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南重赋问题

　　（一）江南重赋由来已久

　　江南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商业繁荣，人民富裕，向来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至明代，国家税收对其地区的仰重，更到了惊人的程度，苏松常镇地区作为江南财富的中心，重赋在所难免。

　　有关明代苏松地区重赋的问题，早已得到包括时人在内的大部分共识。如历任景帝、英宗、宪宗、孝宗四朝的明朝名臣丘濬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

　　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

　　张居正的同僚赵用贤，在对苏松地区赋税情况进行考证之后，也说：

　　臣考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江南财赋为天下剧，详其利害，别其标本，大概在于此疏中矣。而嘉、湖、杭、苏、松、常此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它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是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也。

　　同时，有说法认为，张士诚据吴时骄奢无度，加之战争的耗费，使得其不断加征赋税。其时，苏州府的税粮就曾达到一百万石。而明太祖朱元璋围困九余月才破苏州城，破城后，太祖愤慨于吴人对张士诚的归附与支持，于是定下重税，以责罚他们。

　　这种说法广泛存在于各种正史与时论中，《明史》载：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曾在《野记》中也写到：

　　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盖惩一时之弊，后且将平之也。

　　尽管将苏松地区重赋归罪于太祖迁怒一说多为现代学者所质疑，但其所表现出一个事实：苏松地区繁重的赋税一直以来都呈上升趋势，即使在较轻的明初，即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额。故而明代昆山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说：“苏在元，粮三十六万，张氏（张士诚）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另外，籍没豪族富民田为官田应该也属事实，在下文将详细阐述。在苏松地区的赋税上，又“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根据梁方仲的统计数据，即使在洪武时期，苏州的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而所纳税粮就占全国税粮的9.5%；按照每亩纳税粮数额来计算，苏州每亩田所缴纳的赋税是全国平均数的8.54倍，清代学者沈彤不无感叹地说：“苏州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