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鞅制定的新法令，条款并不烦琐，内容也不枝蔓，但治安法规确实要比旧法苛刻许多，严酷许多。注重军备和农桑，是新法令的核心所在：百姓以十家为一单位，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举报，否则一齐受到牵连。不告发奸细的人腰斩于市，告发奸细则跟上阵杀敌受到同等奖赏，收留奸细与叛国投敌受到同等惩罚。农民有两个儿子以上不分家的，要加收一倍赋税。作战立功人员论功授爵，为私事争斗的人则按过失轻重判刑。全力做好本职工作，鼓励农桑，多种粮食、多织布帛的人免除其赋税徭役。舍本逐末、出工不出力而生活贫困的人，则没收其妻儿，贬为公家的奴婢。宗室子弟若没有立过军功，则剥夺其贵族身份。处处明确尊卑爵禄的等级，各以次序命名田地房屋，便于区分。婢仆的服装严格按照主家的爵位而定，不得僭越等级。有功的人社会地位显荣，无功的人即使富有，在社会上也得不到任何美誉。

　　相比旧法无的放矢，新法就如同药石专门对准病灶。秦国现状不容乐观，非猛药难治痼疾。医家常说“若药不瞑眩则厥疾难瘳”（要是吃了药不嗜睡不头晕，病情就很难痊愈），正是相通的道理。

　　秦国地瘠民穷，非力耕而不得粟，非力织而不得帛，政府奖励农桑，使勤勉者获得更多好处，使懒惰者无地自容，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益，达到富国的目标。富国与强兵不可偏废，秦国要与东方各国争雄，整军经武，兼弱攻昧，乃是长期的方略。严密的保甲制、严厉的连坐法可以提升国民的凝聚力和监督力，促使阎闾自治，民众相互协作，彼此监督，官方将省事省心。赏罚分明，奸细不作，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铁的纪律和军事化管理将使原本桀骜犷悍的民风变得收放自如，放于外而收于内。放于外则招之能至，至则能战，战而能胜；收于内则战场上的猛虎也只是和平环境里的绵羊。整个国家的治安状况好转了，许多黑恶势力必消弭于无形。贵族子弟无军功者不被录用，也将大大减少世袭制所产生的尸位素餐之徒，那些报效国家的精英脚下有了升迁之路，就不会沉沦潦倒，磨灭雄心和壮志。至于明确尊卑，划分等级，则意在迫使全体国民以服从为天职。总而言之，凡是为国家立功的人，不管以何种方式——或种田，或织布，或戍边，或打仗，都能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广泛的尊重。这样一来，爱国主义思想就势必深入人心，成为源源不绝的驱动力。说白了，秦国变法则富，变法则强，前景相当光明。

　　法令已经制定，尚未颁布施行。公孙鞅比谁都明白这样一个硬道理：获得国君的信任才可登上权力巅峰，获得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权力基础。在京城南门，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巨木，当众颁布明令：

　　“谁要是有力气，能将这根巨木扛到北门去，政府就奖给他‘十金’。”

　　价码高得离谱，老百姓感到很奇怪，没人敢去移动那根大木头。公孙鞅见状，马上提高赏格：

　　“谁能立刻扛走这根巨木，政府奖给他‘五十金’。”

　　终于有个身体壮实的愣头青上前尝试，他扛起巨木径直朝北门奔走，围观者也哗哗地跟过去。待那位愣头青把大木头往北门一搁，“五十金”真就落袋为安了。围观者啧啧称羡，伸出的舌头险些着凉。公孙鞅借此表明政府令出必行，言而有信，绝不蒙骗人，绝不糊弄人。新法的信誉因此确立不拔。

　　法令施行了一年，秦国京城批评新法令不好的有千余人。恰在这时，太子犯法，撞在刀口上。公孙鞅说：

　　“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因为上面有人作奸犯科，却得不到相应的惩治。”这就是说，公孙鞅认为赌台上有狠角色出老千，必须将他揪出来，当众严办。

　　那个出老千的狠角色居然是太子嬴驷，太子是储君，公孙鞅不便绳之以法，于是他找到替罪羊，判处太子的高级助理公子虔徒刑，判处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刑，以辅佐无力、教导无方的罪名剪除太子的党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秦国人依稀听闻过，但这样的做法，所有秦国人绝对是头一回见识真章，其震慑作用巨大，足以使全体国民冷不丁打一寒噤。法律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赌台上的游戏规则约束着每一个赌客。

　　从此，秦国的贵族和庶民唯法是遵，唯令是从，就算谁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与新法较劲。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的民生大为改观，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家给人足，风清气正。国民勇于为国捐躯，却不敢私自干上一架，各地的治安状况日益良好。起初批评新法不便的人也掉转口径，大唱赞歌。公孙鞅说：

　　“这些人自以为高明，专门扰乱教化，必须严加惩戒！”

　　公孙鞅以铁腕统一国民的思想，将那些多嘴多舌的评论家全部流放到边疆的苦寒之地。此后，举国上下就没人敢再议论新法的优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