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心雕龙》在中国历朝经历了不同待遇，然而其流传始终未曾隔断，“龙学”在20世纪初略显端倪，逐渐成为一门有体系的显学。今天，《文心雕龙》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东方，在大洋的另一面方兴未艾。

　　海外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兴趣逐渐从文学作品本身扩展到文学理论，也即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诗心”。此外，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逐步得到开拓，不再局限于欧洲中心，亚洲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也成为他们关心的对象。在此种历史背景之下，《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逐渐浮出水面。20世纪初，《文心雕龙》并无任何外文译本。能窥其貌者，或于汉语甚为精通，或仅于些许零散评论中略窥一斑。因此，《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现实为众望所归。无奈《文心雕龙》篇章繁复，文辞典丽，翻译者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极大的勇气。因此，《文心雕龙》一系列英文翻译的出现，实乃英语读者的福音。

　　第一节 《文心雕龙》第一本英文全

　　译本及相关评述

　　如前文所言，汉学家、比较文学家等研究者纷纷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兴趣，在此情况下，《文心雕龙》第一个英译本应运而生，立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一、《文心雕龙》英译第一人施友忠及其翻译

　　施友忠为福建福州人，生于1902年，曾就读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受叶绍钧、郭绍虞等名师教诲。1926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院，师从冯友兰、黄子通。1936年，施友忠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奖学金，赴该校哲学研究所学习。1939年，施友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29年开始，施友忠先后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成都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后来一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学，直到1973年退休。

　　施先生在美期间，曾教授中国文学及相关课程，深感中国文学的英文资料十分稀缺。《文心雕龙》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理论，竟然从未有过全译本。正如施友忠后来在序言中所提及，他对刘勰这部作品十分喜爱，且颇觉英译本为教学之必要，恰好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汉学家狄百瑞教授(William de Bary)也提及此事，翻译的工作便由此开始了。

　　经过数年努力，施友忠英译《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终于在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70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中英对照本。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中英修订本。施译本总的来说语言流畅，基本符合《文心雕龙》原意，为后来的《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此外，施友忠在翻译中提出自己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看法，这也是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资料。

　　施友忠在台湾版和香港版的序言中都提到，纽约版译本正文前的介绍对中国古代自《尚书》以来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的传统观念总的来说以“载道”为主， 而“道”、“情”并重的看法后来才逐渐形成。施友忠认为刘勰在整部《文心雕龙》特别是《序志》中表现出对儒家经典的崇敬，但他并非彻底的古典主义者。很显然，“载道”与“缘情”的平衡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表现得最为典型。1970年于台北中英文对照本中，施友忠将刘勰的思想体系重新整理，译序中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节，详细介绍《文心雕龙》及其作者的理论背景，特别强调刘勰的古典主义和有机统一性，并对风骨作了专门的阐述。中英文对照本在文尾特设了词汇表，将《文心雕龙》中常出现的关键词的各种含义及例证一一列出，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极大的帮助。总的来说，施友忠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指出了《文心雕龙》的整体性结构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二、施友忠译本受到的评论

　　施友忠的翻译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全译本，对《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此后各国学者纷纷开始《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此译本一出，《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纷纷登发了书评。这些书评或从翻译技巧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语言进行评价，或从汉学研究的角度讨论《文心雕龙》的要义，显然是英语世界《文心雕龙 》研究的重要部分，在此择要列出。

　　第一，海陶玮的书评。

　　施友忠英译本出版不久，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首先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在此书评中，海陶玮首先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施氏此译为《文心雕龙》第一个全译本，当时连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全译本都还没有，英文的全译本自然绝非易事。但是，海氏对施氏的翻译并不满意，甚至对译者提出了颇为苛刻的批评。海氏认为，《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巨著，其本身精致的语言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的翻译必然十分艰辛。他认为施氏在翻译时忽略了目标读者的定位，缺乏严肃的态度，因此其翻译不论对非专业读者或专业读者而言，都存在不少纰漏。

　　首先，海氏认为施译的前言部分存在不少问题。尽管施友忠对《文心雕龙》以前的文学传统作了简单的梳理，他有关诗的道德说教意义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施友忠将刘勰称为“经（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并在介绍中运用了“现实主义”（realism）、“古典主义”（classicism）等西方文艺理论术语，又没有做明确的解释，海陶玮认为这种做法可能误导普通读者，同时也会遭到专家质疑，实在欠佳。其实，以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文论，施友忠也是实出无奈。当时海外汉学研究仅限于寥寥几个专家，中国文学研究还缺少必要的话语环境，常需借助西方强势话语的核心词汇。当然，这种做法也必然使翻译的质量大打折扣。但是，施友忠之后的不少学者纷纷采用“经典主义”一词来阐释刘勰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有的完全利用其传统意义，有的则配合中国文学传统自抒新意。这说明施友忠的观点对后来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公正地说，这影响并非完全消极。

　　此外，海陶玮对施友忠《序志》一篇的翻译细节提出疑问，重点落在刘勰对“文心”和“雕龙”的解释上。他认为，从刘勰原文来看，“文心”的焦点应该落在“心”上，第一句话“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实暗合陆机《文赋》，而后的“涓子琴心”和“王孙巧心”是对标题中“文心”意义的补充。而施友忠对第一句话的翻译为“The literary mind is that mind which strives after literary forms”，解释的意义不大，并不能真实反应刘勰的用心。另外，施友忠对“巧心”的翻译也有问题，他翻译为“the artistic mind”，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与艺术相关的内容。事实上，《汉书·艺文志》把《巧心》放在儒学书籍目录中，这部著作很有可能是讲统治者亲民治国之道的。虽然施友忠在文后对“琴心”、“巧心”加了注，却并不详实，对理解文意没有多大用处。施友忠关于“雕龙奭”的注释也令海陶玮感到不满。施友忠在注释中说，邹奭跟随邹衍的写作风格，其雕饰的文辞似“雕龙”（the carving of dragons’ patterns），故被称为“雕龙奭”。海陶玮认为这同样会给读者带来误解，因为刘勰所谓的“雕龙”就是指有所雕饰的美好文辞，之所以提出“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是为了区分他心中的雕龙和邹奭过分繁缛的文辞的差异。施友忠的注释反而会使读者发问：既然刘勰鄙视“雕龙”的形式，为什么还要用“雕龙”作为标题呢？其实，关于《文心雕龙》一书标题的理解，历来为学者们争论不休。有人理解为偏正结构，有人以为乃并列结构。施友忠此处的翻译疑为并列结构，只是前半截用意译的成分多些，后半截直译的成分多些，结果导致两部分意义不是很对称，其中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被忽略。按照海陶玮的看法，施友忠在注释中对“文心”和“雕龙”的解释并不准确，容易误导读者。

　　总的来说，海陶玮认为施友忠的翻译勇气可嘉，但是质量却有待改善。因为对《文心雕龙》这样的作品而言，一部好的翻译也应该是好的注评。当然，评论者的眼光往往近于苛刻，对第一部翻译我们也难责备求全。即使是海陶玮自己也承认《文心雕龙》是有名的难懂（notoriously difficult），这部翻译已经让英语读者受益匪浅了。

　　第二，霍克斯的书评。

　　紧接着，霍克斯（David Hawks）于1960年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看法。霍克斯本人作为一个严肃的翻译家，对翻译之艰难深有感触，所做的评论或许更为公允。霍克斯意识到中国文论研究在海外的繁荣得益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而《文心雕龙》的英译本无疑填补了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空白。

　　霍克斯拿出休斯(E.R. Hughs)对《原道》的选译与施氏的翻译作比较，认为后者显然比较圆润，更具可读性。然而，霍克斯似乎也很关心译著是否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认为对《文心雕龙》英译感兴趣的人除了少数汉学专家外，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此译文中人名应当尽量一致。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人的称谓相当复杂，有名、字、号等多种形式，刘勰在行文中采用不同的形式，有时候有个人感情或评价的微妙变化，有时候只是出于音韵或排比的需要。翻译人名时究竟应当遵循原作，还是尽量简化，应该视不同情况而定。霍克斯作为翻译大家，首先考虑的是读者的反应，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当人名差异有特别含义时，似乎还是应当有所斟酌。关于这些具体翻译技术的讨论，本书将在之后的章节中作详细分述。

　　此外，霍克斯也认为施友忠近40页的介绍不够全面。虽然施友忠梳理了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传统，对刘勰本人所处的时代以及同代文人的情况却几乎只字不提，这显然不利于读者了解刘勰的成就以及《文心雕龙》这一作品的独特性。施友忠在写前言介绍时，面对的是英文读者，心中却不自觉地以中文读者的标准来要求英文读者，因此会忽略一些问题。霍克斯的这一观点，再次反映了他对目标读者群的关注与体贴。

　　作为深谙翻译之道的汉学家，霍克斯提出译文章节的标题应当尽量做到准确清晰。他认为施友忠对一些标题和关键词的处理不尽如人意。比如《风骨》篇被译为“The Wind and the Bone”，对于缺乏中国文化语境的人来说就会显得莫名其妙。关键词的讨论又是翻译中必然碰到的重要问题，这里不能尽述。以《风骨》篇为例，尽管施友忠在标题后括号内附有拼音“Fengku”，在正文中却直接用到“Wind”和“Bone”的字样。前者在英语中可以是气流运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风”，还可以作动词“缠绕”、“蜿蜒”等用，英文读者看到此字样很难像中文读者看到汉字“风”时能产生种种相关联想，比如民风、风雅、高风亮节等，因此，随意使用这样的语词来翻译，无疑会给潜在的英语读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霍克斯大概没料到，“Wind and Bone”的用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在的英文读者看到“Wind”和“Bone”时，很有可能会联想到“风骨”这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特殊概念。由此看来，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与接受的过程。通过翻译，源语的文化背景往往能够逐步渗透到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去。

　　很显然，海陶玮以汉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作者，因此重视的是作者对原著的了解和译作的学术水准；霍克斯作为翻译家，则更侧重于翻译技术层面的问题，关心的是读者的接受问题。

　　第三，侯思孟的书评。

　　同时期发表的还有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在《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的书评Holzman, Donald. “。侯思孟同样承认作为《文心雕龙》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施友忠的译本着实不易，但是仍指出该译本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侯思孟也认为英文译本书名的处理不妥。他认为原文意思很明显，能够看出全书主旨，而英文名字却意思含糊，让人有些不知所云。侯思孟认为雕龙译作“巴洛克式的雕琢”（Baroque Ornaments）更为贴近原意。为了说明此译法的合理性，同时也为了反驳施氏将刘勰概括为“古典主义者”的说法，侯思孟花了不少篇幅对刘勰生平及时代进行介绍，进而提出《文心雕龙》是时代的产物，刘勰想要做的正是进一步发展当时的绮丽文风。尽管这一说法和大多数评论者相左，侯思孟对施氏开篇中“文”的翻译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后来不少学者对《文心雕龙》中“文”一字作了专门的研究，正是出于对此关键词的重视。

　　侯思孟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结构十分清晰，除了前四章开篇外（这种划分方法与不少学者相异），前半部分讲文体，后半部分讲文学的创作和修辞问题及其他散论。从全书看来，刘勰确实想要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然而他为了达到情感与修辞之间的平衡，不得不克制自己对丽文的偏好，不断在作者心理（文心）和自己采用的修辞方式（雕龙）之间跳跃，其评论对象往往从作品滑向作者，难以提出真正有建设性的客观理论。侯思孟这一看法，点出了中国早期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文、人同体”。文如其人一向是中国评论家评论文章时的重要准则，同时也点明了偏重作者的中国文论传统与偏重作品的西方文论传统之不同。

　　此外，侯思孟对翻译的准确性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核实原文内容、参考历史文献和校注资料等，这些对后来的翻译者应该有所帮助。

　　第四、柳无忌的书评。

　　和以上评论者相比，耶鲁大学的华人汉学家柳无忌（Liu, Wuchi）对施友忠译本的评价显得比较宽容。他盛赞《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版对中国文学研究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柳无忌对《文心雕龙》及作者刘勰作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文心雕龙》五十章均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前五章为总则，剩下二十章谈文体；下半部分二十五章则讨论文学评论的方法、原则和应用。笔者认为，柳无忌对前五章的划分显然比侯思孟前四章的分法更为合理。

　　柳无忌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家们对抽象的文论、思潮关注不多，倒是对创作者个人颇为留心，因此《文心雕龙》一书中大量涉及人名、篇名。施氏的注解对作者理解本书有很大的帮助。柳无忌知道这样一部文论著作很可能让不少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因而有意从《神思》、《史传》、《情采》等篇中摘录了几段精彩文字，以示即使没有相关中国文学史知识的人也同样能欣赏该书。

　　此外，柳无忌也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并建议译者在以后的修订本中将人名统一，并于附录中注明各人的字号职务等，再附表将文中的关键词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列出来。后来，施友忠在修订的版本中确实采纳了这些意见。

　　除上述书评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施友忠的译本进行分析，如姜台芬（Chiang Taifen）和邱锦荣（Chiu Chinjung）的一篇文章就从文学用语、关键词、比喻、典故、句法、助词等多个角度对施友忠译本的特点、得失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文章指出，施友忠的翻译在文学形式上并不完全忠于原著，但是由于《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理论著作，主旨的阐发才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使用汉语拼音造词法有时候比借用原有的关键词或外来词更有利。尽管新造词一开始会显得过于异类，但能引导读者逐渐接受其中的新含义，并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比理论更能决定翻译的去向。

　　此外，针对施友忠的《文心雕龙》全译本，还有一些零散的评论，大多从翻译的意义和瑕疵入手。尽管不少学者对施友忠的翻译颇有微词，我们还是要承认此书的重要意义。海外汉学研究发展的初期，大多数汉学家的着眼点在文学作品上，有关中国文论的译著并不多。海外汉学家在文学文本的欣赏研究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文学评论的重要性，才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翻译，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一下子出现了三个《文赋》的译本。《文心雕龙》虽然仅几万字，但对文言著作来说却已经是鸿篇巨制，且用典繁杂，又以极工整的骈体文写作，当然让不少翻译者望而却步。之前虽然在有些论著中有零星散译，却并无全译本。正如柳无忌所说：“（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本）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作为第一个译本，其中难免出现纰漏，包括对原文衍文、关键词的理解以及翻译时目的语的选择等，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至今而言，这本译作还是海外《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此书翻译之后，逐渐有了其他语言的译本，大多以此书为重要参考。

　　第二节 黄兆杰对《文心雕龙》的英语翻译

　　黄兆杰是《文心雕龙》的另一个重要翻译者。黄兆杰在香港受教育后，求学牛津，并于1970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他早年以研究王夫之著称，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说起黄兆杰对《文心雕龙》的翻译，首先得提他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一、《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文心雕龙》篇章英译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于1983年，书中共收录13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品的翻译，并附原文。每篇译文后面又有介绍与注解，其中包括《文心雕龙》中《神思》、《序志》两篇。

　　在序中，黄兆杰直言不讳自己对刘勰的推崇，认为刘勰是所选文论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在总介绍中，他又指出刘勰与钟嵘一样，都以写评论为己任，但这并非他们的初衷，只是由于前人的评论不尽如人意，他们不得不担起这一责任。特别是刘勰，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时，不断向儒家经典靠拢，甚至把文学批评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在《神思》译文之后，黄兆杰对刘勰进行了介绍，指出《文心雕龙》结构精妙，所涉甚广。与施友忠不同的是，黄兆杰感兴趣的是文学评论本身，而不在于文本，因此他所强调的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内容。不过，黄兆杰在此介绍中的目的似乎并不清晰。他一方面承认《文心雕龙》体大意精，一方面又认为《文心雕龙》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有体系的文论著作，内容也并非独创，而且他指出自己这样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把刘勰从“占据了几个世纪的宝座上”拉下来，前后未免有些抵牾。事实上，正如黄兆杰在前文中所承认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心雕龙》在清朝之前的文学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此书才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这和后人逐步发现其价值是分不开的。

　　在《序志》译文后，黄兆杰讨论了刘勰对存在的看法。他认为刘勰把传统的“不朽”与他所处时代之动荡结合起来考虑，故以为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达到永恒。不过，刘勰所谓的写作，并非简单的文学创作，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黄兆杰认为，刘勰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要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统一起来，从而赋予“立言”以重大意义。正因如此，《文心雕龙》中似乎对人的存在毫不在意。黄兆杰指出，刘勰一方面不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又深信自己的评判能力，这表现了儒家思想与文学评论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和施友忠的译文相比，黄兆杰所用语言流畅，但有时候显得太过随意。比如《神思》的赞中最后一句为“结虑思契，垂帷制胜”，刘勰本意是指作者应以神思为主，构思清晰，努力积累知识，最终才能够获得成功，也即一切尽在掌握。这和所谓“志气统其关键”及“辞令管其枢机”其实有明显的联系。关于“垂帷”，一般学者均认为和董仲舒所谓“下帷讲诵”有关，强调积学、博见对作文的重要性。黄兆杰将“垂帷制胜”翻译为“Draw the curtain, lower the blind, and triumph is there, For your to find”(拉上帷帐，放下窗帘，胜利就等你去发现)。这一翻译显得过于简单、直白，而且并没有把“垂帷”的特定含义表现出来，很难让英语读者产生任何“神”为统帅的联想，也不可能使读者了解“垂帷”所引申的含义。黄兆杰可能认为中文的典故对英语读者来说太复杂，无法掌握，因此不如以归化的方式，用英文读者所熟悉的语句来简化典故的内涵。但是，一个读者在翻开《文心雕龙》的书页之前，或许已经预料甚至期盼一些陌生化的语言和表达。这种简单归化的做法，反而会使原文丧失大量的信息。

　　另外，黄氏的译文后面有不少注解，多为对词句的简单解释以及作者翻译过程中的随感，有较大的随意性。乍一看，语言轻松诙谐，贴近西方文化，对初学者而言，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仔细翻阅起来，除少数注明出处的注释之外，黄兆杰并没有对书中所涉史实、作品、人物等作严肃解释。《文心雕龙》中许多字句的含义建立在事例、典故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很难理解，因此相关注释十分必要。译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可适合初习汉语的非中文专业本科生使用，但译者过于浅显的注释对缺乏中国古代文论基本常识的读者而言不但没有太大帮助，甚至会带来误解。比如《序志》中“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黄兆杰翻译为“The Wenxin diaolong is written with the great truth as its root……”文后注释为“当然是儒家（孔夫子）的道”（of course the Confucian “truth”）。用great truth来翻译“道”是否准确，我们暂且不论，“道”是否为儒家的道却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学者们关于“道”的概念和含义有不少争论。刘勰在《原道》篇中上诉天地，下问动植，“道”首先是自然之道；然后他引征大量儒家经典，又把“道”与儒家之道相联系；此外，不少学者认为“道”还受到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的影响。因此，用一句“当然是儒家的道”来轻松地打发读者是不妥的。

　　二、黄兆杰的《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出版后，时隔16年，黄兆杰与其他两位学者合作翻译了《文心雕龙》全文，译名为“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大概可以理解为“文学设计之书”。

　　引言照例对刘勰生平和《文心雕龙》的结构有所介绍。黄兆杰提出要理解《文心雕龙》，首先要审视本书的结构。他认为本书总的来说可以分上下两部分，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并无二致。在黄看来，最重要的为前三篇和最后《序志》一篇。前三篇统摄全书，其重要性依次推进。也就是说，《原道》与《征圣》实际上都是为《宗经》作准备，真正发后文之条枝的恰为第三篇《宗经》。刘勰在《原道》和《征圣》中为“文”的重要性追源溯流，然后在《宗经》中概述五经生发出来的种种文类，此后上篇所提到的文类均能一一从“经”中找到根底，因此，黄兆杰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虽然《宗经》看似后文的源头，《原道》和《征圣》对整部文心雕龙的布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评价这两篇的重要性应另当别论。事实上，前三篇环环相扣，均为《文心雕龙》的重要枢纽。此外，黄兆杰认为从《辨骚》到第二十五篇《书记》都为分体述文的内容，属于上篇，而《正纬》则不被列在正式结构之内，被称为所谓的“异文”Freak一词。在他看来，《正纬》似乎不是刘勰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事实上，《正纬》在《文心雕龙》中并非没有作用。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正纬》是刘勰在“话语机器”的作用下为了和《宗经》相对应而硬生造出来的，更多的学者则相信《正纬》有其特殊意义。纬书在刘勰的时代常被用来佐证经典，一贯不太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刘勰提出纬书可以为文用，虽无益经典，却有助文章。可见《正纬》一方面纠正时人对纬书的盲目信赖，一方面又不抹杀纬书的文学价值，从美学角度对《宗经》进行补充。纪昀曾在《正纬》题下评道：“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显然他也认为《正纬》篇在当时意义匪浅，是很有必要的篇章。《正纬》一篇的意义和功用值得人们加以更多的思考，不过至今仍少有人讨论。《辨骚》的地位则更为特殊，“骚”既可看作一种文类，又可看作中国古代文学流变的一个关键阶段，刘勰本人也指出“骚”是“文之枢纽”的重要部分。因此《正纬》与《辨骚》的位置如何，意义何在，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决定的。

　　总的来说，观此书之译文，译者意识到原文典多意繁，对英文读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战，因此有归化的趋向。首先从书名来看，以往学者常就“文心”与“雕龙”二词之涵义讨论不休，此书译者根本不提这两个关键词，而是直接以“book of literary design”来概括书名大义。这种做法正是要避免读者在繁琐的用典中迷失方向。当然，逃避的做法也必然使原文中一些重要信息被忽略。《文心雕龙》的性质究竟应该如何判断，学界还没有定论。当黄兆杰以“文学设计”来概括书名时，其实已经把该书的性质定为文学创造论，而《文心雕龙》中论及文学品鉴、文学欣赏、文类、文学史等内容的部分就难以归属了。另外，黄兆杰在后文中对《序志》开篇几句话进行翻译时，不得不提到刘勰采用“文心”与“雕龙”二词作书名的原因，为了使段落风格一致、语意连贯，他还是无可奈何地采用了“literary mind（wenxin）”和“dragon carving（diaolong）”来分指“文心”和“雕龙”，而英文书名中并无相应的部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刘勰对书名的解释未免有些空穴来风，恐怕读者看了只会茫茫然不知所指。

　　黄兆杰指出，此书的目的是帮助大众读者理解原文，而非为专家提供出处和阐释，因此只有必要的注释才被注出。纵观全书，注释确实不多，不过和《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相比已详细、客观了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可能有助于读者流畅的阅读全文。然而，是保证读者不被大篇幅的注释打断思路，还是尽量保留原文全部信息，这本来就是译者难以取舍的问题，何况《文心雕龙》又是这么一部体大虑周的作品。译事之难，可见一斑。

　　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翻译相比，此书对细节的考虑已经更为慎重。仅从同录的《神思》、《序志》来看，此书翻译有了较大的改变。

　　首先，篇名有了变化。原来“神思”被译作“On Imagination”(论想象)，可算一个泛论的题目；现在为“Magical Imagination”(神奇的想象)，显然是为了突出“神”的特别之处。“序志”原译为“A Postscript to Wenxin diaolong”（《文心雕龙》后记），仅表达了该篇所处的位置，不能突出《序志》的功能和重要性；此书中改作“Declaration of Intent”（表志），则更强调作者的原意。从前后变化来看，译者希望读者了解作者用意的苦心尽显。其次，文章结构有所变动，主要是在分段之处作了一些改变，比如原来《序志》第一段到“心之美矣，故用之焉”止，在此书中则到“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止，其他部分也有类似调整。另外，“赞曰”是刘勰承袭古人的一种特别用法，黄兆杰原来译为“Thus”，只表示一种承接关系，而在此书中则用“summary”起头，另置文尾，使其在文中的地位得到凸显。段落起止的变化和对“赞曰”的处理，都表明译者对原文篇章结构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对原文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译文本身和原来相比更为准确，一些错误的地方得到修正，模糊之处也解释得更为清晰。

　　施友忠译本出版以来，毁誉参半，但一直是研究者唯一可参考的英文译本。黄兆杰译本的出现，使感兴趣的英文读者终于有了比较、借鉴的机会。

　　第三节 杨国斌对《文心雕龙》的英文翻译

　　杨国斌早年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生，曾师从王佐良。后来取得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早在1992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杨国斌完成了《〈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的博士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对《文心雕龙》的理论进行了探讨，比较了已有的翻译，并完成了《文心雕龙》30篇的翻译。杨国斌原为英美文学专业的博士，因此对英美文学理论及术语烂熟于心。在讨论《文心雕龙》理论时，他经常采用西人的观点和术语以求互证。在阐释《文心雕龙》理论及关键词时，他分别提到柯立芝、济慈、霍普金斯、艾略特等西方文人学者的思想以作参照，这使论文颇具比较的特色。此后杨国斌对其博士论文进行增补和修订，于2003年正式出版全译本，译名为DragonCarving and Literary Mind。严格来说，此译本并非在海外出版，但译者现旅居海外，且此译本主要针对英文读者，故此处也一并收录。

　　该书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大中华文库”系列的一部分，是中英对照本，包括原文、今译和英译，其中今译取于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今译》，英译以此为底本，广泛参阅了各类注本和现代汉语译本，对原著有较深刻的理解。该书的前言最直观地显示出作者对《文心雕龙》的了解。杨国斌对刘勰生平及作品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从文学观、文体论、创造论、风格论、修辞论等多个方面入手，对《文心雕龙》整部著作进行探讨。在此书中，杨国斌继续发挥自己在欧美文学方面的优势，仍然不时以西方的观点来佐证《文心雕龙》。比如“论神思”时，杨国斌认为这和柯立芝的“想象”概念有相近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西人所熟悉的观点来介绍刘勰的思想，对西人了解刘勰作品有一定的帮助。以西方的术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并且不显得唐突、生硬，这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深深了解。通过对刘勰文学观等的分析，杨国斌认为，刘勰是一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他渗透在《文心雕龙》中的人文精神使这部著作的魅力经久不衰。

　　杨国斌在前言中还对《文心雕龙》的现代版本作了简单的介绍，但是他只提到几个流传最广、最常见的版本，而现实存在的版本远远超过他所提及的内容。

　　从翻译的内容来看，杨国斌的译本既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又参照了今人的见解，翻译时有更多可参考的资料。以往的译本中，施友忠的译本年岁已久，随着《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翻译也需要更新；黄兆杰的译本又主要针对毫无基础的初学者，故许多细节处理得过于简单；相比之下，杨国斌的翻译显得中规中矩。正如岭南大学的欧阳桢教授评论说，此英文翻译“可读、清晰，诗意之处适宜，分析之处恰当，可以适于任何感兴趣、有智识的非专业读者”

　　第四节 《文心雕龙》的其他英译

　　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以前，早已有人对《文心雕龙》产生兴趣，因此，个别篇章、片段的英文翻译时常散见于各种论述中。

　　1945年，戈登（Erwin Esiah Gordon）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想模式》（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试图对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介绍和阐释，其中第三章专门对刘勰的“文心”进行阐释。为了更好地说明“文心”的含义，戈登差不多全文翻译了《原道》（除最后的“赞”以外）。戈登把“原道”翻译为“Emanation of Tao”，Emanation在英语中有散发的意思，比如气体、光线等从一个点辐射分散出去。此外，该词在基督教中还常用来表示圣灵的显现。戈登用这个词语来翻译，一方面强调了“道”的强大辐射力量，另一方面也给“道”抹上一些神圣的宗教色彩。全文的翻译大致符合原意，不过有些地方也表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比如“玄黄色杂，方圆体分”一句，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应该知道玄、圆与上天的联系以及黄、方与大地的联系。《易·乾卦·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戈登意识到方圆是天地的关系，因此翻译为“Earths square shapes and Heavens round shapes were differentiated”，表明方是地的形状，圆是天的形状。但是，对于玄黄，他就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说“dark and yellow were variegated”，仅表示两种色彩的交杂变化。事实上，不论是玄黄还是方圆，都指代天地，从而延伸为宇宙自然之秩序。刘勰此处正是用玄黄方圆暗指从天地之不同延伸到万物之异。

　　此后，1947年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了一篇关于俄国学者阿历克谢夫（V. M. Alexeev）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原道》中阐释“文”的一段话。柯立夫的翻译是对阿历克谢夫俄文翻译的转译，由于双重的语言间隔，译者不可能准确把握汉语原文的意思，因此，这段话采用了十分自由的意译法。译文对《文心雕龙》中“文”的含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准确的，但是有许多重要的信息都一笔带过。

　　休斯（E.R. Hughes）在其著作《文的艺术：论陆机〈文赋〉》的附录中也对《原道》有较为成形的翻译。本书是对陆机《文赋》的细致研究，包括翻译、评论和比较。作者颇有将中国文论介绍给西人的雄心，但是翻译和论述中错误较多，遭到众多批评。休斯认为《文心雕龙》是继《文赋》之后又一重要文论作品，而且《文心雕龙》50篇涉及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是直接来源于陆机《文赋》”。正因如此，休斯认为有必要在附录中对《原道》进行介绍和翻译。休斯指出，从《原道》中可以看出，刘勰对“文”相当偏爱，因此他着力将“文”的意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休斯的译文也有些理解上的疏漏。比如“玄黄色杂”，休斯和戈登一样没有准确的理解。他的翻译是“with dark and the light there is variegation of color”，将“玄黄”处理为“明暗”，指称不明。又如“无待锦匠之奇”一句，他的翻译为“...without waiting for the embroiderers genius”。显然此处他将“待”字误解为“等待”，实则“待”此处应理解为“依赖，依靠”，大致相当于“depond upon”。此类错误不一而足。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也曾翻译过《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发表在国内出版、对外发行的Chinese Literature 杂志上，共包括《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五篇。在篇头，译者选择了“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的标题，这表明译者把书名理解为“在文心之处雕龙”，重心放在雕琢上，也就是主要在文学创作技巧上。译者所选的篇章，直接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自身文字又极为华美，历来为人称颂。这五篇恰恰都是有关创作的，由此再次体现出译者对《文心雕龙》论文学创作技巧的部分的重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佛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翻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宇文所安选译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宗经》、《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章句》、《丽辞》、《比兴》、《隐秀》、《附会》、《总术》、《物色》、《知音》、《序志》18篇的全部或部分。除头两篇以外，其他都是下篇中所谓创作论部分的内容，可见宇文所安最关心的仍是刘勰关于文学创作本身的讨论。此外，文化差异是他选篇的另一个出发点。上卷的文类中出现大量人名、作品名，对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可能会影响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和兴趣，所以他弃而不译。

　　宇文所安很清楚中西文论术语及论说方式的差异，知道对西方读者来说，哪些问题最容易引起迷惑，哪种解释最容易被接受。他既深谙西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学方面又有较高的造诣，故此作确有融贯中西之势。以《文心雕龙》为例，作者首先做了总的介绍，然后分章节翻译、解释。一段中文原文紧跟一段英文译文的形式保证了文本的连贯性，同时又便于读者对照理解。宇文所安认为繁琐的注解很必要，但又往往会打断读者的思路，因此将注释通通放在文后，而在文学史话上有重要地位的关键词则专门收入附录中另作解释。最有特色的要算每段文字后的逐句解释，对文字缘起及刘勰可能的思路进行详细解释，颇有中国传统学者注经的遗风。正如作者所言，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用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故事”。在讲述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故事时，他指出此书体系相当完备，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异数”（anomaly）。同时，他又指出《文心雕龙》结构之完整对称是其最大的优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关于《文心雕龙》结构受“话语机器”影响的问题，他后来另撰专文讨论。

　　除此之外，《文心雕龙》的片段翻译还见于其他一些研究中国文论或《文心雕龙》的专著与论文中，如刘若愚之《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杜克义之《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 Liu Xies Theory on Poetic Genres）、吉布斯之论文《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n Tiaolung”）、蔡宗齐之《比较诗学》（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等。王佐良先生2003年出版的《翻译：思考与试笔》中，也对《明诗》和《才略》的段落进行了翻译。事实上，中国古代汉语辞简意繁，学者在研究讨论《文心雕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翻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