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三时期”路线与 “美国例外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各国国情的不同要求共产主义运动不应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各国共产党人只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才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顺利发展。然而，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走上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共产党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只是他们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20年代末，美共领导人杰伊·洛夫斯顿曾向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及其权威提出了挑战，而这一挑战的结果最终决定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未来的发展模式：不能根据美国国情来制定方针政策，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只能继续按照莫斯科所限定的框架来从事美国的革命运动。

　　这一事件主要是由当时美共总书记洛夫斯顿（1927年卢森堡逝世后成为美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反对共产国际“六大”制定的“第三时期”极左路线引起的。随着1923年秋后德国等欧洲国家革命运动的迅速失败，共产国际在1925年初对国际形势作了重新估计，认为资本主义进入暂时的稳定期，国际上处于革命的低潮时期，因此决定将工作重点再次转移到积蓄革命力量上。然而，这种正确的分析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927年底开始，共产国际的路线又一次向“左”倾斜。1927年8月，斯大林改变了此前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他认为，2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即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走向成熟。在同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资本主义稳定期结束的理论，指出欧洲正在进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对此，当时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尼古拉·布哈林提出了不同意见。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仍处于局部稳定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处在积蓄力量当中，目前尚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但是，在1928年7月至9月的共产国际第6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这次大会上，根据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制定了全面“左转”的策略方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和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要求各国共产党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展开决战”。为此，共产党人应坚决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改良工会的斗争，将过去“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转移到建立“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上来，在工人运动中贯彻“阶级反对阶级”的方针。

　　对于斯大林的有关分析和共产国际“六大”制定的新路线，时任美共总书记的杰伊·洛夫斯顿提出了不同看法。洛夫斯顿认为，就美国国内而言，虽然从1927年中到1928年中出现了经济衰退，但美国资本主义仍有“资源和力量阻止这场危机”，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而且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未严重下降，工人群众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未激进化。因此，洛夫斯顿反对提出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他的这种观点在1928年5月28日美共中央执委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该决议称：“目前欧洲和美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如果不加思考地把针对欧洲那些大的群众性政党的策略机械地搬用到不同条件的美国，是错误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别处的资本主义不同，仍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这就是通常被认为的洛夫斯顿所宣传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其中心论点是，美国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不应把根据欧洲情况制定的政策机械地运用到美国。

　　共产国际“六大”后，洛夫斯顿仍拒绝接受“第三时期”路线。由于1928年后半期美国经济的回升，洛夫斯顿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暂时摆脱了萧条”，经济危机的爆发将会延缓。尽管当时美共党内的威廉·福斯特和美共刊物《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编辑亚历山大·毕特尔曼（Alexander Bittelman）等少数领导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处于上升的结束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洛夫斯顿对当时美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到了党内大部分人的赞同。在1928年12月召开的美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洛夫斯顿的意见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以28∶7票获得通过。在随后于1929年3月初召开的美共第9次代表大会上，洛夫斯顿派在新选举的政治委员会和书记处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在政治委员会的14名委员中，支持洛夫斯顿的委员占了10人。书记处则由福斯特和两名洛夫斯顿的支持者本杰明·吉特劳及马克斯·贝达特（Max Bedacht）组成。在这次大会上，还决定成立一个以洛夫斯顿为首的十人代表团，立即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协商解决双方主要争议的问题。会后不久，福斯特等人也应共产国际的要求前往莫斯科。

　　2.挑战的失败

　　抵达莫斯科后，美共两派领导人都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在1929年5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美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斯大林首先批评了洛夫斯顿坚持的“美国例外论”。他说：“忽视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是错误的……但是根据这些特殊性来指导共产党的活动是更加错误的，共产党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特征作为行动的基础，后者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有特征……特殊性只是普遍性的一个补充。两派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而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体基本特征”。在斯大林看来，洛夫斯顿过高估计了美国的经济力量和抵御危机的能力。

　　然后，斯大林还特别批评美共党内两派——洛夫斯顿多数派和福斯特少数派——搞“无原则的宗派斗争”和对共产国际缺乏“忠诚”。他指责美共两派尤其是洛夫斯顿多数派不是“依据信任原则”，而是依据“堕落的外交方式和外交阴谋”来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纠正两派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提出了包括谴责多数派领导人的行为、结束宗派斗争和重组书记处，以及将洛夫斯顿和福斯特派的毕特尔曼调往共产国际工作等解决方案。

　　但是，洛夫斯顿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意见。他在5月9日的美国委员会会议上称，如果斯大林的建议被接受，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就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毁灭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这将使过去反对派的宗派主义合法化，并鼓励宗派斗争在将来的继续发展”。这一表态急剧改变了美国委员会的气氛，它被认为是美共党内多数派意图反对共产国际。

　　针对多数派的这一行为，共产国际于5月12日拟订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全体美国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草案，进一步谴责洛夫斯顿，将他称为“美国例外论”最典型的代表，并指责他“误导无产阶级党员”。同时，共产国际再次提出类似斯大林5月6日方案的处理意见：立即通过开除方式解散美共党内所有宗派，暂停洛夫斯顿等人在党内的工作，重组和扩大书记处等等。但在第二天的美国委员会会议上，洛夫斯顿仍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他宣称，停止他在党内的工作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应由美共全体党员决定的事。他的这一表态被当作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宗派主义态度”，而不再是美共党内两派斗争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会后，洛夫斯顿等人还向自己一派的罗伯特·米诺尔（Robert Minor，当时任美共代理总书记）和杰克·斯塔彻（Jack Stachel，当时任美共组织书记）发去一封电报，称如果他们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的斗争失败，米诺尔等人就立即接管美共及其附属机构的资金和财产。这封电报无疑是在向共产国际宣战，公开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

　　斯大林获悉这封电报内容后，完全被激怒了。当洛夫斯顿等人在5月14日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再次以美共名义表示拒绝接受公开信草案后，斯大林发出了最后通牒。他特别强调说，洛夫斯顿能够在美共党内拥有绝大多数支持者，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仍将你（洛夫斯顿）看作是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者”和“朋友”。而如果洛夫斯顿违背共产国际的决定，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会在美国共产党中“完全陷于孤立”。斯大林还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意志，而不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定。

　　斯大林的严厉警告立即产生了效果，美国代表除洛夫斯顿、本杰明·吉特劳等少数几人外，都屈从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同时，美共党内洛夫斯顿的支持者们也纷纷倒戈。美共中央执委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莫斯科的洛夫斯顿、吉特劳等美国代表停止所有反对共产国际的行动。5月20日的《工人日报》转载了两天前《真理报》（Pravda）发表的有关共产国际反对洛夫斯顿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美国共产党的公开信》，使所有美国共产党员了解到共产国际的意见。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5月24日，洛夫斯顿派的马克斯·贝达特等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国际决定的意图。

　　然而，洛夫斯顿却仍坚持己见。虽然他在美共的刊物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谴责了自己的宗派行为，并表示同意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却重申保留个人意见。由于洛夫斯顿拒不悔改的行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美共政治委员会（Political Committee）于6月作出决定，将他开除出党。随后，洛夫斯顿及其支持者组织了“共产党（多数派）”［Communist Party（Majority Group）］。这个组织先后改名为“美国共产党（反对派）”［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A. （Opposition）］和美国独立劳工同盟（Independent Labor League of America），1940年解散。

　　洛夫斯顿被开除后，美共中央执委员会设立了由罗伯特·米诺尔、马克斯·贝达特、威廉·温斯顿和威廉·福斯特四人组成的书记处，贝达特任代理书记。1930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此前任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的厄尔·白劳德取代贝达特担任美共书记职务。此后15年中，白劳德成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

　　洛夫斯顿挑战共产国际权威的失败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此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虽然共产国际的开除政策结束了此前美共内部激烈的宗派斗争，并避免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内耗情况的再次出现，但通过这一事件，美国共产党基本丧失了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和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权，成为服从共产国际意志和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工具。此后十多年中，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再未偏离莫斯科所安排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