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传统评论家在讨论文学作品时，一贯采取知人论世的观点。这种传统要求读者在接触作品时应结合作者的身世、人品、境遇等知识，更好地推断作者本来的意图，了解作者的风格。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自古以来，文学讲究言志、缘情，既然文学作品起于心，发于言，要深入了解作品，似乎应先了解其作者。近人王国维也曾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他认为从作者的生平、境遇可了解作者的性格特点及创作目的，由此又可逆推作品中所体现的意旨，通过这样的方法，读者总是可以理解作品的。在此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在研读古人著作时总是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兴趣。

　　新批评以前的西方文学理论对作者也是十分关注的，主观批评、心理批评、美学批评等批评方法都将视线放在作者身上。但是，就在评论家们过度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以及忙于从作品中挖掘作者的真实身份时，俄国形式主义高呼“文学性”的回归，接着，美国“新批评”学派将读者的眼光拉进文本本身，再后来，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更是向世人宣告“作者已死”。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其身份便从创作者转变成读者，他本人对作品的理解不足以影响其他读者、评论者对作品的理解。事实上，作品在完成以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文本，每个人都可能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是，从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观念对文学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是有不少学者试图从作者刘勰的身世、学术渊源等方面破解《文心雕龙》。由于年代久远，作者的心思遥不可测，甚至连刘勰的历史身份都模糊不定，《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们只能从渺茫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到一丝作者的信息。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阅读和理解找到来自作者的支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得不重建作者的身份。

　　###第一节 通变：经(古)典主义者刘勰

　　英语世界关注刘勰思想渊源的学者大多把刘勰称为经(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这一词最早是指17世纪在欧洲，特别是法国逐渐形成并流行起来的文艺思潮，奉行者因为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故被称为“古典主义”。一些《文心雕龙》研究者把刘勰称为“古典主义者”，主要是因为“宗经”思想在《文心雕龙》全书中贯穿始终。不论是文体的沿袭，还是创作形式的规范，刘勰都归结到经典之上 。《序志》篇中提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由此看来，刘勰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追随上古经典，不愧为“古典主义”的典范。

　　但是，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在指出刘勰的“古典主义”的同时，也认识到他在文学思想上的创新和求变。早在1953年，施友忠就在一篇题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的论文中阐释了刘勰“古典主义”的特殊性。施友忠指出，由于刘勰尊崇“自然之道”，认为真情实感是文章之本源，因此他在追溯经典的同时，又倾心于自发的情感，并非一味复古。我们看到，不论在《辨骚》、《通变》还是《时序》中，刘勰都流露出对文学形式发展观的认可。刘勰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同时，他又声明各种变化“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可见，他宗经的目的是借复古而革新。他又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可见文学创作要与世推移，结合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施友忠认为，刘勰这种发展的文学观和复古主义并不相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下篇中更是毫无保留地将笔墨放在“文”上，尽管他不时表现出“尊经”的态度，总的来说，却是将口惠献给了经典，而将真心留给文学的本质。

　　另一位学者纪秋郎沿袭了施友忠关于刘勰二元思想的论点，再次提出刘勰的古典主义不是复古主义，而是在古旧中出新、传统中求变的改良古典主义。纪秋郎在论文《古典主义者刘勰及其通变观》（“Liu Hsieh As a Classiscist and His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Change”）中简要介绍了刘勰的生平，关于其身世记载只寥寥数言，虽然看不出刘勰学术思想的缘起，却道出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背景。结合当时的世情和《文心雕龙》的内容，读者可以推测刘勰的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并带有崇佛的倾向。六朝时期，儒家思想式微，学术氛围较为自由，为中国文学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时文人对美的追求催生了众多艺术精品，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美学基础。然而，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同时又产生了追新、猎奇的不良文风，而这恰为刘勰所鄙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勰的《文心雕龙》横空出世，既有回归经典之倡导呼号，又有救治时弊之良苦用心。刘勰的古典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推崇上。在刘勰的眼里，儒家经典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典范，而当时追求新奇的文学创作之风则值得怀疑。正如纪秋郎所指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新”、“奇”等词，往往带有偏离正统、矫揉造作等贬义，且常与“正”、“雅”等词相对。风雅之兴，关键在于“志思蓄愤”，故真情实感必不可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因此，刘勰提出的“文心”，正是对当时浮夸矫情的文风开出的一剂良药。

　　同时，纪秋郎对刘勰的创作形式提出了一些疑问：刘勰这样一个崇尚经典的古典主义者，为什么在创作时却会使用当时流行的骈文形式呢？这两者之间似乎有一定的矛盾。纪秋郎指出，刘勰本人首先是一个艺术家，对美有着强烈的意识，或许他无法为求真而放弃对美的追求，但也不能容忍为美而丧失真理。刘勰的这种矛盾心理在《文心雕龙》前五篇中均可见端倪。比如《原道》中的道，不仅强调自然之本质，还强调“道之文”，实为真与美的融合。尽管刘勰口中的圣人通常是孔子，“经”也多为儒家经典，但他所征的“圣”和宗的“经”又不能完全概括为儒家的内容。尽管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救弊的良方，但他并非要以文载道。刘勰所倡导的变革始终是由审美动因所推动的。因此，纪秋郎认为，不应该把刘勰和重申“文以载道”的古文派倡导人韩愈相提并论。

　　此外，纪秋郎认为《正纬》和《辨骚》对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至关重要。《正纬》篇虽辨明“纬”之“伪”，却提出其“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也就是说，“纬”虽非经典，但事丰辞腴，极富想象力，也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此看来，经典并不是文学创作唯一遵从的典范。《辨骚》一篇更表明刘勰不是一个彻底的古典主义者。纪氏注意到，《文心雕龙》中常带贬义的“奇”到了《辨骚》里却成了屈原的优点。《辨骚》第一句就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突出《离骚》之奇丽。该篇一一剥析《离骚》有悖经典之处，但这仍不妨碍作者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称其为“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所谓“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从刘勰对纬书和《离骚》的态度，纪氏得出结论：“说刘勰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盲目守旧、不思创新的复古主义者，也不等于说刘勰想借文学为承载儒家哲学思想的工具……作为当时优秀文人的代表，刘勰钟情于美文；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又恪守中庸之道：他所驳斥的是过度的修辞，而不是修辞本身。”该文后半部分专门讨论刘勰的通变观，由此更进一步说明刘勰作为“古典主义者”所持的二元的、历史的观点。

　　“古典主义”一词，实出于欧洲，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内涵，和西方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施友忠和纪秋郎都试图借用这个西方文论的术语来阐述刘勰的宗经思想，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二者都注意到刘勰的宗经思想与“古典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契合，认为用classicism一词可以概括刘勰思想的一些特点。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翻译和跨语言文化文学批评中必然遇到某些障碍。施友忠和纪秋郎的论文都采用了英语，而且文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拼音式的新造词和汉字，这说明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精通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们的目标读者应该比这个范围更广，比如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批评理论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等。因此，如果完全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话语来阐释，会产生语言上的隔阂，可能在英语读者群中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史中本来就缺乏定义明确、逻辑清晰的话语，如果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困难就更大。因此，二者都试图用英语文化中早已被接受的概念来阐释传统中国文化中刘勰的思想。这有如佛教思想初传中国时翻译者采用“格义”的方式，借助儒家、道家学说来传播佛教思想。尽管这种介绍会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对等而产生一些事实的偏离，但在向海外推介刘勰及《文心雕龙》思想的初期是有一定效果的。

　　当然，有些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挪借方式的弊处，认为用古典主义（classicism）一词来概述刘勰的创作思想是有问题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古典主义”本身是一个源自欧洲的概念，尽管和刘勰的宗经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但不论从时代、地域还是传统根源来说，都并不能覆盖刘勰创作思想的全部。捷克汉学家欧德瑞奇·克拉尔教授（Oldich Krl）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多数研究者在把刘勰称为“古典主义者”时，理解是相当狭隘的，以为古典主义就是向传统靠拢，而传统毋宁说就是“经”。克拉尔教授指出，要正确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首先要理解classicism的种种内涵，比如它可以是一种“受经典文化结构典范启发的整体，它承认经典的伦理、审美价值标准是可行的方法，能使过度生长的文化所产生的剩余或丢失得到简化，以达到自然的简约、精练和实用，最终通过所有这些达到新的文化和平与和谐，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建立文学新秩序”。从《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刘勰的宗经思想确实与“古典主义”多有重合之处。古典主义不仅仅是对经典的推崇和重复，刘勰关于文学的设想其实也十分开放。从刘勰对文体、文类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概念涵盖了当时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他的目的不过是重建文学的和谐秩序，还文学以真实、自然的本来面目。因此，克拉尔认为，刘勰的基本审美观是古典主义的，然而他的古典主义中留下了许多变化的空间。他一方面强调传统秩序及延续性，另一方面又突出创新与变化的趋势。因此，刘勰的“古典主义”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试图在理想的、经典的基础上与求变求新的观念达成动态的平衡——这正是理解刘勰的“古典主义”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文心雕龙》各章的分析，克拉尔重新认识了刘勰的“通”“变”观念。他认为，“变”是从个人通过创作行为对总体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这个层面上来看的，其结果是文学的创新。而“通”表现了文学整体基本特质的延续，比如保持文学的自然秩序，特别情况下，可以包含或贯穿于“变”之中。“通变”中“变”是核心，“通”只是附属于“变”的概念。刘勰所表现的古典主义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另一种体现，他希望文学能稳定地发展，遵从一定秩序，在“天人之道”中得到巩固；同时，他又小心地游走于边界之间，为自己的论述留有一定的空间。

　　克拉尔的这番论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应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不但厘清了“古典主义”一词的含义，同时使读者对刘勰的宗经思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他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启示：在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要正确对待“拿来主义”，既要吸收富有生命力的外来思想，又要坚持自身文化特色。只有合理地使用他者的话语，才能使本土话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

　　第二节 还原——史料记载中的刘勰

　　在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刘勰的身世十分感兴趣。然而，刘勰的身世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这更激发了学者挖掘刘勰身世的好奇心。英语研究当中，同样有人认为还原刘勰的历史面貌对研究《文心雕龙》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布斯（Donald Gibbs）就曾专门对刘勰的身世进行讨论。

　　吉布斯认为，尽管历史上关于刘勰身世的记载少得可怜，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推论，还是有可能为刘勰画出一副较为完整的肖像。吉布斯在华盛顿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就曾在其论文的第九章中对刘勰的身世进行过讨论，后来论文发表于《华裔学报》上。这篇论文大量借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许多数据和推测都来自中国学者，杨明照、王利器、郭晋稀等学者关于刘勰身世及《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论文都是他的重要依据。他本人在注释中毫不掩饰地说：“该论文主要以杨明照先生的研究为基础。”。尽管他的考证对传统中国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太大超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的不同思维方式。

　　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吉布斯最感兴趣的也是刘勰的生辰、《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背景等内容。首先，吉布斯对刘勰的生辰年龄进行了推算。刘勰的身世之所以迷惑不清，主要是因为《梁书》等史籍中的记载太过简单，又把种种事实随意相连，让一些研究者误认为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吉布斯以为，如果把记载不仅看成一连串有因果关系的事实，而是看成有一定时间顺序的记载，一些疑团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他把《梁书·刘勰传》中简述刘勰身世的事实一一陈列出来，认为刘勰入寺依僧佑时至少超过15岁，甚至可以假设他已经20岁左右，这恰好使他错过成婚的最佳年龄。因此，《梁书》上才会记载他“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通过假设和推算，吉布斯认为刘勰可能生于公元465年（宋明帝泰始元年）。尽管推算的依据不同，结论却和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序志》的注解中所推算的一样，或许是受到范文澜的影响。不过，吉布斯表示，刘勰入寺的时候也可能更年轻，而且他入寺的时间不一定正是僧佑弘法集经之时，其生辰很可能在某个范围内波动。

　　吉布斯对刘勰历任官职分别进行分析解释，试图从中找出一条关于《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以及刘勰心路历程的线索。刘勰一生和《文心雕龙》创作最相关的时期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刘勰寄居定林寺之时。尽管有些学者根据“皇齐”等字样判断《文心雕龙》可能成书于这个时期，吉布斯却认为书中衍文甚多，故“皇齐”不足以作为判断成书年代的有效证据。第二个阶段是齐末梁初，刘勰初任官职，但还未与昭明太子萧统有密切接触之时。一些学者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此时，主要的依据是后世所有典籍但凡记载《文心雕龙》的都说“梁刘勰”撰，这意味着该书应该是在梁以后才开始流传。由于该段时间刘勰也在30到40岁之间，符合“齿逾而立”的说法，因此吉布斯认为这个阶段是有可能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刘勰得到昭明太子赏识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刘勰和同是文学鉴赏家的萧统联系紧密，最有可能萌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思考，但这时刘勰应当已过而立之年，与《序志》所描述的内容不符。

　　吉布斯关于刘勰身世及《文心雕龙》成书年代所做的推测并不出中国学者传统的研究范围，无非是借助史料中的一点一滴，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推测。不过，和中国学者不同的是，吉布斯作为一个学者，对时间顺序特别关注。我们都知道，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表现在多个方面，时间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学者对时间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有的认为时间可以简单地三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有的认为从人们对时间概念的看法可以分为“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心理时间”等。如果从中西文化对待时间的态度来看，西方更关注的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即把时间看成客观的存在，并能通过物理的方法，如标量等来表现和计算。而东方则更注重“人文时间”，把时间看成和人文社会密切相关的概念，离开人文，则无从谈时间的起止。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被誉为最有历史感的国家，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这些历史记载中有大量史实是根据年代来编写的。但是，中国历史年代并非如西方那般有个统一的标准，一朝天子便有一朝的历法。也就是说，王朝的建立意味着一段新时间的开始，这个时间不是客观的、自然的，而是受政治变迁影响的。又比如我们常以“沧海桑田”来比喻年代的久远，在这个比喻中，时间的长短不是以数字化的计算为标准，而是强调世事的变化，“变”就是时间的标准。也许正是因为中西时间观念的不同，中西语言中对时间的表现也不相同。比如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中不但有明确的时间词，还通过动词时态的不同来表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一旦时态弄错，表述的顺序就会混乱。汉语中的动词则没有时态的变化，完全依赖表示时间的虚词来建立事件之间的顺序，有时甚至连时间词都不出现，仅以句子、段落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来暗示时间的先后。正因为如此，刘勰传中所述及的事件才会带给研究者种种迷惑。吉布斯以西方的时间观念来看待中国史书上的记载，试图建立一个清晰的时间坐标，最准确地还原历史中的刘勰。但是，这种方法是否有效，《梁书·刘勰传》中所述及的事实是否能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这还需要研究者对文本进行更细致的推敲，以及运用相关出土文物、同时代其他文本记载等史料以考据钩沉。

　　第三节 改造——现实主义者刘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在国内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一些学者开始着手《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随着《文心雕龙》译注的发展，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数据表明，1950-1964年期间，《文心雕龙》单篇论文共发表180多篇，其中前10年约有30篇，而后5年多达150篇。由于受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一时期许多论文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研究基础，得出的结论有时较为生硬。在这些论文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怀有特殊的热情，试图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现代文论的标准去评价刘勰的思想和创作。当时国内学者对刘勰的阶级属性有着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刘勰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佣，《文心雕龙》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评价无异于封杀《文心雕龙》的“禁令”。面对这种责难，另一些钟爱中国古典文学及文论的研究者奋起反击，试图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为刘勰和《文心雕龙》辩护。他们往往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认为刘勰根据儒家进步的文艺思想建立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反对齐梁时期的形式主义等，将刘勰打上“唯物辩证”、“现实主义”等印记。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语论文也有这样的趋势。

　　刘绶松便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接近现实主义的文论。他在英文期刊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上发表了“Liu Xie on Writing”（刘勰论写作）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刘绶松认为，一个杰出的文论家总是以现有的创作和理论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只有对文学史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抓住文学发展的总体规律，在刘绶松看来，刘勰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文论家。他认为，刘勰用科学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以往的文学创作和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发展和后人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刘勰细致分析了早期的文学创作后，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创作与时代的关系等。尽管没有明说，在刘绶松看来，这些问题的提出，都说明刘勰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态度。正因为如此，“《文心雕龙》是刘勰反对当时不健康的潮流（当时所推崇的颓废文风与唯美形式）的武器”。

　　刘绶松指出，刘勰坚持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有利于人民，文学艺术的首要目标是让人得到发展与进步，可见，刘勰对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刘勰认为文学创作要以真情为基础，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其次，《文心雕龙》对不同的文学风格十分重视，而且很关心文学演变问题。例如在《体性》、《风骨》等篇中，刘勰均提出作者风格是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文辞论调，是意识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此外，刘勰多次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语言之美主要在于清晰、简约，应避免对语言之新、奇的过度追求，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刘勰对文学创作中“夸张”手法的应用也有着独到看法。夸张虽然对触动读者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一旦离开现实，夸张只能是虚妄。刘勰的观点表现出夸张的必要性，同时说明了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中的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有这些观点，都有意把刘勰和19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所流行的意识形态捆绑到一起。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realism）一词本来强调的是对现实事物的忠实模仿，早期在中国被译为“写实主义”，这和其本意大致相当。19世纪50年代，该词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话语范畴。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为“现实主义”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仍然是对写实的强调，但是，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家的创作必须放在社会生活的整体背景中，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性格等揭示社会历史的特征，而典型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具体说，也就是具有阶级性的。30年代，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中使用了“现实主义”的译法，“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模仿”之外，更强调该方法的历史社会功用。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认为现实主义能够反映历史的客观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后来，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均对“现实主义”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强调现实主义与现实斗争的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现实主义”一词逐渐进入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话语。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刘绶松等古典文学研究者也举起现实主义的旗帜，试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对旧有的古典文论进行新的阐释。要想让古典文论被大众所接受，为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重新阐释《文心雕龙》，赋予它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立场。不难看出，刘绶松所提出的几点问题从不同方面使刘勰向现实主义者靠拢，有时和刘勰的原意并不十分相符。首先，刘绶松认为《文心雕龙》是“有利于人民的”，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十分流行的话语，大众对这样的评价也最能认可。事实上，尽管刘勰认为诗能怡情养性，有助于人的发展，但刘绶松所举的例子只能说明刘勰主张作文要有真性情。总的来说，《文心雕龙》所涉及的内容对提高全民文学素养有一定意义，但与其说《文心雕龙》是写给“人民”的，倒不如说是写给诗人与士人的。当然，这种说法放在20世纪70年代无疑对《文心雕龙》的传播不利。其次，刘绶松强调，从刘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文风因人而异，在思想内容与外在艺术形式共同作用下产生变化。这一点，似乎是想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关系来说明刘勰的辩证思维。第三，由于刘勰认为文体总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刘绶松特别强调刘勰的思想有较强的历史感，似乎要给刘勰加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第四，刘绶松指出，刘勰对语言的重视，正是对文学创作的客观载体十分重视，这和传统文论中过度强调心性以及语言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并不相同。从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刘绶松有意无意地展现刘勰文论中唯物的、现实主义的成分。最后，关于《夸饰》一篇，刘绶松指出刘勰推崇的“夸张”总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且总要服务于中心内容。这显然是为了凸显刘勰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主张。《夸饰》这一篇虽然在《文心雕龙》中有着一定的地位，所表达的内容却算不上刘勰的核心思想。刘绶松之所以对这一篇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篇和当时马恩文艺理论的思潮相吻合。

　　总的来说，刘绶松所刻画的刘勰，是一个大体上符合马恩文艺理论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关心人民，注重实际，用朴素的儒学思想来引导《文心雕龙》的创作，从而为后世的学者文人的创作实践作出指导。仔细一分析，这样的刘勰不像两千年前的文人，倒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不过，这样的改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意义，如果不将刘勰“改造”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文论家，刘勰的思想怎么可能被更多人所了解？《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又怎么可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呢?

　　施友忠、吉布斯、刘绶松等以不同的方法各自对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尽管侧重点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使读者和一千多年前的作者更靠近，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他在《文心雕龙》等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种确认刘勰身份的研究之外，还有些学者从别的角度来看待刘勰的身份，比如邵耀成（Paul Yougshing Shao）的博士论文《文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刘勰》（“Liu Hsieh as Literary Theorist, Critic and Rhetorician”）就把刘勰看成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他对刘勰身份的界定，事实上也是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