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局:作法自毙,五马分尸

书名:战国九局 作者:王开林 字数:122153 更新时间:2019-11-14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和公孙贾扬眉吐气,咸鱼翻身。一朝君主一朝臣,商鞅失势,告老还乡。那些死对头岂容商鞅返回封地颐养天年?一方面,他们齐进谗言:“大臣权力太重,君王的国家就会有祸患;宦官过于亲近,君王的生命就会有危险。现在秦国的男女老幼都念念不忘商君的新法,不肯将它标记在大王名下,这就颠倒了尊卑之序,商鞅成为国君,大王反而沦为他的臣子。商鞅原本与大王有仇隙,请大王早日拿定主意!”另一方面,他们诬告商鞅蓄意谋反,依照新法,谋反是头等重罪,不仅要杀身,而且要灭族。

  谣言满天飞,政局风云突变,商鞅闻讯出逃,逃到函谷关下,天色已晚,关门已闭,只得去客栈投住一宿。当年既没有电视台,也没有印刷品,国家领导人长什么模样,普通老百姓无从得知,所以店主压根儿就没想到眼前这个风尘仆仆、面色憔悴的男人竟是权倾一国的大良造商鞅。他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商君的新法明文规定,凡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可疑人员,店主将遭到株连。你就别为难我了,我可不敢违法犯罪。”

  商鞅终于领教了作法自毙的厉害,事已至此,唯有仰天长叹:

  “唉,真想不到制定法律的害处竟有如此之大!”

  商鞅设法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怨恨他当年诱骗公子卬,偷袭魏国军队,坚决不肯收留他。商鞅无奈,只好另作打算。魏国人商议道:

  “商君是秦国的头号通缉犯,秦国强横,它的头号通缉犯逃到魏国,若不归还给他们,可不吉利。”

  商鞅被引渡回秦国后,居然寻机逃脱,重返封地,率领残余的追随者攻打相邻的郑县,结果遭到秦国军队围剿,在郑县渑池,商鞅被乱刀砍死。仇家恨意未消,还要公然泄愤,他们将商鞅的遗体五马分尸,将商鞅一家满门抄斩。然后遍告国民:

  “天下再没有谁比商鞅更反动的了!”

  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将秦国的国力骤然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威震诸侯。他为秦国充实了府库,扩大了版图,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他使一个野蛮落后的偏僻穷国成为法治之邦。在感情上,秦惠文王嬴驷拗不过师傅,同意将商鞅的遗体五马分尸,但他的理智十分健全,不同意废除商鞅制定的法令,这正是秦国赖以继续做大做强的基石。

  商鞅死后数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游历秦国,对商鞅变法后所取得的佳绩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污(猥亵),其服不挑(轻佻),甚畏有司而顺。……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入其国(首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早)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若无治者。”照此看来,秦国的民情甚好,政况极佳,就算将荀卿的写实打上七折,也很不错了。

  现在我们复盘一下,商鞅初见秦孝公,总共准备了三套完整的方案:一是帝道,二是王道,三是霸道。最终秦孝公采择了霸道。商鞅用二十年时间兑现了他的诺言,使秦国富国强兵。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述道:商鞅天性刻薄,除刑法之外,对仁义无所关怀,他起先用帝道和王道去试探秦孝公,只不过是打出漂亮的幌子,是无根的游谈,其真实居心并不在此。这就有点诛心的色彩和味道了。当初,倘若秦孝公采择了帝道或王道,商鞅的治绩未必逊色。上善若水,随物赋形,秦孝公是霸主之器,商鞅就帮助他完成霸业,这说明他确实是旷古罕有的奇才。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认为,将商鞅简单地视为一位法家,贬低他的价值,鄙薄他的人品,这正可见历代儒生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后代儒生长期诟病商鞅的败德行为,认为商君强调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只会使百姓为了免遭刑罚而变得无耻。至于愚民政策,法家与儒家的路径不同,目的却完全一致,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愚民思想又是什么?商鞅是赌圣,还是千王?我们来看看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商鞅诡诈,在战场上诓骗老朋友,偷袭魏国大将公子卬,正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范例,从而减少了战场上大面积的血流漂杵,无可厚非;其二,他依法惩处太子嬴驷的师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例,足见其用法公平,若硬要说这是残忍,那孔子当年出任鲁国司寇,才三个月就杀害持不同政见的在野党领袖少正卯,又该如何评价?《资治通鉴》说商鞅“临渭论囚,渭水尽赤”,这话有些夸张。商鞅手段虽辣,但也不至于乱砍乱杀;其三,他不肯听从赵良的忠告,则纯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倘若政治家都像赵良那样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这天底下也就没有斗士和烈士了。太史公司马迁时不时会为儒家的俗见所束缚,应该说,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地方。

  在这场政治豪赌中,商鞅的表现相当优异,他的功业并未戛然而止。烈士殉名,志士殉功,商鞅已彪炳青史,死而无憾。王安石曾赋诗《商鞅》,赞美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启超撰《中国六大政治家》,对商鞅推崇备至,将他与千古名相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从赌兴、赌技、赌绩来看,商鞅均无愧于“赌圣”之名。他的能耐足以强国,歉于保命,豪赌者往往顾全不了自己的后路,喜欢大赢特赢的人迟早会有一输,很可能输得连裤衩都不剩,但他们轰轰烈烈地表演过,在江湖上留下了传说,在历史中留下了英名,如此则不枉来人世畅游一趟,豪赌一回。

  苏东坡在《商君功罪》一文中写道:“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这番评价较为公允,没有昧功,也没有讳过,没有抬高,也没有贬低,商鞅若泉壤有知,想必也会认账。

  第二局富贵乡中大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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