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决定另谋高就。他听说秦孝公发布了一道招贤令，不禁怦然心动。在魏国，国君昏愚，群臣庸懦，政治黑暗，像公孙鞅这种桀骜不驯的霸才注定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挟着魏国先贤李悝的那部《法经》，决定去秦国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够一展雄才伟抱。唯有志向远大的君主，那位发誓要恢复先祖秦穆公伟业的君主，才是公孙鞅乐意效犬马之劳的对象。但作为客籍智士，公孙鞅想晋见贵为一国至尊的秦孝公，并不容易，必须得有人居间引荐才行。于是公孙鞅找了条捷径，主动打通秦孝公的亲信宠臣景监的关节。景监可不傻，两人稍稍接谈之后，他就暗自庆幸这回自己撞上了红运，拿到了“蓝筹”，公孙鞅正是主公急于物色的那种文武兼资、智勇双全的治国奇才，他非常乐意出任“红媒”。

　　初见秦孝公，公孙鞅滔滔不绝，却仿佛对牛弹琴。出于礼貌，秦孝公偶尔点一下头，眼睛却望着别处，仅此而已。时间一长，他干脆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把公孙鞅的高谈阔论当成耳旁风。事后，秦孝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对景监难免有点责备的意思：

　　“你推荐的宾客是个狂妄可笑的家伙，哪能授以高官重任！”

　　景监原以为此宝一押即中，没料到初试竟不及格，反倒落下了主公的埋怨。景监找到公孙鞅，皱紧眉头，指出他无的放矢，言不及义，根本没有瞄准和命中主公的兴趣点，口水喷了全是白喷，徒增烦厌。公孙鞅呵呵一笑，既不懊恼，也不沮丧，他当即复盘分析道：

　　“今天，我尝试用帝道说服主公，他志不在此，脱靶是正常的。”

　　过了五天，秦孝公再度抽空接见公孙鞅。这回，公孙鞅主动转换主题，讲得天花乱坠，眉飞色舞，可依然是秋风射马耳，秦孝公无动于衷。事后，秦孝公再次责备景监荐人不当，眼力太差。景监则把怨气转账到公孙鞅的户头，后者也承认自己的第二次试探有失准头：

　　“我今天尝试用王道开解主公，却未能打动他。成功已近在眼前，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保准能够成功。”

　　公孙鞅很清楚：上了赌台，输一把没关系，输两把仍可补救，若连输三把，就会掉链子。赌圣岂能在关键时刻垂着头、蒙着眼栽进天坑？他将牢牢把握第三次机会，巧妙翻盘。

　　秦孝公求贤若渴，公孙鞅志在必得。这一回，他们谈得很嗨，投缘投机，尽兴尽致，不过秦孝公并没有应允景监的请求马上重用公孙鞅。事后，他只是让景监吃下一颗定心丸：

　　“你推荐的宾客确实具有不俗的见解，可以与他纵谈国事。”

　　为了说服秦孝公，公孙鞅总共准备了三套方案，花费了三趟口舌工夫，反复调整准度，终于锁定了秦孝公的志向，他总结道：

　　“我今天尝试用霸道点拨主公，他乐意奉行这样的军事和政治主张。只用再见上主公一面，我就能够巩固成果，实现夙愿。”

　　果然，接下来，公孙鞅与秦孝公的高峰对话总是环环相扣，丝丝入扣，自始至终融洽无间，谈到投机合辙的地方，秦孝公的膝盖不知不觉移过了自己的席位。一连数日，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仅不厌倦，而且越聊越心欢，越聊越神旺。大猎头景监看在眼里，喜上眉梢，他问公孙鞅：

　　“你是用什么迷魂大法吸引主公？主公如此开心，如此惬意，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于是公孙鞅向景监分析自己先后几次与秦孝公谈话的内容，比较不同的预期和效果，他的总结相当精辟：

　　“前两回，我劝导主公推行帝王之道，以求功毗三皇，德邻五帝，而主公说：‘这样做，见效太慢，费时太久，我没有那份耐心。何况贤明的君主理应在当世功成名就，该当大刀阔斧，岂可慢针长线，苦等数十年、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所以我改用富国强兵、称雄诸侯的霸道来引导主公，他一听就动了心，上了瘾，着了魔。不过这样子降格以求，秦国若想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与商朝、周朝并德媲美，就难上加难了。”

　　公孙鞅洞若观火，目前，“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秦国的实力不弱，秦献公（秦孝公的父亲）在位期间即“常雄诸侯”，一些制度也具备雏形，但与秦孝公想要成就的霸业尚有很远的距离。

　　在政治尚未纳入正轨的打拼时期，孤注一掷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否则捷径无法走通，大功难以奏成。秦孝公把筹码全押在公孙鞅一人身上，赌就赌他是个旷古罕见的治国奇才，赌就赌他能够只手旋转乾坤。

　　公孙鞅一步登天，由布衣直臻卿相，获得了秦孝公的全权委任。从此他将在秦国甩开膀子，迈开步子，猛干飞奔，主导一场旷古罕见的大变革，走一道前人从未走过的“高空钢索”。秦孝公乐得做个甩手掌柜，这就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秦孝公要求公孙鞅把秦国做大做强，称霸诸侯，领袖群伦。这位董事长找准了自己异常赏识的职业经理人，于是实行百分之百的目标管理。他特许公孙鞅孤行己意，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大匠造屋，不谋于路人。公孙鞅要实行政治变革，从根本上大修大改秦国利益集团死死抱紧不放的成法，另行制定一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可想而知，阻力天大，压力山大。

　　变法之前，秦孝公郑重其事，主持了一场宫廷辩论会，由公孙鞅单挑秦国名士甘龙、杜挚，就变法的优劣及其可行与否各抒己见。从这场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辩论会，我们不难观察到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大异其趣的地方。公孙鞅率先发言：

　　“操行可疑就无法成名，事业存疑就难以成功。超常行为，必定被举世指责；见解独到，难免遭庸众嘲笑。蠢人只认死理，智者才能够觉察端倪，把握先机。主政者不可与民众一起描绘改革蓝图，只可与他们一同享受改革成果。探求最高德行的人不会向流俗轻易妥协，成就伟大功业的人则要力排众议。所以贤明的执政者必须具有真知灼见，如果推行新法能够增强国力，就不必师法先人；如果运用新法能够造福百姓，就不必因循旧礼。”

　　“好！”秦孝公击案喝彩。

　　输攻墨守，双方势均力敌才能上演好戏，但公孙鞅的攻势如同疾风骤雨，甘龙难以招架，他将公孙鞅的观点全盘否定，却苦于没料（论据不足），只好老调重弹：

　　“圣人不必调换对象也能实行教化，智者无须变更法令也可实施治理。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去教导他们，不必太辛苦就可事半功倍；依据现成的法令管理国家，官吏熟悉程序，民众也会乐于顺从。”

　　问题是，如果旧法只是百姓和官吏唯一的选择，根本没得比较，又何从鉴别它的好坏？公孙鞅打蛇打七寸，他抓住甘龙的迂腐之见，奋舌痛扁：

　　“甘龙刚才所讲的只不过是世俗的看法。常人偏安于旧俗，学者拘泥于见闻。凭仗这两点居官守法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它们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常法之外的变法并不搭界。三代不同礼而各自称王，五伯不同法而各自称霸。智者订立法令，百姓受到制衡；贤者变更礼数，众人受到约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甘龙被公孙鞅驳斥得哑口无言，心中暗叫“厉害厉害”。公孙鞅词锋锐利，犹如快刀切豆腐；思维缜密，犹如密网捞池鱼。甘龙和杜挚食古不化，显然不是对手。甘龙已败下阵来，杜挚不肯当众示弱，只好抖擞余勇，奋舌迎前，同样是卑之无甚高论：

　　“按常规常理，若不是百倍获利，不变更法令；若不是十倍收效，不替换器皿。执守成法才不致铸成大错，遵循旧礼才不会逾越正轨。”

　　这些陈词滥调迂腐不堪，这种榆木脑袋则恰恰是公孙鞅最喜欢敲打的东西，他乘胜追击，得理不饶人：

　　“清明盛世决非用同一方法、由同一途径得来，雄强自信的国家绝不会墨守成规。所以成汤和姬发不效法古人而称王，夏桀和殷纣不变更礼数却亡国。除旧革新的人无可厚非，守礼拘俗的人并不值得称道。”

　　“好！”

　　秦孝公再次击节赞叹，他果断拍板，公孙鞅走马上任，履行左庶长的职责，主持制定新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