武王的做法，那么在下请求整天说直话而不至于脑袋搬家，行吗？”

　　赵良的话弦外有音，暗讽商鞅在秦国实行高压政策，没人敢持不同政见。商鞅心中或许感到不快，但他还是想听听赵良的看法，从别人那儿他早已听不到真心话。商鞅的语气十分诚恳：

　　“有道是，敷衍应付的话漂亮，推心置腹的话朴实，苦口婆心的话是良药，阿谀奉承的话会致病。先生果真肯整天说直话，那正是我所需要的良药。我将感激先生，先生又何必过虑！”

　　赵良得到商鞅的口头保证后，就敢于重槌擂响鼓了，他侃侃而谈：

　　“五羖大夫百里奚，是楚国边境的穷汉子，他听说秦穆公贤德而决意投奔，出远门短缺路费，就把自己卖给秦客做奴仆，身穿破衣烂衫，喂养牛群。过了一年，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治国的才能，于是将他从卑贱的看牛倌一举提拔为百姓仰视的大臣，秦国上下没有谁敢奢望同样的幸运。他治理秦国不过六七年，文治武功非同凡响，秦国向东讨伐郑国，三次安置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的危亡。发布教令于封疆之内，巴人踊跃进贡；布施德行于诸侯之间，八戎前来宾服。使八戎宾服的由余听说百里奚如此贤圣，衷心佩服，也叩门求见。五羖大夫治理秦国，再怎么劳累也不乘坐马车，再怎么炎热也不张开羽盖，在国内巡视，不带车队，也不带卫兵，他的功名都记入了史册，德行泽被后世。五羖大夫去世之日，秦国百姓无不为之流泪，儿童不唱歌，舂米的人停下杵子。这都是五羖大夫难以比肩的功德所致。商君的情形则正好相反，求见主公是由宠臣景监引荐，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治理秦国不把百姓当回事，滥用人力，大建冀阙，这也不是什么令天下称道的功勋；商君严惩太子的师傅，用残酷的刑罚伤害百姓，适足以积累怨恨，埋下祸根；商君不断用旁门左道树立威严，使国民害怕商君更胜过害怕国君；商君受封于商、於之后，口口声声自称寡人，天天去找秦国权贵的阴私和把柄，动不动就将他们绳之以法。古诗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从这样的诗句来看，一意孤行可不是长久之计。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之久，商君还杀掉了祝欢，判处公孙贾黥刑。古诗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几件大事，都不是很得人心。商君出门，总有十多部马车跟从，前呼后拥，大批精悍的侍卫负责警戒。如果保卫措施不够周全，商君就不敢外出。《尚书》中有这样的告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君的生命危如朝露，莫非还想延年益寿？商君何不将封地归还给秦国，到边境找块空地种种麦子，劝导主公起用民间的隐逸之士，赡养老人，抚育孤儿，敬爱父兄，奖励有功者，尊重有德者，这样做还可以化解怨毒，安身立命。商君要是继续贪恋商、於这两块封地的富贵，珍惜固有的权威，累积百姓的怨恨，一旦主公谢世，秦国宗室必定疯狂反扑，第一个要收拾的就会是商君，这岂不是明摆着的隐忧吗？等到那时，商君的祸患就彻底无解了。”

　　赵良的一席话，将商鞅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但他为商鞅周全设想，找寻退路，用心不恶。赵良置身局外，明察秋毫，预见尚未萌生的祸患，洞察力令人佩服。然而商鞅已走得太远，除非他肯放弃既得的荣华富贵，及早投奔东方诸侯，另起炉灶，才有可能免于一死。商鞅一向强力强行，无畏无惧，宁肯输掉手中最后一个筹码，也不肯选择一条前辈范蠡走过的退路，泛舟五湖，去做富可敌国的陶朱公。

　　性格即命运，强者尤其如此。儒家赵良的话在法家商鞅听来，通篇都不过是缩头乌龟的理论，他要是害怕就不会豪赌，既然豪赌就不打算退缩。呈现异彩的生命闪亮而短暂，灰蒙蒙的生命暗淡而长久，一个人究竟如何挑边，是由性格的强弱、胆魄的大小、志向的远近、才智的高低、处境的好坏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商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就算是身死族灭，商鞅还是商鞅，狮子还是狮子，他不肯去做那只全身远祸的山羊，何况做山羊的风险也不小，未必能够全身远祸。赵良的忠告确实触动了他，但也就止于触动而已。商鞅真要是为自己预留后路，就该敦劝秦孝公废除旧太子，另立由自己扶植和掌控的新太子，从而阻断前者上位的机会，使旧太子的党羽压根就找不到报仇泄愤的途径和机会。但他并没有做好功课，只一味地剑走偏锋，不按牌理出牌。他太自信了，到了极端自负的地步，应该说，强者不怕敌手强横，就怕刚愎自用。顶尖高手多半是自毁长城，自己打败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