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陆及港台的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崛起，在国际比较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都因囿于欧美体系而始终没有迈出跨文化研究这一步，而处在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语境下的华人学者，却担负起跨东西异质文化研究的重任。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世界正在不断缩小为“地球村”，而这个“村落”的居民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全球化”究竟是以强势文化为标准的一体化，还是各种文化在对话的基础上共生共进呢？在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文明”之间的“冲突”越发凸显。只有加深对自身文化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与其他文化交流，在冲突中找到和谐的对话方式。《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重要果实，在海外受到普遍重视，因此，拙著以“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为题，就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译介、评论及引用情况等进行较详尽的梳理，试图在实证基础上，对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进行探讨，为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一 、《文心雕龙》研究的背景

　　刘勰所作《文心雕龙》，约成于齐梁之间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学界尚无定论。“龙学”界多数学者同意清代刘毓崧的考证，认为《文心雕龙》写定于齐末，如范文澜、杨明照等。这部“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巨著，全书三万七千余字，虽曾让名流沈约“大重之”，当时却并未广为流传。但是，自《文心雕龙》问世以来，历朝均有其写本或刻本。唐有敦煌写本残卷，宋《太平御览》中引录了《文心雕龙》篇，元有至正本（后清人黄丕烈和近人伦明均曾校元本，但已失传）；到了明代，《文心雕龙》校勘注释成就蔚为可观，杨慎之五色点评本、梅庆生之《文心雕龙音注》本、王惟俭之训故本等都使《文心雕龙》流传更广；清黄叔琳的辑注、纪昀的评本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各朝各代，《文心雕龙》的流传不绝如缕，有关研究更是薪尽火传。到今天，《文心雕龙》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有体系的显学，被人们誉为“龙学”。

　　张文勋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一书中，将国内的文心雕龙研究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唐宋以前，关于《文心雕龙》的评论十分鲜见；唐宋时期，《文心雕龙》的影响渐长，但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元明清时期，《文心雕龙》的情况大有改观，不仅版本迭出，校勘、评点、序跋也大量出现；20世纪初，黄侃、杨明照、范文澜、王利器等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筚路蓝缕，“龙学”初见端倪；20世纪80年代后，虽经历十年浩劫，“龙学”仍然蓬勃发展。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于《文心雕龙》研究可算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学会组织了数次国内及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与会论文被选编为《文心雕龙学刊》（1993年更名为《文心雕龙研究》）。此外，学会还出版了《文心雕龙研究荟萃》、《文心雕龙综览》等书籍，为《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资料。到今天，《文心雕龙》研究已成为真正的显学，且影响远及海外。但是，西方学者真正开始严肃研究《文心雕龙》的历史并不长。

　　西方汉学界一向看重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价值，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热情却迸发得较晚。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出版了《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在提到中国的诗文评（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传统时，把刘勰的《文心雕龙》看作中国诗文评的开山之作。他认为这是一部体大虑周（of considerable merit）的著作，寥寥数言将《文心雕龙》的特点写得很清楚，虽然于当时影响并不太大，我们仍可以说这是西方研究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开端。

　　自有英译本以来，西方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方兴未艾，凡是研究中国文学创作欣赏等理论的文章，无不提到《文心雕龙》，可见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在西方中国文论研究中有着重要位置。海外《文心雕龙》研究发展势头强劲，西方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巨著的翻译和评论研究，如施友忠先生（Vincent Yuchung Shih）的《文心雕龙》全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当时在汉学界引起了不小轰动。正如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所言，当时甚至还没有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全译本，英文的全译本绝非易事。另有黄兆杰先生（Siukit Wong）先选译了《文心雕龙》的部分章节，后与人合译全书，译名为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对《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大有意义。另外，在一些期刊或中国文论读本中也有《文心雕龙》的选译，较著名的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文心雕龙》五章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对《原道》、《宗经》、《神思》、《体性》等18个章节全部或部分的译文等，都为西方的《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了资料。

　　此外，西方有关《文心雕龙》的著作、论文也层出不穷，包括一些以《文心雕龙》为题的学位论文，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开辟了新境。事实上，大多数以中国古典文论或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英语学术著作都常引用《文心雕龙》的内容。这些事实均说明“龙学”在海外颇有影响力。《文心雕龙》海外研究成果甚丰，值得国内的学者借鉴和思考。

　　二、研究现状及展望

　　根据镇江“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数据，1907年至2004年，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发表了近三千篇，出版专著二百一十多种，涉及十多个国家的研究，主要从《文心雕龙》的理论、文本、修辞以及作者生平、思想等方面入手，而专门针对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文章和专著，却相对稀缺。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如前面提过的张文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史》、汪春泓的《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等，但大多局限于国内的“龙学”研究状况，在海外研究方面浅尝辄止。近年来，不少学者意识到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梳理对我国《文心雕龙》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都十分有意义，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较具影响的有王晓平的《关于〈文心雕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李炳汉的《〈文心雕龙〉的三种韩译本》、李逸津的《〈文心雕龙〉在俄罗斯》等。另外，陈蜀玉的“《文心雕龙》法语研究”项目，将弥补国内《文心雕龙》法译及我国学者对法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了解的空白。相比之下，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尚未得到理论界的足够重视。1991年，长期在海外的香港学者黄维梁注意到西方《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趋势，在《汉学研究通讯》杂志上发表《美国〈文心雕龙〉翻译与研究》一文，但是偌大的题目下其实只谈到施友忠、吉布斯和邵保罗（邵耀成）三位学者，而且作者认为“美国的龙学专家，其成果刊布于世者，大概只有三位”。当时欧美《文心雕龙》研究固然刚刚起步，但所涉学者远不止这三位，黄维梁的认识显然是不足的。林其锬发表《〈文心雕龙〉研究在海外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一文，介绍了《文心雕龙》研究在亚洲及欧美的发展及现状，不过亚洲的资料比较翔实，英语世界的研究部分则略嫌单薄。张少康先生撰文对国内及东亚的《文心雕龙》研究作梳理，却对西方的《文心雕龙》研究只字未提。后来他在《文心雕龙研究》一书的导言中再次对国外的《文心雕龙》研究作了介绍，对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仍然仅有只言片语。张少康与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编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中，有一章讲述欧美各国的《文心雕龙》研究，对蔡宗齐及其编撰的《中国文心：〈文心雕龙〉中的文化，创造和修辞》（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所收录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有较详细的介绍，并对相关国际会议情况有所涉及。王晓路在其专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中，专门着墨对《文心雕龙》的海外研究作了一些介绍，但仅限于简单的说明。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一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整体研究对象，为我国学者了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古代文论研究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论及《文心雕龙》英语研究的部分就更少了。王晓平、周发祥和李逸津著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虽然有一章专门谈《文心雕龙》研究，但是其中对日俄的研究介绍较详，关于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仅谈及施友忠英译本序言，显然不能让读者满意。黄霖主编、黄念然著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中有一节谈到《文心雕龙》研究，但关于《文心雕龙》在大陆外的研究，仅对港台的情况略有介绍。汪洪章的《〈文心雕龙〉与20世纪西方文论》一书在《文心雕龙》比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但该书主要是对《文心雕龙》和西方文论之间作比较，并不涉及《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另外如陈引驰与李姝撰写的论文“鸟瞰他山之石——英语学界中国文论研究”中也提及《文心雕龙》的英译和相关论述，惜篇幅不足，尚未能展开。

　　总的来说，《文心雕龙》研究正在走向世界，其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文心雕龙》研究因为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梳理。相比之下，我们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了解甚少，信息也不太准确。比如张少康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一书的导言中介绍，施友忠于20世纪70年代翻译《文心雕龙》一书，且到“目前”（2002年）为止他的译本“还是惟一的一个英文全译本”。事实上，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2002年，已经有施友忠、黄兆杰两个全译本。信息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学者们难以对欧美《文心雕龙》研究成果一览无余，这是可以理解的。像张少康先生这样的龙学专家尚且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有如此误解，其他一般研究者的认识就更有限了。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甚丰，却并没有系统的介绍和分析，相关研究十分薄弱，这和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资料繁盛的状况是不相符的。

　　目前，国内学者对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首当其冲。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英语世界《文心雕龙》中表现出不同于亚洲地区传统研究的特色。这些差异，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英语世界学者的异域视野对我国《文心雕龙》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方便了资料的检索和搜集，使我们能够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的工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正因为如此，拙著试图在比较文学理论领域对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状况作一个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希望从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实际情况入手，以翻译研究和中西比较研究为辅，寻找出中西文学、文化乃至文明的异质性，实现异质文明之间的有效对话，同时希望能对国内《文心雕龙》研究有所补益。

　　三、研究意义

　　纵观中国思想史，中国的学术研究总是在一张一弛、一虚一实中曲折前进。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

　　春秋战国时期，时局动荡，思想者于频繁战乱中开始考量世界、社会、人生的终极意义，于是辩术风行，百家争鸣，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秦统一天下，改封建为郡县，汉循秦制并加以改良，建设中央集权，社会逐渐稳定，也需要稳定的思想体系，于是儒术独尊，经学始盛。汉儒皓首穷经，为考据之滥觞。魏晋老庄遗风与西来佛教思想相接洽，滋生了魏晋玄学，学术研究的风气在清谈中又一次向义理转变，经南朝及隋唐佛学思想的发展，至宋明理学，而义理研究达到极致。清朝灭明，清政府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一方面重尊儒术开馆四库，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极力压制学者士人，于是学者再次钻入故纸堆，埋头于无涉政治的繁琐考据中。清王朝颓杞之际，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紧闭的国门，文人志士转向西方以求救国之途。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百日维新向邻邦日本学习，终以流血失败告终，辛亥革命鼎新革故，然百废待兴，直到“五四”运动，激进学人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各种“主义”炫目流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尽管胡适等人后来提出要重新“整理国故”，顾颉刚等人开创“古史辨学派”，不少学者尚未放弃传统文化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提出“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指导方针，顾颉刚等人的考据更是重在辨疑。1949年以后，曾经出现短期的“百花齐放”，但很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迫使中国学术界进入沉寂时期。“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人重见天日，渴求跟上时代，热烈欢迎种种西方思潮，论文著书者几乎言必称西方。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风刮过，学术界终于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学术研究进入回归期，重建国学、重建中国话语等话题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才算积极和妥当？传统本身自然是我们重建中国学术史的首要源泉，但是几千年来中国学者都在做原道、宗经的工作，如果只是一味对传统进行拘泥的训诂和琐细的考据，是否能够开辟新境？回头看几千年的学术史，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其实是在考据与义理、传统与叛逆之间不断徘徊前进，其间外来思想的冲击和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将世界各种文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西文化的对话正在激昂慷慨地进行着。站在回归传统、展望世界的交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学术，以他山之石来攻强玉。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梳理，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文心雕龙》早在唐朝就东传日本，稍后传入韩国。据镇江“文心雕龙资料中心”资料显示，《文心雕龙》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西方，现已有英、意、德、俄译本，而法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等语言的翻译也正在进行。这样一部巨著，在海外流传甚广，研究颇丰，但国内对其在海外的传播、研究情况并无一个系统的了解。不论从资料的搜集梳理还是从《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来看，都亟须专著对海外的《文心雕龙》研究进行分析思考。

　　《文心雕龙》自被介绍到英语世界之初，就获得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从现有资料来看，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往往下意识地运用西方文论话语和方法来分析《文心雕龙》，如以艾布拉姆斯“四要素”模型讨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将刘勰与新批评学派相比等。西方话语体系是否适用于中国文论研究，又能带给中国学者怎样的启发，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为何《文心雕龙》在中国历史上曾遭冷遇，在西方却长期受到学者重视？中国与西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由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西方学者在大刀阔斧地剖析评论时，是否对这部文论巨著有所误读？英文与中文的语言差异是否会影响不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叙述与书写的方式是否决定了人们研究《文心雕龙》的重点？这些问题绝非无关紧要。在已经接触到的部分材料中，不难看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反映。如《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章《序志》，施友忠先生在译本中将其译为“preface”（序言），并置于第一篇。词缀“pre-”在西文中本来有“……之前”之意，这样一种安排，看起来只是一种位置的改变，实际上却反映出中西习惯上的不同、作者与译者理解上的不同，以及中英文思维方式的不同。其他如对《文心雕龙》关键词的翻译和理解、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误读、《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者中的影响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这些问题，恰恰可以从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中得到解答。

　　然而，理论界对此尚无足够认识，不少学者认为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只是资料搜集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事实上，笔者所关注的不仅是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研究状况，更在于中西异质文化/语言的对话与冲突。哪里有差异，哪里就有对话的可能和必要。这类研究不仅有利于《文心雕龙》这部东方文论巨著在海外的传播、交流，而且从比较文学的视野来看，对《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学史和美学史的地位的考察，对中西文化交叉点的比较研究也颇有裨益，可以使国内的学者更好地把握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规律和我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话语，并使传统话语在现代中国再次闪闪发光。

　　四、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目前，异质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多元、多层次的对话正在进行。西方的作品和理论被介绍到东方，东方的作品和理论也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化、文学典籍如《诗经》、《论语》、《老子》、《庄子》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研究者趋之若鹜。随着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了解逐步加深，他们对中国文人自身对文学的看法和讨论也产生了兴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重要文论作品逐步成为海外汉学家的关注焦点。其中，《文心雕龙》因其完备的系统、整合的理论和自身的美学价值而特别受到现代汉学家的青睐。

　　鲁迅先生曾对《文心雕龙》有这样的评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可见，鲁迅先生已经有意识地将《文心雕龙》与西方文论相比较。后来又有学人将《文心雕龙》和《诗学》作比较，这将在后文中有所介绍。《文心雕龙》自最初被介绍到英语世界起，就博得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译作与评论层出不穷。在英语世界里，还没有哪一部文学理论巨著受到如此独特的关注，这与《文心雕龙》自身的一些特点是大有关系的。

　　不同的诗学传统，也即不同的诗学话语的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与西方诗学体系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也各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文心雕龙》在中国学者眼里，不仅是一部文论巨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因此，传统的中国研究非常注重《文心雕龙》本身的文辞之美，常常着眼于作品的艺术成就，关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著作层出不穷。又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重“述而不作”，《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往往以校、注、笺等传统手段作为主要分析方式。此外，中国学术向重“知人论世”，因此关于刘勰生平、思想来源的研究作品也颇丰。

　　西方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关注《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且惯于从结构入手，故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理论、结构、关键词等主题展开。在他们的研究中，自然也大量运用西方文学评论的种种方法，如阐释学、现象学等。西方的话语体系如何应用于中国的文论著作及应用效果如何等问题，似于中国学者能有所启发。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也由此而生。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一个特例，如宇文所安就曾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异物（anomaly），是一部很有体系的论著（systematic treatise）。一些国内学者也持类似看法，如叶舒宪曾提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最杰出的体系性著作《文心雕龙》在近代以来受到很高的推崇，认为足以同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瑰宝。可是严格考察不难发现，《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建构在中国文论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特例，关键在于作者刘勰自十二岁出家在钟山定林寺学习翻译佛教，印度宗教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铸塑了他的头脑，终于在评点感悟式的中国批评之外另创理论架构。

　　此文不仅承认刘勰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还认为这是受印度思维方式的影响。也许，这种看法恰好是《文心雕龙》在西方世界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这里不敢妄下结论，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本身就有着不同的体系——如果一定要用体系这个词的话。当我们试图使用源于西方的“体系”（system）一词来阐释中国文论时，就已经落入了生硬套用西方概念的陷阱。中国文论自有一套解释的话语，只有这些话语复活并得到应用，对中国文论的理解才可能更接近其本质。了解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有助于中国学者更清楚地认识我们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有利于学者们在传统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更合理地利用新方法论。事实上，《文心雕龙》中不少关键词和关键问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在研究中引起了不少争议。这类问题在中国学者眼里尚无定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可能引发更多争论。因为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往往造成不同的角度和观点。

　　遵循以上思路，本书拟在详尽调查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通过阐释、接受、翻译等理论对文本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探寻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特点，并测试跨异质文明（文化）对话的可行性。以往的比较文学者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探究不同国家文学作品或文学事实的影响或相似性，而非异质性。但世界是多元化的，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文明中的差异显然大于相似性，异质文明间的对话对于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更大的进步意义，这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倡“跨文明比较”的原因之一。比较文学领域里这一关注“异质性”的新学科理论，将是贯穿本研究始终的一条主线。

　　本书研究对象为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包括一切以《文心雕龙》及其作者刘勰为研究对象、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译作、专著、论文、书评等，不以地域为局限。比如一些东欧学者以英语撰写的专著和一些发表在中国大陆及港台英文期刊上的论文也在本书讨论范围之类。本课题试图以比较的眼光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进行分析，针对文本，通过细读，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特点进行阐述，并通过比较的方法实现中西相关研究领域的沟通。内容主要涉及三个部分：

　　第一，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状况概述，包括第一、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文心雕龙》的英译本、以英语写作的相关著作、文集、单篇论文、书评、学位论文（主要为博士论文）等进行介绍和简要分析，旨在展现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全貌。

　　第二，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阐释，包括第三至八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以英语写作的《文心雕龙》研究著述进行文本细读和实证分析。通过异质文明话语体系中他者的目光，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并探寻真正适合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体系。

　　第三，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翻译与变异，包括第九至十二章。这一部分将对《文心雕龙》的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其他选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阐述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和创造性接受，从翻译的语言现象中探求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笔者原计划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与国内《文心雕龙》研究的比较进行专门阐述，主要讨论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在研究方法、重心、内容上与国内研究的异同，试图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找出中西异质文化/文明/语言对话的途径。但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中英《文心雕龙》研究的差异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大，事实上中英《文心雕龙》研究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而且，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华裔学者，简单地以语言文化的差异来区别中英《文心雕龙》研究是不可取的。因此，笔者将中英《文心雕龙》研究的比较融入第二、三部分，试图给读者一个更客观的视角。

　　因学识有限，本书必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望能抛砖引玉，为国内《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借鉴的资料，助中国学者开阔视野，更好地把握我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规律和话语，更合理地在传统文论研究领域进行创新，并且对《文心雕龙》等中国传统文论的海外传播出一份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