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心雕龙》自问世以来，并非一直受到关注。它真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明显影响，是从明代开始。明杨慎持五管点五色文，梅庆生标音集注，王惟俭训故出新，徐火勃、朱郁仪精校正义，然后清人黄叔琳集前人之功，纪昀点评原书斟酌旧注，这才逐渐开“龙学”之先风。

　　相比之下，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起步较晚。也许是因为《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现，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才渐渐增多，或专论《文心雕龙》，或为专题论文集，或散落在其他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总论或专论中。尽管研究资料还不是特别多，但和其他文论作品相比，已经很可观了，可以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参考。

　　第一节 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专著

　　一、杜克义（Ferenc Tkei）的《文心雕龙》研究

　　较早专论《文心雕龙》的作品有杜克义的《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杜克义是匈牙利籍著名汉学家，作为匈牙利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也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

　　杜克义的研究作品大多以匈牙利文、德文、法文写成，这本有关刘勰文类理论的作品虽然在布达佩斯出版，却是以英文写作。其实在此之前，杜克义早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文类有所关注。他曾经写过《中国挽歌的起源》一书，讨论中国挽歌的特征，并认为中国挽歌（如《离骚》）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而非偶然现象。在《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一书中，杜克义关注的是中国诗歌类型特征的发展形成。杜克义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由于他十分信奉社会决定论，本书第一、二部分都是讨论文类理论的社会背景，直到第三部分才真正切入《文心雕龙》正题。

　　杜克义首先介绍刘勰所处的历史背景，然后从“文”与“笔”的讨论入手，逐渐深入到《文心雕龙》文体理论的问题。六朝时期的文笔之分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心雕龙·总术》）；一说有文采为文，无文采为笔；或者兼二说而用之。各家之说，至少都承认文笔之分。而杜克义在看到刘勰对狭义文笔含义有所区别的同时，却提出一个问题，即刘勰眼中的文与笔到底是否为一组对立的概念。经过分析，杜克义得出一个结论，即刘勰区分文笔并非流于有韵无韵的形式问题，而是认为“文”可为诗文创作的方式，“笔”则用于解释美文、形式艺术等概念。从文笔之分的纠缠中跳出来，固然有些新意，但是刘勰的“文”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杜克义自己也说，刘勰用“文”一词总是让翻译者大伤脑筋。而且，刘勰在后文中讨论具体文类时，又不得不遵从文笔之分，这使得本就复杂的“文”更加模糊不清。显然，“文”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第一章有意延伸“文”的含义，后文中“文”又经常特有所指，除了文、笔，还有文、言并置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当刘勰说“文笔”时，是遵循六朝时人常用的范畴，此时所用的“文”为狭义的文，此意甚明。《文心雕龙》上篇自《明诗》迄《谐隐》止，俱含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则为无韵之笔。其“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文心雕龙·序志》），可以为证。

　　杜克义很关注诗的类型，首先讨论的是我们常说的论文叙笔之“论文”部分。在他看来，《杂文》为文笔相杂，《谐隐》介于文笔之间，所以他认定“文”的范围是从《辨骚》到《哀吊》。杜克义认为，从文类史和文类理论的铺排来看，刘勰是个经典主义者，但并非因循守旧，相反，他非常在意文类之“变”，因此将“取镕经意”而“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篇列于文类之首。刘勰对《离骚》的另眼相看还表现在对屈原作品二重性的揭示上。《辨骚》中处处强调屈原依经立意的地方，同时又不忘指出其异乎经典之处。刘勰将骚、诗、赋三体分篇而立，可是在《明诗》、《诠赋》中分别都提到了屈原楚辞。这使得杜克义对三者的关系有些困惑，乃至提出骚与赋谁先谁后及孰广孰狭的问题。显然，他对中国诗与赋这两种文体的联系和区别并不十分了解。另外，他又把《乐府》排除在严格划分的“文”之外，大概认为乐府为乐，似乎不该在文之列。实际上，中国古代诗、歌（乐）难分。《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乐记》又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论诗文，乐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乐府最初虽为采摭民乐所成，后来不少文人也参与创作，如曹植、陆机皆有所创，有被乐者有不被乐者。而刘勰在《乐府》中明说“故知诗为乐心……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可见刘勰巧妙地将诗文驾于乐之上，谈乐府，关键还是在“乐心”也即“诗”上。杜克义此举，似嫌画蛇添足。不过有一点倒值得我们注意，毕竟刘勰将乐府另立篇章，而不是放在诗歌总类之下，这说明他确实强调乐府和一般诗歌的不同。由于《辨骚》为文体论的第一篇，杜克义得出一个结论：刘勰对作为挽歌之滥觞的屈原作品的形成十分关注，而且这一迹象也将影响到整个文类理论。笔者不知道从前面的事实如何能一下跳到这个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杜克义仍然沉浸在《中国挽歌的形成》一文的余影中。之后，杜克义对“笔”各篇也作了简单介绍，并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其中有些值得我们借鉴。另外，杜克义认为萧统《文选》中对文类的划分和看法明显受到刘勰影响，但是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他又举出《通变》一篇，认为是刘勰文类理论的关键。《文心雕龙》理论中，“变”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惜杜克义在此并没有进一步论述。

　　总的来说，西方研究者的不同视野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克义这本《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有其特别的价值。在他看来，文类并非附属于《文心雕龙》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中心问题。只有在文类区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不同个体或作品之间的联系， 因此如果不谈文类，就根本不可能讨论任何艺术本质，不可能评价诗歌或其他艺术作品的价值。杜克义认为，此书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文类划分的标准，还有文类划分的过程。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文论，文类研究确实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杜克义这本研究文类的作品虽然语言不是很流畅，结构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其独特的文类研究视点却使之成为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一枝独秀。

　　二、刘若愚的《文心雕龙》研究

　　英语世界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人对刘若愚的名字必然不陌生。刘若愚是美国著名华裔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比较诗学。他虽出生于北京，所受教育大抵都在西方。他曾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香港新亚书院、美国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1967年后一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诗学》(1962)、 《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 《北宋六人词家》(1974)、 《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语言·悖论·诗学》(1988)等英文专著。他的著作以融合中西诗学为目的，走的是用西方诗学框架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道路。尽管这种以西释中的比较方法的可行性最后受到不少汉学家质疑，但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仍有重大影响。在他的不少研究中，《文心雕龙》都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理论文本而出现。他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剖析《文心雕龙》的方法，对国内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若愚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其《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在此书中，他试图将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细分。比如他认为应该区分“关于文学的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ies）这两个看起来很相似的概念，前者主要关注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功用，后者则讨论文学的个别问题，如形式、文体、风格、技巧等。根据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讨论的艺术创作四要素理论，刘若愚认为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四要素为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艾布拉姆斯将艺术理论分为“模仿的”(mimetic)、“实用的”(pragmatic)、“表现的”(expressive)和“客观的”(objective)四种，刘若愚则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并不相同，因此他提出自己的六分法，把文学理论分成形而上的（Metaphysical）、决定型的（Deterministic）、表现型的（Expressive）、技巧型的（Technical）、审美型的（Aesthetic）和实用型的（Pragmatic）理论，而 《文心雕龙》则被看成形而上理论最有力的表现。

　　刘若愚所谓的形而上理论，是指那些认定文学概念为普遍原则之体现的理论，这个普遍原则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常常表现为“道”。他认为这类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中虽不是最早产生，影响也不是最大，但和西方文学理论却最具可比性。在刘若愚看来，《文心雕龙》是中国形而上文学理论发展到完善阶段的代表作。刘勰是个了不起的综合高手，不断在各种理论形式间变换角色，《文心雕龙》不仅包容“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包括“文学理论”，而且《原道》一篇统领全局，决定了其形而上理论的性质。为了说明《文心雕龙》的这一性质，刘若愚对第一章《原道》作了详细的解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英文翻译。他所希望说明的，不外乎“文”这一概念的形而上特征。刘勰在《原道》中为“文”追溯根源，从天地自然之文到人之文，从外在表现之文到“道”之文，显然将“文”看作一种普适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刘若愚认为刘勰在《原道》一篇中将世界（道）、作者（圣人）、作品织构成一种互相交错的关系，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形成相当缜密的结构。通过这一结构，刘勰将“文”的种种概念综合在一起，使“文”既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普遍原则，又是雕琢语言的必要外在形式，抽象之文心与具体之雕琢被完美地结合起来。

　　不过，用形而上的理论来笼统概括《文心雕龙》并非十分恰当，刘若愚本人也承认《文心雕龙》时有不同的侧重点，表现出其他文学理论类型的特征。但是，刘若愚坚持认为其他实用的、表现的理论都是附属于这一形而上的概念的，因此《文心雕龙》的理论还是可以被看作形而上的理论。刘若愚引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新概念，为《文心雕龙》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试图以西方文论框架来套论中国文论的方式割裂了作品的有机结构。读者在看到《原道》篇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一个事实：《文心雕龙》五十篇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事实上，刘若愚对此也有所察觉，他意识到自己所列的六类理论并不完整，而且也很难分割，所以他在分别对四种理论进行讨论后，另辟一章，专门讨论各类理论的互动和交融。在这一章中，他特别强调刘勰是个了不起的综合家，各种理论的应用在《文心雕龙》都有所体现，但是，他仍然认为其他理论都与形而上的性质有所关联。在文中，刘若愚分析了刘勰如何运用“文”将“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理论贯穿在一起.。但是，他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承认刘勰各种理论的“相互矛盾”。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文心雕龙》理论无法套在四要素的框架中，就认为其各部分本来是矛盾的。批评家在写一部文论作品时，既可以侧重于创作的某一方面，又可以将创作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起来，这之间的互动与综合本来是正常的表现。形而上也好，表现也好，实用也好，并不能作为泾渭分明的标签。不过，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指出了创作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因素，对我们看清楚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者的倾向确实有帮助。后来一位美国学者的博士论文同样以四要素来研究《文心雕龙》，后文中会详述。

　　刘若愚在其他著作中也常提到《文心雕龙》。比如他另一部讨论中国诗歌的表现方式和重要观念的力作《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就谈到刘勰的文学观。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大致可以分为“道德说教型”（didactic view）和“个人表现型”(individualist view)。前者主要“言志”，后者主要“缘情”。刘勰的文学观则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比如《明诗》中，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似为说教；可是接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转过来就把“志”转向自然之“情”，显然是在试图协调二者。此书对《文心雕龙》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心雕龙》也有帮助，但受益之余，我还是想提出一点问题：这种黑白分明的概念式划分方法到底是否适用于素以“模糊”著称的中国文学理论呢？应当承认，借用西方理论不但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对中国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方法一不留神，也许会给国外的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误解，甚至无意中抹杀中国文学理论原来独有的特征。

　　三、蔡宗齐的《文心雕龙》研究

　　蔡宗齐是一位对《文心雕龙》很用心的研究者。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教授，他在比较诗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很有建树。蔡先生的著作中，《文心雕龙》研究占了不少分量，在海外《文心雕龙》研究者中颇有影响。

　　提到蔡宗齐，首先不得不提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一书。此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因为收录的所有论文均和《文心雕龙》研究有关，故放在专著这一章来讨论。早在1997年，蔡宗齐就对《文心雕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伊利诺伊大学在其东亚及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文理学院的资助下举办了一次《文心雕龙》国际会议，对西方《文心雕龙》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会上不少汉学家发表了见解。会后，蔡宗齐提出，《文心雕龙》在亚洲已成为显学，在西方却波澜方兴。自从施友忠翻译问世以来，逐渐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文心雕龙》研究，但专著还鲜见，很有必要填补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这个空白。因此，他将会议论文整理成书出版。本书共收录了10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批评传统”，主要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行阐释，包括孙康宜《刘勰的经典观念》（“Liu Xies Idea of Canonicity”）和蔡宗齐《批评体系的建立：〈文心雕龙〉及早期文本中的文学概念》（“The Making of a Critical System: Concepts of Literature”）；第二部分“理论基础”，以《文心雕龙》创作的理论源泉为主要话题，讨论了佛家与儒家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包括梅维恒（Victor H. Mair）《〈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Buddhism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Ornate Rhetoric”）和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王弼与刘勰〈文心雕龙〉：术语与概念，影响与联系》（“Wang Bi and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 Terms and Concepts, Influence and Affiliations”）；第三部分“创造过程”，对《文心雕龙》单篇作具体的分析，主要讨论了刘勰对文学创作与想象的看法，包括艾朗诺（Ronald Egan）《诗人，诗心和世界：再论〈文心雕龙〉的神思篇》（“Poet, Mind, and World: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hensi” Chapter of Wenxin diaolong”）和林顺夫《刘勰论想象》（“Liu Xie on Imagination”）；第四部分“修辞艺术”则涉及《文心雕龙》的结构、话语等，包括浦安迪（Andrew H. Plaks）《〈文心雕龙〉排比修辞之骨》（“The Bones of Parallel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宇文所安《刘勰与话语机器》（“Liu Xie and the Discourse Machine”）、李慧怡（Waiyee Li）《文心与雕龙之间：〈文心雕龙〉中的有序与过度》（“Between ‘literary Mind’ and‘Carving Dragons’: Order and Excess in Wenxin diaolong”）以及张少康《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概况》（“A Survey of Studies on Wenxin diaolong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of East Asia”）。最后这篇张少康教授的文章概述了中国及东亚地区《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成果及侧重点，放在这本西方《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中显得很有意思。将此文的概述与全书的构成两相比较，立时能看到中西《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叠与差异之处。《中国文心》一书所收的论文覆盖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方方面面，且均为名家对《文心雕龙》的审视，在西方汉学界有重要的影响。

　　蔡宗齐先生对《文心雕龙》的兴趣，早在他1996年的著作《抒情诗转变的母体：中国古代五言诗的模式和自我再现》（The Matrix of Lyric Transformation: Poetic Mode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Early Chinese Pentasyllabic Poetry）中就初见端倪。该书主要从汉乐府、汉古诗、曹植和阮籍等个例出发，讨论中国早期五言诗主题、形式等各个方面的转变和发展，是一部关于中国诗歌流变的专著。在此书中，蔡宗齐数次引用《文心雕龙》以说明古人对五言诗的看法，并探讨了刘勰和其他批评家对五言诗的崛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共有7处提到刘勰及其文学批评思想。

　　蔡宗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比较诗学》（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也对《文心雕龙》特别关注。此书中，他对中西诗学分别寻根溯源，随后进行宏微观比较，厘清了中西诗学的差异和共性。书中，蔡宗齐对刘若愚四分中国文论的方法表示不能完全认同。他指出，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诗学传统的发展与流变之上，是先有事实，后有理论，因此对西方文论而言等于量体裁衣，在西方文论界虽然也受到批评，仍然是主流理论。刘若愚将中国文论四分的方法虽然对我们很有启发，却忽略了中国文论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在以西方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文论时，难免出现不少牵强之处。蔡宗齐认为中国文论的划分应该根据中国传统文论本身的特点来进行，介绍中国文论时，他本人更倾向于在解释中国文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概括归类的方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文心雕龙》是继《尚书》宗教性的文学观、《左传》与《国语》人性的文学观和《毛诗序》说教的文学观后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集大成者。他从《文心雕龙》与“诗言志”观念的联系出发，认为刘勰创作的框架实际上仍然继承于传统，但是刘勰在创作过程中，重写了传统观念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的性质、起源、形成和功能等。通过对《原道》、《物色》、《知音》、《神思》等篇的分析，蔡宗齐发现，刘勰巧妙地将传统与有些背离传统的己见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后来的文人提供新传统。本书第二部分对中西文论进行微观的比较分析，作者再次对《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义给予特殊的关注。在第六章中，他将华兹华斯和刘勰相比较，论述中西文学理论中有关创造想象的问题。蔡宗齐认为，华兹华斯在西方最早将创作的重心放在作者上，其对作者的特别重视和刘勰颇有可比之处。在蔡宗齐的对比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位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作者对创造过程的看法确实十分接近，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中的，因此同中又有异。此外，在第七章中，蔡宗齐又把刘勰对文字的看法与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对汉字的看法相比较，认为二者都对汉字的字形有所重视。蔡宗齐把《文心雕龙》放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中来研究，拓宽了传统龙学研究的狭小视野；与西方文学观念的对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我国古代文论的源流和特征。

　　四、其他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英语专著

　　除以上所述的一些重要著作，其他不少论述中国诗文的著作中也多有提及《文心雕龙》之处，引用更是随处所见。以下择要说明。

　　宇文所安所著的《中国传统诗歌及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是一本介绍中国诗词艺术的专著。作者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不定的因素，其特色难以用确定的语言来形容、名状，故作者用随笔的形式在中西诗学之间跳跃转换，试图捕捉这种不确定性。在文中，《文心雕龙》多次作为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参考资料出现。第一章《世界的征兆：中国诗词的含义》里，宇文所安引用了《文心雕龙》的《原道》篇，阐述“文”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含义。他认为“文”是潜在秩序的外在表现，体现在“心”中。他又引用了《物色》、《知音》等章节来阐释中国诗歌中的感应理论、人称变化等。可以推测，宇文所安十分推重《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把刘勰的论点作为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文献。

　　孙筑瑾在《中诗探骊》（Pearl from the Dragons MouthEvocation of Scene and Feeling in Chinese Poetry）中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分成实用（Pragmatic）、重情(Affective)、审美(Aesthetic)和综合(Synthesis)四个阶段。在她看来，《文心雕龙》所处的时代正属于中国诗歌发展中的重情时代，其中对于“心”“物”关系及诗人与外界互动的看法明显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其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内省和自觉的时代有着重要意义。

　　吴伏生的《颓废诗——南朝和晚唐诗歌》（The Poetics of Decadence—Chinese Poet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Late Tang Periods）中，也借刘勰来解释南朝诗风变化的背景。吴伏生指出，中国早期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与道的分野是文衰落的表现，也就是后来的文人所说的“变”。儒家认为诗要“发乎情”，承认诗文起源的自发性，但同时又强调要“止乎礼义”，则此自发之情实有所约束。总的来说，诗必须真，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否则，“雕”只是“雕虫小技”，不足为道。道家则认为原始状态是最和谐、最健康的，因此“璞”不雕才最完美，自然也不会赞成对诗文的雕琢。而刘勰则将一贯带有贬义的“雕”字大写在正题，显然有为之正名的意思。大多数学者认为《原道》肯定反映了刘勰的尊儒思想，吴伏生却在其中发现了刘勰的矛盾之处。他认为，刘勰一边以天地万物之道来引出他所谓“文”的概念，从而证明文非外饰，“盖自然尔”，一边却用种种非自然的动词来形容达到自然之文顶峰的圣人文章，比如他使用的“斧藻群言”、“镕钧六经”、“雕琢情性”等，明显都带有人工修饰的意义。吴伏生提出，刘勰在《原道》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正说明了“文”与“质”之间的张力。确实，刘勰笔端欲写自然，但他所用的方式以及他所探讨的做法却常常是反自然的。此书中吴伏生对《文心雕龙》的探讨虽然着墨不多，却很有启发性。

　　顾明栋《中国阅读及书写理论：通向阐释学与开放诗学之路》（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试图从阐释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读写观念作系统的研究，以验证建立跨文化的开放诗学体系的可行性。此书中也不乏对《文心雕龙》的引用和阐述。比如，他引用《神思》篇来讨论言意关系；认为《体性》开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的说法可与胡塞尔“意向性对象”（intentional object）的说法遥相呼应；《知音》更使刘勰对“从读者返溯作者的意向”成为可能。总的来看，本书共有10处引用或提及《文心雕龙》。

　　另外，闵福德（John Minford）、刘绍铭（Joseph S. M. Lau）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部十分独特的文集。编者结合纵向的时间顺序和横向的文类顺序，收录了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第一章单独讨论汉以前的中国文字，主要收录海外汉学家关于文字、甲骨、金文、书法、文字符号等内容的论文。这部分的第一篇选择的是施友忠翻译的《文心雕龙·原道》的前半部分。由此可以看出，编者认为《原道》是讨论中国文字历史起源的重要篇章，故借《原道》来论汉字的起源和意义。该书第十五章为早期中国文论，编者以“文心雕龙”为章名，同时选录了黄兆杰翻译的《神思》篇，可见刘勰《文心雕龙》在编者心中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第二节 关于《文心雕龙》的学术论文

　　除了专著之外，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也不少，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

　　一、以《文心雕龙》或刘勰为主题的论文

　　最早一篇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要算施友忠发表在《亚洲学刊》（Asiatische Studien）1953年第7期上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in Liu Hsiehs Wenhsin Tiaolung”）。此文通过分析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来说明刘勰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1973年，他又在《淡江评论》上发表了《刘勰的有机整体观》（“Liu Hsiehs Conception of Organic Unity”）。文中提出刘勰在构建自己的文学体系时，使用了一些贯穿全书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将文学创造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施友忠通过对《附会》、《总术》、《神思》等篇章的分析，指明有机观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指导，对“风骨”这样有争议的重要范畴进行解释。

　　同年，《淡江评论》上还刊载了另一篇有关刘勰和《文心雕龙》的论文，题为《经（古）典主义者刘勰和他的通变思想》（“Liu Hsieh as a Classicist and His Concepts of Tradition and Change”）。作者纪秋郎指出，他所说的古典主义与韩愈之古文运动的古典主义是不一样的。刘勰溯古的主要动机是审美的，而非教化的，他虽然原道、征圣、宗经，所关注的却是圣人经典中的文学因素。因此称刘勰是古典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说他是复古主义者。纪秋郎指出，前人解释《通变》时常常忽略“变”，把刘勰当成不折不扣的复古主义者，实际上刘勰的通变思想衍自《易经》，尽管他处处标榜承袭经典，他在关心经典存留的同时，也强调自由和变化。后来，纪秋郎又发表了《风骨：跨越历史和读者的桥梁》（“The Concept of FengKu: A Bridge Across History and the Reader”）和《刘勰“神思”的积极和消极力量》（“Liu Hsiehs Shensi: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pability”），对《文心雕龙》中“风骨”和“神思”概念有较详细的阐述。

　　1962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文心雕龙》篇章的译文，后面紧跟刘绶松的一篇文章《刘勰论写作》（“Liu Hsieh on Writing”）。此文以介绍为主，并对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得失进行了评价。刘绶松认为刘勰评价以往作品时，采取了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他指出，刘勰通过对前人作品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不少当时至关重要的文学研究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意义。刘绶松认为《文心雕龙》是刘勰反抗六朝时期靡靡诗风的武器，并对《文心雕龙》的意义做了归纳：《文心雕龙》坚持文学要有益于人民；该书很重视文体的多样性和文体的演变；刘勰多处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注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能够正确看待文学中的夸饰修辞。从以上几点看来，刘绶松的归纳并没有统一标准，观点显得有些散乱，不过依然泄露了其辩证唯物史观的立场。

　　吉布斯（Donald A. Gibbs）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上发表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Liu Hsieh, Author of the Wenhsin Tiaolung”），是以他的博士论文第九章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是英语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以刘勰本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作者经过对历史记载的仔细分析，参照学者关于刘勰身世的种种说法，试图澄清刘勰和昭明太子萧统以及当时名流沈约的关系，对刘勰的生平、生卒年月等作出了猜想。同时，吉布斯还对刘勰《灭惑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其中可以看出刘勰调和儒佛的思想观念。吉布斯最后总结道，刘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调和的时代，妥协被看成一种减少冲突的方式，调和所产生的种种原则使作者追求真理的目的成为可能。不久之后，吉布斯另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论中的“风”的论文， 收入包恒（David C. Buxbaum，或译巴克斯鲍姆）和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编著的《过渡与永恒：中国历史和文化——向萧公权博士致敬》一书中。这篇文章主要从《文心雕龙·风骨》篇入手，通过对“风”一词的训诂和同西方一些相关看法的比较，讨论“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种种含义和重要意义。该书中另一篇雷麦伦（Maureen A. Robertson）所写的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文章中也多处引用《文心雕龙》来讨论司空图语言的意象特征。

　　蔡宗齐除了研究专著外，不时就《文心雕龙》发表看法，并十分热心于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种种活动。2000年，他写了《文与〈文心雕龙〉批评体系的建构》（“We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ritical System in ‘Wenxin diaolong’”）一文，讨论刘勰对“文”的应用和《文心雕龙》结构的关系。文中不仅对“文”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各种含义进行了梳理，还分别从“文与道”、“文与圣”、“文与言及书”、“文与理”、“文与情”等五个方面探讨刘勰对“文”这一关键词的应用及其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003年，罗莫瓦（Olga Lomov）主编的《重新雕龙——理解中国诗学》（Recarving the Dragon—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中又收入蔡宗齐题为《文心雕龙中“神”的哲学渊源和美学新义》的论文。此文对《文心雕龙》中的“神”一词的多义性进行了讨论。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用“沿波讨源”、“原始要终”的方法，来揭示刘勰如何巧妙地使用儒、道、佛诸家“神”的概念去描述文艺活动的各方面。通过对“神”一词的训诂，作者试图赋予“神”新的美学意义，并从《文心雕龙》一书引申出对整个六朝文论发展的宏观认识。

　　二、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

　　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为数不少，涉及《文心雕龙》的论文更是数量众多。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文心雕龙》这一著作，不少人更把它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从相关论文来看，研究者认为《文心雕龙》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诗学理论及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宇宙观等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卜立德（David Pollard）的《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气”》（“Chi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收入李又安（Andele Austin Rickett）编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之路》一书中，探讨“气”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明诗》、《体性》、《风骨》等篇中寻找刘勰关于“气”的看法，认为刘勰的“刚”和“柔”是与作者相关的稳定因素，而“风”和“骨”则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不同方面。他的看法与徐复观把“风骨”当做和“刚柔”对应的二元概念的看法有所不同。

　　缪文杰编撰的《中国诗歌及诗论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收录了10篇讲中国诗歌或诗论的文章，其中有两篇引用《文心雕龙》。一篇是余宝琳的《司空图诗品：以诗为形式的诗论》，其以《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与司空图的“神”相提并论；另一篇为陈玛丽（Marie Chan，音译）的《高适“燕歌行”之批评溯源》（“Kao Shihs ‘Yen KoHsing’: A Critical Exegesis”），她引用了《风骨》篇，认为《文心雕龙》中有从六朝的绮丽文风转向后来慷慨之气的迹象。

　　欧阳桢的《超越视觉与嗅觉：中国文学理论中“味”的重要性》提出“味”这一关键词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别注意到《文心雕龙》中几处用“味”、“滋味”、“秀”等和嗅觉相关的词。他指出，刘勰所谓的“味”不在于文字的精致，也不在于作者风格的独特，而在于感情之真挚，即“诚”，所谓“言以文远，诚哉斯验……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

　　李达三编的《中西比较文学理论及策略》中收录周英雄一篇《兴：语言结构和神话结构的混合模式》，其中多处引用《文心雕龙·比兴》篇以明“兴”的含义和机制。

　　卜寿珊（Susan Bush，或译苏珊·布什）和孟克文（Christian Murck，或译克里斯琴·默克）编的《中国艺术理论》（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理论的融通，书中收录的论文不少都引用了《文心雕龙》的语句。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雷麦伦（Maureen Robertson）引用《通变》篇来阐述古代诗文的历史流变；第二篇中，作者余宝琳借用《总术》篇“文笔”之辨来讲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形式的区分；约翰·海（John Hay）在谈到中国书法艺术中的隐喻手法时也提及《文心雕龙》；孙康宜以《文心雕龙》等文论为例讲述六朝时的诗性评论；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将刘勰 《文心》与钟嵘《诗品》并论，以讨论《诗品》中评价诗歌的标准和性质；林顺夫将刘勰的养气说和姜夔的气象概念进行对比。

　　林顺夫与宇文所安所编的《诗声的生机：后汉至唐代的诗歌》是1982年在美国缅因州鲍登大学召开的“汉诗到唐诗的演变”（Evolution of Shih Poetry from the Han through the Tang）会议的结果。参加该会议的13名学者分别就中国古典诗歌的提交了论文，其中12篇被辑录在书中。书中，《文心雕龙》被引用16次，主要集中在孙康宜的论文《早期六朝诗歌中的山水描写》和林文月的《“风骨”的衰落和复兴：论建安至盛唐诗歌风格的转变》中，分别被用来解释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和建安风骨的特征。

　　余宝琳的论文《诗歌的位置：早期中国文学中的诗文集与经典》（“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讨论了诗歌集与经典典籍在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她指出，在中国，作品的搜集对于了解文学史、文学理论、价值观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中心作用，诗文集是传统中国经典形成过程的重要介质和表现。许多重要的文学问题都在编撰者对作品的选择、前言、后序以及评论、注解中得到讨论，《文心雕龙》这样的专著也涉及此类问题。余宝琳指出，学者对经典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刘勰就认为经典不仅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其本身还是“文”的最高体现。这和萧统等人质疑经典的文学性的观点是不同的。

　　阎幽磬(Joakim Enwall)编撰的纪念马悦然七十寿辰的文集《茂竹展枝》（Outstre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中收录索马达尔（Gran Sommardal）的一篇《〈文心雕龙〉的文学宇宙观和文道》（“The Literary Cosmology and the Literary Cosmos of the Wenxin diaolong”）。作者指出，今人在研究古人的思想时，应该尽量以古人的眼光，用古人的术语和范畴去理解古人的思想。他对陆侃如、牟世金等学者用“形式”与“内容”的概念来解释《情采》等篇章的方式表示怀疑，认为尽管刘勰论文时确实关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其所用的范畴和沿袭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元对立概念是不相同的。通过这种方式，索马达尔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矛盾作出合理的阐释，认为刘勰试图将传统统哲学与修辞结合起来。刘勰既是一个正统思想的传承者，又是一个对修辞有着特别嗜好的文学鉴赏家，他在这两种矛盾的身份之间不断挣扎，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就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概念替换过去以宇宙观为文学观的概念。索马达尔认为，理解刘勰应该从内在人心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即文学表现入手。

　　方葆珍（Paula M.Varsano）的论文《由此及彼：寻找古代中国诗学的主体》（“Getting There From Here: Locat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Chinese Poetics”）认为中国古诗中作者创造的空间感是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故古人往往十分重视物（世界）、人（作者）、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空间创造是诗的主体概念的反映，这一反映在《毛诗序》、《文赋》和《文心雕龙》等文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方葆珍在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文心雕龙》中“神”的含义，指出自孟子以来直至《文赋》所思考的主体与外界关系的问题在《神思》篇中得到综合，并认为屈原诗歌中的“我”是刘勰之“神”的前身。

　　苏熙源（Haun Saussy）的《书写的力量：文， 字，图，像和表意文字》（“The Prestige of Writing: Wen, Letter, Picture, Image, Ideography”）是一篇长文。文章对中国文字和书写的历史特征进行分析，并澄清了以往汉学家对中国文字所持的一些误解，《文心雕龙》则是他用以支持观点的重要佐证。苏熙源认为，过去一些学者过于看重刘勰论“文”时的哲学意义，并把这种意义进一步中国化，即过分强调“文”与自然的统一。事实上，“文”源于天地万物之端，要“章显”则需要“作”。最后，苏熙源以《原道》中的话结束论文。

　　萧驰《诗词中“原型的当下”：“现在”与“当时”的共存》（“Lyric ArchiOccasion: Coexistence of ‘Now’ and ‘Then’”）认为中国古诗中“片断”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缺乏叙事传统，中国诗中的种种原型只是将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美瞬间衔接起来，使之与人对外界的感应相呼应。他认为《文心雕龙·物色》中对春夏秋冬四时四情的描述就是这种原型的一个例证。此外，萧驰认为《原道》中刘勰将“人文”与“天文”混为一谈，说明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很少有自然和人对立的二元概念。

　　任雍的《宇宙论，虚构性和诗歌创造性：西方与传统中国文化视角的比较》（“Cosmogony, Fictionality, Poetic Creativity: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s”）对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诗歌缺乏创造性的传统观点进行了驳斥，其中专门针对一些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看法进行探讨。前文曾提到，宇文所安、萧驰等在论文中以《文心雕龙》为例来解释宇宙观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任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缺乏“创造论”，一贯认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概念，这种宇宙观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非创造性”和缺乏个性，这种看法十分片面。比如刘勰的《原道》篇虽然有意调和“天文”和“人文”的关系，一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却明显指出人与自然的不同之处。此外，《物色》篇或许有拘于原型之嫌，但《文心雕龙》其他篇章却经常表现出对创造性和诗人个性的重视，比如《神思》就将想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体性》、《才略》、《知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个性和创造性作为文学评价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后二十五章中，刘勰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各种必需的技巧，对刘勰而言，“诗的价值远远超出其表面所指”。

　　唐彦芳（Tang Yanfang，音译）的《认知或情感经验：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阅读理论及实践》（“Cognition or Affective Exper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主要讨论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阅读理论及实践。在谈及阅读目的时，该文认为诗歌是情感的自发表现，读者的注意力在阅读时应该尽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一致。这是对作者体现在文本中的情感的复活，也就是所谓的“体情”。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把阅读看作一种逆流而上的过程，读者应当随着诗歌产生的过程反向而行。刘勰清晰地说明了阅读的目的，就是重塑作者创作诗歌时的情感体验。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这一点并不容易达到，但只要读者潜心于文本，沿波讨源，最终总会披文入情，觇文见心。在谈及中国文本的本质时，作者又借用刘勰在《隐秀》中所表达的观点，说明中国文本的省略性和意象性。中国文论注重含蓄，追求言外之意，因此以分析和抽象为主要方式的“搬运式”阅读极不适合中国文本。后来，该文作者又在一篇名为《语言，真相和文学阐释的跨文化研究》（“Language, Truth,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做文章中再次引用《文心雕龙》。文章认为，中西关于语言的哲学讨论主要以两个问题为中心：语言的不足性和隐喻性。西方哲学家主要考虑语言符号的隐喻性，认为语言符号往往承载了过多的语义，因此对阅读造成障碍。中国传统学者则更注重语言文字的不足性。作者认为，刘勰在《神思》中就偏重讨论了创作时语言相对神思的不足之处。此外，刘勰将“隐”的特点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了他对语言缺陷的认识。

　　总的来说，和《文心雕龙》相关的英语论文数量还是很多的，此处择要摘录了一些对《文心雕龙》内容有所讨论的文章，其他引用《文心雕龙》的文章数量过于庞杂，恕不一一列出。

　　第三节 以《文心雕龙》为题的英文学位论文

　　正如学者黄念然所言，《文心雕龙》可谓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但是资料显示根据“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国内目前以《文心雕龙》或刘勰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不多。相比之下，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感兴趣者比比皆是，除了专著与论文之外，不少博士生选择《文心雕龙》作为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

　　笔者通过对北美大学及区域图书馆的搜索，共查到 6篇博士论文，包括华盛顿大学唐纳德·亚瑟·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1970年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斯坦福大学邵耀成（Paul Yougshing，音译）1981年的《文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刘勰》、华盛顿大学彼德·怀（Peter B. Way）1990年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经典主义》、普渡大学赵和平（Zhao Heping，音译）1990年的《〈文心雕龙〉——中国古代书写话语中的修辞学著作》、俄亥俄大学李敏儒1996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观：刘勰“文心”理论》、多伦多大学马劲松（Ma Jingsong，音译）2005年的《文是心与道的交融——从〈文心雕龙〉前五章看文的基础和起源》。除此之外，费维廉1976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曼迪逊）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西方文论的形式主题：模仿，互文性，形象化和前景化》虽然并非以《文心雕龙》为标题，但《文心雕龙》实是作者重点讨论的对象。相信其他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还不在少数，因资料有限，无法一一举出。

　　以上所列举的博士论文研究范围集中、深入，往往能提出一些很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吉布斯是最早以《文心雕龙》为题作博士论文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刘勰的文学观是建立在特定时期的文学史观基础之上的，而其理论构成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吉布斯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为基础，对《文心雕龙》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以作者为主导的表现型理论（expressive）。刘勰所处的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使原来附属于伦理和政治的文学逐渐独立出来，文学的标准慢慢从实用型（pragmatic）向表现型转变。刘勰处于变化之交，审视往来作者和作品，表现出对经典的推崇。不过，他从经典的种种价值中所取的却主要是文学表现方面的标准。在吉布斯看来，刘勰不仅认为自己的文学观与经典相合，而且根本就是源于终极的“自然之道”，由此建立起一种“内—外”相映的模式。因此，外在的文学表达和内心的情志之间的联系是忠实的、自然的。这也显示出表现型理论的思想特征。同时，吉布斯还指出，刘勰理论中也涉及其他几方面的理论，比如客观型（objective）和实用型（pragmatic），但均附属于表现型理论。吉布斯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典作品与世界文学理论接轨，他引用了西人一些相应的看法来印证《文心雕龙》中一些有争议的术语，比如用托尔斯泰和朗吉努斯来对比“风骨”等，对绍介我国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他引用的艾布拉姆斯的话，这是一种将中国文学理论和欧洲文学理论放到“同一个话语平面”（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的尝试。

　　如果吉布斯的尝试仅仅是为了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他的论文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且，吉布斯的论文中也有大量《文心雕龙》篇章的翻译，有助于西方读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吉布斯的论文是有意体现艾布拉姆斯“四要素原则”的普适性，这一尝试莫若说是有些失败的。实现中西文论的对话固然必要，但是对话的最好平台未必就是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原则。艾氏的理论是在对欧洲文学思想史的梳理之后归纳出来的。他本人也说，目前欧洲的文学思潮还没有超出四要素的范围，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理论也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从时间上来说，四要素理论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和一定时期内趋势的预言，但并不排除新的文学思想出现在“四要素”之外。同样的，从空间上来说，四要素可能适用于欧洲的文学思潮流变，却并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另有一套独特的话语，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诗学传统形容各异。因此，吉布斯硬把《文心雕龙》放在一个以西方文学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平台上来和西方文学思想对话，实在勉为其难，他努力从《文心雕龙》中寻找艾布拉姆斯的影子，却削弱了《文心雕龙》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特点。

　　斯坦福大学的邵耀成十分关注刘勰的种种身份，从文论家、批评家、修辞家等角度来检视刘勰《文心雕龙》的特征。他指出，刘勰在创作中表现出双重人格：从公共身份来看，他是儒家传统的坚持者；可是在个人的内心深处，他又有重文饰的反儒家的一面。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类似观点，比如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读本》中提到刘勰在“雕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邵耀成认为《文心雕龙》的有机整体是在内容与形式的互动中形成的。他引用赫施（E. D. Hirsch）的话表示，文体研究是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但学习写作却意味着内容与文学形式的分离，因为学习写文章的技巧就是学习怎样以不同的方式更有效地表现内容。其论文中大量征引西方文献及理论：比如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符号学方法来论刘勰关于字词章句的看法；以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观点来比较刘勰关于“道”的概念；又如刘勰认为作者的天赋是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邵耀成则以华兹华斯和柯立芝等浪漫主义作家的论述来进行对比；刘勰论文体风格与作者性情的关系，邵耀成则以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来进行阐释；刘勰细论写作技巧，邵耀成认为完全可以从赫施的“可读性”（readability）概念入手。虽然作者旁征博引，其西方批评理论的视野确实值得我们赞赏，也可能为传统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照，但他的做法使1500年前的刘勰字字句句压抑于不同时期西方理论的规范和牵制，彻底破坏了中国文论的有机性。从论文题目来看，作者本可以更好地从刘勰心理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探讨《文心雕龙》一书所表现的特征和问题，但是整篇论文从头到尾似乎都在搜罗西方的文学理论，而《文心雕龙》只是用来试验那些理论的可行性的。更为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大量使用西方的文论，却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不断变换视角，整篇论文显得十分杂乱，给人的感觉是将《文心雕龙》拆得支离破碎，然后打上西方文论的补丁，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都不可能感到满意。

　　彼德·怀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经典主义》将《文心雕龙》和《诗学》进行比较，对二者所体现的“经典主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他将西方传统中的经典主义（classicism）、说教主义(didacticism)和浪漫主义(romanism)进行辨析，认为《诗学》和《文心雕龙》都体现了真正的经典主义。他指出，尽管中国文论和欧洲文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但二者的历史背景、结构甚至影响都有几分相似，比如二者都重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等。亚里士多德和刘勰分别提出了不少类似的问题，甚至连答案也如出一辙。将刘勰和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不仅能看出二者的不同着重点，更表明两种理论在涉及文学本质问题时有着共同的基础。彼德·怀认为，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可以看清各种文学传统中哪些问题是必然的、共同的，哪些问题是偶然的、随历史文化传统的变化而相异的。

　　虽然《诗学》和《文心雕龙》所探讨的问题各有侧重，一些本来并不明显的理论却在二者的比较之中得到揭示。将西方的刘勰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彼德·怀并不是第一人，但以经典主义作为二者的交叉点进行系统的阐述，这却是第一次。他将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不仅向世界表明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成熟、有体系的文论，而且明确了《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作者过于追求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有时候不免忽略了《文心雕龙》的一些独有特点，如《文心雕龙》的宇宙观、儒释道思想的融合等。在讲述所处时代背景和对后世的影响时，彼德·怀也有意淡化二者的区别。

　　赵和平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心雕龙》。他提出，过去学者对《文心雕龙》的性质有种种看法，比如把它当作史论、批评论、创作论、美学著作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过去种种说法往往从《文心雕龙》的某一部分出发，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他认为，将《文心雕龙》看作一本修辞学著作，最能全面体现《文心雕龙》的种种特点。赵和平所说的“修辞”（rhetoric），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包括构思（inventio）、布局（dispositio）、风格（elocutio）、记忆（memoria）和表达（pronunciatio）等要素。许多现代文论家认为修辞学与文学之间不必有清晰的界限，赵和平引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文学理论是修辞学的延伸，修辞学可能是“形式最古老的‘文学批评’……”。伊格尔顿认为，修辞研究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组织话语的方式，不论是口述还是书写，不论是诗歌、哲学、小说还是史传，总之，它关注的是一切广泛的社会实践，且对演练此类实践的形式有着特别兴趣。赵和平指出，如果按照伊格尔顿的定义来看，《文心雕龙》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修辞学著作，因为其内容涉及当时一切写作的艺术、结构、组成等，阐述不同作者采用不同写作方法产生的效果，并将各种形式的写作都纳入其考虑范围，这与伊格尔顿的定义是十分相合的。赵和平认为一些中国（包括华裔）学者对“修辞”的理解太过狭隘，比如施友忠用“rhetoric”翻译“文采”、“文辞”等，意义大多与装饰、修饰、语言外饰等相当，可见他对rhetoric的理解局限于修辞五要素中的风格辞说（elocutio）。事实上，中国辞、采的含义更接近elocutio，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日本人在翻译elocutio时便采用了“修辞”这一术语。

　　其实，rhetoric一词只有在表示传统的修辞学时，才有更广泛的含义，在现代英语的应用中，rhetoric常常只表示文辞的修饰，因此，施友忠的翻译大致是没有错的。但是，正如赵和平所注意的，西方的“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演说传统，涵盖的内容更广，而中国并没有和西方“修辞学”相对应的概念。赵和平用西方传统修辞学来概括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将一些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给关注《文心雕龙》的学者带来新风。例如，他对《文心雕龙》的类型学部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突出了刘勰文类理论的重要性，便有些新意。不过，修辞论在实际应用中仍不免有疏漏之处，比如无法包容《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史等方面的内容，还可能会削弱《文心雕龙》本体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赵和平所讲的内容其实和国内学者所谈的“文学理论”并无太大出入，只不过引入了西方传统修辞学的概念，给《文心雕龙》研究者展现了另一种视角。

　　李敏儒的论文试图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来阐释《文心雕龙》的文学体系。一些学者如吉布斯、刘若愚等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来解释刘勰的文学理论，李敏儒认为是不全面的，也是不适合中国古代文论特点的。他采用了叶维廉提出的文化历史模子，围绕“文心”这一中心概念来整合《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指出《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同样可以从宇宙（自然）、社会、审美三个层次来解释。通过与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李敏儒指出刘勰的观点是和中国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文史哲合一的看法以及释道儒思想的融合都在《文心雕龙》中有所体现。李敏儒特别指出“文心”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心雕龙》整本书的核心就在于“文心”。“文心”不仅是作者之心，更是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乃至道心。文心将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李敏儒意识到西方的“体系”概念并不适用中国文论，看似散乱的中国文论其实另有一套超出结构形式的内在的体系。

　　马劲松以《文心雕龙》前五章为研究对象，对万物之道、儒家经典和佛教思想在刘勰理论中的交汇进行研究。他认为，刘勰所谓“文之枢纽”在道、经、文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首先，刘勰试图将自然之道确立为文学本体论的基础；其次，刘勰将经典看作文学类型的直接来源及文学创作的最好模式；最后，他认为当时注重辞藻的文学特点以及作者的想象思维、情感表达方式等是受纬书和楚辞影响而形成的。他指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为刘勰文学体系的建立制定了基本法则和外部框架，这套体系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基础、文学起源、“纯文学”特点及文学变革的潜力等内容。作者和罗宗强的看法一样，认为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为了创建理想的文学模式，因此，文学模式才是《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在《文心雕龙》中体现了自然本质与法则的统一、缘情与载道的统一，以及丽辞与雅意的统一。马劲松认为刘勰不但解释了自己心中理想的文学模式，还对实现理想模式的途径进行了探讨。马劲松的论文选取《文心雕龙》前五章为文本，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厘清《文心雕龙》文本的原意。正如他所说的，各种版本的校注使读者面对《文心雕龙》有些不知所措，而翻译更使一些内容与刘勰的本意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一字一句地弄清楚《文心雕龙》的含义。他指出，自己不会“刻意地应用现代的或西方的概念来定义或评价刘勰的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现代文论话语应用到《文心雕龙》中并不合适……刘勰的理论毕竟局限于他的时代”。

　　费维廉的《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文论理论中的形式主题》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文心雕龙》所做的研究，却将《文心雕龙》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文本之一。费维廉指出，《文心雕龙》融合了公元5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思想，并对后世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产生影响，因此很有讨论的价值。费维廉试图从模仿（mimesis）、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修辞性(figurativeness)和前景化(foregrounding)等四个形式主题出发，探讨它们各自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现，并实现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西方文论之间的比较。他指出，不少学者试图以当代文学理论来靠近中国诗歌，但是如果诗歌批评理论是以某一文化背景中特定诗歌作品为基础而发展形成的，那么完全从西方（现代）文论的角度来诠释中国古代诗歌将有所偏颇。从表面上看，这些形式主题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现和现代西方文论十分相似，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有自身的特点，这是和中国传统诗歌固有特质相关的。要想充分地诠释中国诗歌，最好既要有现代西方文论所要求的细致研究，又不能脱离诗歌原有的本土特色。费维廉认为，从中国文论和中国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一种能概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的总体文学理论，可能不得不用“系统分类学”（systematics）的方法，然而真正能阐释中国诗歌的办法必然落足于其文化和文学背景。

　　除了这些博士论文以外，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将目光放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上。比如，夏威夷大学的霍普·威太克（Hope Whitaker）1967年的硕士论文《宗炳〈山水画序〉与刘勰〈文心雕龙〉比较》，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宗炳《山水画序》分别以浪漫主义的方法来探讨文学和艺术，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神思》篇和《山水画序》进行比较，试图找出二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发展和演变。又如戈登（Erwin Esiah Gordon）1945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想模式》，以曹丕《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及萧统《文选》为主线，探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文学的理想概念，第三章对《文心雕龙》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学状况、《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以及《原道》篇所体现的文学思想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英语世界最早涉及《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之一。

　　第四节 其他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献

　　除了种种专著、论文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值得注意，它们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各种中国文学作品选、文论作品选等工具书中往往收录《文心雕龙》的介绍或选译。比如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编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这些工具书中虽然只有对《文心雕龙》的普及性介绍，对该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却很有作用。另一种是一些课堂讲义，通常对刘勰的身世和《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有较系统的介绍，有些讲义颇能反映学者本人对《文心雕龙》的一些见解和认识。

　　另外，一些学者专门编写了《文心雕龙》参考书目，为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方便之门。比如甘乃文（J. Cavanaugh）编写的《〈文心雕龙〉书目》的字样，故该书目可能为上课用的，搜集了1968年以前《文心雕龙》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心雕龙》各个版本的情况作了梳理，并对各种注疏作了介绍。虽然这本书目并没有正式出版，却给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感兴趣的学者、学生提供了津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