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坎坷少年时光

　　成化九年（1473）二月二十五日，顾鼎臣诞生于苏州府昆山县顾府。此时，他的父亲顾恂已经有五十七岁高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均已成人。顾鼎臣生母杨氏，在当时为顾家的一个婢女，后来被顾恂收为侧室。

　　对顾恂来说，晚年得子给他带来的烦恼可能更甚于喜悦，特别是这个孩子难以启齿的来历更让他避之不及，而在家谱描述中一向知书达理的吴夫人，虽碍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因默认了这个事实，却实在无法再以慈爱之心对待私生子。《万历野获编》有“（顾鼎臣）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礼之”之说，《明鼎甲征信录》中则有如下描述：

　　父恂年五十，青衣孕生一男，即鼎臣。正室大恚，索儿欲杀之不得。……鼎臣大魁天下，而正室犹虐其生母如故，使之蓬跣执灶，不令见子。鼎臣遂介亲友入内，长立庭下，固求见母，亲友从旁婉转，乃令自厨下出，衣服蓝褛。鼎臣抱之大痛。亲友皆为泣下。

　　此条史料，尽管有夸张失实之处，也能反映出嫡母吴氏并不喜爱这个婢女生的庶子。而参考顾鼎臣生母杨氏的墓志铭，则史料更为可信，也更能清楚看到顾鼎臣年少时，杨氏的地位低下和隐忍无奈：

　　初修撰春秋高家范整肃，正室吴安人相之少可，太安人承事旦夕，惟恭惟慎，奉上抚下，调护左右，荫芘内外，罔有违言者，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诚，终不见忿厉之色。生鼎臣甚爱之，意常远之，人莫知其为爱也，小有过差，未尝假借。

　　由于自身地位的低下，母亲终日小心翼翼，不敢言别人的过失，愤怒之色不敢表现在脸上，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敢大胆太过亲近，只能以疏远与严厉来保全自己和孩子。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孩子，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则要强自立。而顾鼎臣在年少时即养成一种倔强不受世俗羁绊，特立独行的作风。《万历野获编》曾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顾鼎臣）苦贫，读书古寺中。暇则与群儿无赖者，盗邻家狗烹之；薪尽，则析木偶罗汉供爨，至糜烂与诸稚共啖，人诮责之，不顾也。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和母亲的言传身教，隐忍而不羁，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性格，在顾鼎臣身上统一起来，了解了这两种性格，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顾鼎臣，在其后的科考和为官的生涯中，其所作所为，无不有这两点性格深深的烙印。

　　二、状元及第及其后的落寞

　　生活的多蹇，并没有磨灭顾鼎臣的天性聪慧。翟銮称赞其说：“生而敏慧，数岁能文章，稍长学业益进，游邑庠声称藉甚。”其中，“数岁能属文”这一事屡见于其传记资料中，亦可见顾鼎臣少年聪颖并刻苦。无怪乎时任河南布政使，后在弘治年间任江南巡抚的朱瑄一见则喜爱异常，愿把自己钟爱的女儿许配于在家中很不受器重的庶子顾鼎臣。在《朱氏行状》上载有：

　　夫人自幼沉静端庄寡言笑，稍长善女红，闻小学故事，能了了记忆。父母钟爱之，为择嘉婿，敬斋与吾曾祖赠少保桂轩公友善，尝相过从，见吾叔祖文康公大奇之，曰异日必为国器，遂许缔姻好。

　　弘治元年（1488），时年十九岁的朱氏嫁给了十六岁的顾鼎臣。大顾鼎臣三岁的她以自己的贤惠和能力，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予顾鼎臣极大助力。她规劝贪玩的顾鼎臣，每日伴读到深夜，经济上，她也独立承担，甚至将自己的嫁妆变卖来维持生计。可以说，顾鼎臣最终金榜题名，离不开朱氏的敦促和支持。在《朱氏行状》和《墓志铭》中，都肯定了其作用：

　　文康公诵读每至夜分，夫人纫缀以侍公。明经领乡荐，不暇治赀产，夫人勤俭经画，尝脱簪弭以供甘旨膏烛，不令公知，故得肆力于学，造诣渊邃。弘治乙丑遂擢大魁，系内助之功业。

　　公为诸生游乡校，夫人旦夕相规劝，以成学。公每夜读书，夫人即夜勚共之。间出奁具相其费，上供旨甘下给膏烛，不令公知也。公以故不复内顾，益肆力于学，少有令名，以明经举于乡。弘治乙丑遂擢大魁，名动天下。系内助之功寔多。

　　弘治十四年（1501），多年苦读的顾鼎臣在乡试中崭露头角，在随后弘治十八年（1505）的殿试中，又一举夺魁，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此时的顾鼎臣甫过而立之年，可谓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单从外貌来看就迥然异于常人，同科考中的严嵩描述他“仪状瓌奇，风格峻伟，观者谓为公辅器”。《词林人物考》也谓其“长七尺，虬髯虎颧，目炯炯射人，声吐如钟”。而更多关于中举的传说，则集中在其名字上。

　　弘治十八年（1505）会试前，顾鼎臣还未改此名，而名仝。早在数年前，其父顾恂曾有一奇梦，云“鼎臣为状元”，由于对顾仝不甚喜爱，顾恂没有将之命名鼎臣，而是先让其孙顾潜以此名应考，却未见效果。后顾仝乡试中举，而赴会试，顾恂不得已以此名命顾仝，果见成功。此故事虽有多则史料可相参验，却在其族谱中未见提及。顾鼎臣改名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兹记录如下，权备一说：

　　又宋有卫状元泾名臣也。其祠在邑中，初鼎臣入邑庠，夜梦一人紫袍象简，称卫姓携状元及第篆文图书咒之。每过其祠，虔诚谒拜。一日乡间儒生入城，假宿于祠中，似闻神语云，明日有状元顾鼎臣来，儒生谓庠中无此人，早期俟何人至。忽见诸生顾仝入，语以此事。顾曰，吾正将易此名矣。

　　抛开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顾鼎臣”这个名字本身确实比“顾仝”更加大气而易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顾鼎臣”这个名字在考中之后，却又被曲解为犯忌，更有甚者，直谓此名导致了孝宗的驾崩。不管这种说法有没有给顾鼎臣仕途带来影响，事实确是，考中魁首并没有使顾鼎臣飞黄腾达，而是顾鼎臣数十年翰林院清苦生活的开端。

　　在顾鼎臣考中状元的同年，他的父亲——时年八十八岁的顾恂去世。幼年时不见爱于父亲的经历，并没有影响顾鼎臣的孝心，相反他尽其所能孝顺父亲，甚至时常向天祈祷，愿减少自己的寿命以增父寿。在《雍里顾氏族谱》中，保留了一份为父祈寿的醮文，其中孝心可见一斑：

　　窃闻居高听卑，大造握生死之柄，养生追远，孝子展爱恪之心，恭叩玄穹，谨输蚁悃，鼎臣父恂，寿踰八十，去日苦多，嫡母吴氏，背弃十年，音容杳邈。存者奉侍左右，难倾菽水之欢，没者攀摹松楸，空怀负米之恨。幸叨道庇得厕贤书，念罔极之罕酬，痛沉沦之莫拯，爰修斋醮，追荐冥途，早冀生天，速离苦海。又为存父恂日薄虞渊，年衰偷景，愿损己寿，求益父龄，虽修短有数，不敢妄徼天工，而旋转无方，仰望曲回神力，庶穋禾平均之惠，少答涓埃；义方式榖之仪，长侍朝夕。恳乞鸿慈，俯俞尘请，无任激切虔祷，颙望之至。

　　在此疏后，顾鼎臣之侄顾培还记录了一个奇梦：

　　叔父既奏此疏三日后梦，天示田单火牛四字。祖父神服六十四卦衣，叔父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龙头，二宦官披舆地图夹侍呈览。叔父谓，此疏恐涉要名不欲存稿。祖父谓，梦甚奇，欲留验后日，故命培书之。

　　这个梦的情景是这样被解读的：桂轩公身服六十四卦衣，暗指顾恂八十八岁的寿龄；顾鼎臣戴七星冠手持龙头，暗示中状元；田单火牛则暗指中状元的时间，乙丑牛年；而二宦官披舆地图夹侍呈览，则代表顾鼎臣后来监国之事。

　　尽管看上去天示种种异兆，预示顾鼎臣仕途之光明可期。但顾鼎臣的运气确实很坏，顾恂的去世，直接导致甫入官场的顾鼎臣不得不回乡丁忧三年。再回京城，已经改朝换代，一代新人换旧人，顾鼎臣注定得不到重用。正德三年（1508），丁忧归来的顾鼎臣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次年，实录成，顾鼎臣被赐予银三十两、纻丝罗二表里，升侍讲。而未容其有所喘息，此时，又传来生母杨氏过世的消息，顾鼎臣不得不再次回乡。两次丁忧，共用去顾鼎臣近六年时间，不断的“离职”，也使得顾鼎臣在考中状元的十二年之后，也就是正德十一年（1516），才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而终正德之朝，年近半百的顾鼎臣一直徘徊在谕德这个官阶上。

　　俗语说“老书生，穷翰林”，尽管在明朝，翰林院是朝廷人才的重要储备场所，但在被赏识提拔之前，翰林们的生活还是相当艰苦。顾鼎臣同样如此，由于状元及第之前一直读书无暇蓄积资产，加之多年清苦京官生活，使得顾鼎臣在昆山的老家，一直处于借贷的状况，在顾鼎臣给儿子的信中，他曾多次叮嘱儿子要分批次偿还这些欠款。同样，在京城的顾鼎臣，生活更加清贫，仅够基本生活，以至于后来被推选为讲筵官时，讲筵所穿的红色服装甚至需要向人暂借。

　　事业生活都如此不顺，遭遇如此，一般人大抵会有怀才不遇之叹。在周围人都感叹其命运坎坷之时，顾鼎臣却淡然处之，公鼎说其“以弘治乙丑状元及第，逾三十年犹滞侍从，言者皆以公有积薪之叹，而公夷然不介于怀”，在给侄儿的信中，顾鼎臣也写道：“此中世事我不能与时沉浮，株守此官，已将七载，人皆为之不平，而我处之泰然，略不以为意。”或许以下给儿子的话，能代表他的想法：“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书著，后日推诸政事，皆是今日所读的方好，若只以此为媒利禄，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不仅读书不为干禄，做官同样不能为了钱财和名利而处事。他曾做散曲《沽美酒》对这种官员大加讽刺。

　　他每论谈谋迈禹本，夸事业胜萧曹，卖弄您道德文章所事高，背地里被旁人笑。将您那脚跟儿紧着，没见识管中窥豹。弄虚假笑里藏刀，大开手接人钱钞。使心术做成圈套，那敢犯着不饶，将芯来送了呀，全不想头上直，自有神明知道。

　　读书为了推诸政事，做官为了担负国家重任，在宦海沉浮不定的顾鼎臣仍体认了这一道理，并在不受重视时泰然面对。而恰是其坎坷经历及豁达平和个性，最终得到世宗的青睐，以经筵获得赏识。

　　三、嘉靖朝的荣宠

　　明世宗继位后，立即表现出对顾鼎臣这个三朝老臣的重视。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顾鼎臣被升为经筵官。同年，顾鼎臣因为言官论劾，乞休不许。嘉靖元年（1522）三月，顾鼎臣再次上书乞假省墓，明世宗方才允许，并允许他可以坐驿站的马车返乡。十二月，顾鼎臣上疏称病不能赴阙，再次乞假暂留，世宗不许，令其立刻供职。嘉靖二年（1523），乞休的顾鼎臣再次以疾病上疏世宗，乞求在原籍调治，又得到世宗令病痊亟如前旨赴任的回复。

　　这次归乡省亲养病，顾鼎臣在昆山居住了近四年，在这四年中，顾鼎臣与乡中缙绅文友往来甚欢中，对昆山的现状和积弊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由于年老体衰和对朝中混乱局势的认识，曾使其一度产生了归乡退隐的想法。在此时所写的散曲表明了他的这种心境：

　　[七弟兄]

　　划地里自达遥，官情微，机事少，也一般象简排袍，金带垂腰，坐省趋朝。混尘俗酸酒哺精，有时节醉嫌天地小。

　　[前腔]

　　我如今肌肤儿疫削，身躯儿软弱，白发也不相饶。愁和闷，每日闲相闹。利和名甚日两相抛，不抽身枉惹猿鹤笑。

　　[梅花酒]

　　我如今年纪老，海阔也天高，漏断也钟敲，今日也明朝。香馥馥桔枝怕烈火烧，明死死蜂腊怕猛风摇。待将那重担挑，世路上正蹊跷。丛荆棘，塞蓬篙，白额虎登咆哮，兔车马乌夜啼号，何处也显英豪。

　　[收江南]

　　呀，猛可地世间花甲一周遭，我欲待跳樊笼，把踪迹混渔樵，胸中块垒一时消，从今后悟了，再不去邯郸梦里请封侯。

　　其中，“待将那重担挑，世路上正蹊跷”句表达出顾鼎臣此刻的心情，既有做一番事业，为国家尽忠的愿望，又不知现在的局势是否可以供人有所作为。

　　在闲云野鹤般自由的生活与士大夫责任中矛盾的顾鼎臣，最终在友人的鼓励下，毅然决定，愤然而起，并最终决定了其回京的行程。

　　嘉靖五年（1526）冬，顾鼎臣回京。次年正月，大学士杨一清上疏，谓顾鼎臣已经病痊复职，请仍充经筵日讲官。此时的嘉靖皇帝，正酝酿着一场关于翰林院的改革。先是世宗以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称旨为由，特谕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才外补，得到杨一清等阁臣上疏支持回应，包括汪佃、杨维聪、崔桐等在内的二十二名翰林官员被罢黜或外调。而后，世宗又对经筵讲官进行了一次考核，希望从中选拔出满意人才：

　　世庙御文华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就在这两次考核中，顾鼎臣一步步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先由左谕德升为翰林院掌印学士，在遵圣谕进讲了范浚《心箴》后，世宗大悦，要求顾鼎臣再讲授《尚书·洪范》篇，并免除顾鼎臣日常的参见，专职讲读，进讲终篇。嘉靖七年（1528），顾鼎臣讲授《洪范》完毕后，被超拜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嘉靖十年（1531），世宗再次命顾鼎臣讲《尚书·无逸》篇，升为礼部右侍郎。此后的几年中，顾鼎臣又连连升迁，经历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至嘉靖十七年（1538），顾鼎臣入阁时，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又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傅。短短数十年间，顾鼎臣已从一介讲臣升迁为仅次于夏言之下的国之股肱重臣。

　　在不断的升迁过程中，世宗体现出对顾鼎臣非同一般的信任和亲近，不仅时常赐赏，病时遣医送药，更不顾各种非议，让顾鼎臣参与各种重要活动。嘉靖九年（1530），世宗在先农坛祀先农神、行耕耤礼，命顾鼎臣位列九卿行九推礼，此时的顾鼎臣仅为四品太常寺少卿兼侍读，世宗的如此礼遇，让“廷臣莫不色动悚叹，谓上宠异儒臣如此”。此后，从嘉靖十一年（1532）开始，顾鼎臣不断陪同世宗祭祀社稷、孔子；在享庙祭祖中，担任捧主执事官；世宗为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命名时，成为告庙官员。基于信任，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世宗南巡，命顾鼎臣为留守使，留守京师辅佐太子，赐以其父兴献王手书“无极太极，日新又新”八字，银印“经纬首选”，留守关防牙刻及金蟒、宝带、银瓢、佩刀等物，并指示顾鼎臣可用密疏将消息报告给他，真可谓荣宠之极。

　　对顾鼎臣来说，这也恰是其施展抱负的良好时机。早在嘉靖六年（1527）甫至京师时，顾鼎臣即向世宗上《陈愚见划积弊以裨新政疏》，陈述其省祭时所目击的东南利弊，表达了希望治理的决心，并提出了四条意见。然而，此时世宗的用心显然不在于此，此疏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至嘉靖九年（1530），渐得世宗恩宠的顾鼎臣又上《申末议以裨国计拯民命疏》，再次表达了清理江南欺瞒田粮的愿望，此疏虽然语气恳切，甚至用词稍显激烈，却仍未得到世宗重视。嘉靖十五年（1536），顾鼎臣的门生王仪出任苏州知府，其对老师的改革措施大力支持，顾鼎臣于次年再上《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军国大计疏》，此次上疏终于得到嘉靖皇帝的回应，得到了“行抚按官各委知府亲诣所属州县悉心清查，其虚应故事及延捱遅玩者劾奏之”的圣旨。

　　与此同时，右副都御史欧阳铎巡抚应天十府，并奉旨实施田赋改革及清查田粮。顾鼎臣通过与王仪、欧阳铎的来往，密切关注在苏州府特别是昆山地区的清查状况，最终查出隐田2390顷，隐粮63195石。同时，王仪查出昆山每年代长洲、吴县两县多出七万五千余石，并尽力纠正。

　　顾鼎臣在晚年所做的最得人心的事，恐怕要数嘉靖十七年（1538）昆山城的修筑。事实上，在修筑时昆山有城无城，甚至对当地人来说，都有些无关紧要。因此在此城修筑后不久，顾鼎臣因病去世，其墓志铭及当时人所著述的传记、行状等文中，都未提及此事。然而在顾鼎臣去世的十五年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入侵，赖有此城，昆山百姓才得以幸免于难。

　　嘉靖十九年（1540）五月，顾鼎臣受世宗命前往方泽坛视牲，途中沾染风寒，竟然一病不起，于十月卒于任上。在病重期间，他还写了《疾以陈余忠书疏》，叮嘱世宗水利、边地等五事。顾鼎臣去世后，世宗阅览此疏时感动异常，辍朝一日以纪念他。

　　四、以《步虚词》流秽史册

　　嘉靖十年（1531），世宗在内殿设斋醮，顾鼎臣进言，云设醮后普降瑞雪，是世宗精诚格天所致。于是，呈进了《步虚词》七章，并列上香水、供献等坛中应行五事，得到世宗的“优诏褒答”。此事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一致诟病，《明史》云“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将顾鼎臣列为以青词媚上的罪魁祸首。《万历野获篇》则指出：“自顾疏后，斋醮日盛，凡事玄三十余年，及上升遐始止。”认为顾鼎臣“献媚得宠，得冢宰，得宰相，如取诸寄，而事业毫无闻焉”、“流秽史册亦不细矣”。

　　至此，以“青词邀宠”与“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这两点评价，成为顾鼎臣盖棺定论。于是，后世对于顾鼎臣的普遍印象，皆停留在这两点，多认为其善于阿谀奉承且软弱无能。将史料逐一梳理后，笔者对这两点整理如下，望能稍正其风评。

　　（一）青词结主

　　对于顾鼎臣是否是一位政治投机者的衡量，主要在行为动机及最终效果两方面。因而，关于此点的论证归结于两点：顾鼎臣进《步虚词》是否为谄媚结主，是否是顾鼎臣平步青云的原因这两点。

　　其一，通过对顾鼎臣家庭较深入了解后，笔者发现，顾鼎臣家族有着浓厚的道教倾向。从祖父顾良起，顾家就有着信仰道教的传统。顾良退任后，曾经“于别墅之西南隅，构数椽以居葺茆涂泥，不尚华饰，扁曰呆庵，因以自号。日于其中诵悟黄庭篇章，焚香啜茗，以销世虑，以适天性飘飘然游于物之外，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及至顾鼎臣，仍有此倾向。上文曾提及顾鼎臣未中式前，曾有“六十四卦衣，北斗七星冠”之梦，同时，他也曾设醮为父祈寿，这些行为具有明显道教色彩。同时，在顾鼎臣给儿子的信中，曾告诫儿子莫听僧尼等言做无益事，但却又说其家族每年都有供养道士。对于清真观徐道士，也另眼相看。

　　在道教传统熏陶下成长，这也许正是顾鼎臣善写青词的原因。而嘉靖的笃信道教，只能说顾鼎臣“恰逢其主”，正有“知遇”之感罢了。事实上，在嘉靖年间迎合世宗这种爱好的不只是顾鼎臣一人。在《万历野获篇》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沧，获白兔于梁山县以献，礼部请贺，上辞以菲薄不敢当，再请乃许，以献于太庙世庙，呈于两宫太后前。百官表贺，于是吏部尚书汪鋐、侍讲学士葵昂献诗，礼部尚书夏言、少詹事张瀚、翰林学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编修张家献颂，礼部侍郎湛若水献演雅，侍讲学士廖道南、侍读学士吴惠、王教、修撰姚涞献赋，修撰伦以训献歌，上皆优诏褒答。

　　十二年河南抚臣吴山得白鹿于灵宝县，上命献庙，呈两宫，受贺如前，汪等又献颂赋，而掌詹侍郎顾鼎臣则献乐章，辅臣李时、方献夫、翟銮各以白鹿呈瑞诗为献，上皆优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闹剧不是顾鼎臣一人的悲哀，而世宗对道教愈演愈烈的偏执喜好，同样不是顾鼎臣一人所致，基于此我们没有必要独独对顾鼎臣进行道德批判。

　　其二，众多史料表明，世宗对顾鼎臣的眷顾，并非因《步虚词》或青词而起。沈德符认为：在上了《步虚词》后，顾鼎臣“由此得大拜”，这在后世几成定论。事实上，确多有不实之处。

　　世宗对顾鼎臣的优待，早在上《步虚词》之前。进《步虚词》为嘉靖十年十二月，但在此之前，世宗对顾鼎臣多有眷顾。

　　顾鼎臣的连连升迁在上《步虚词》之前就已经开始，同时，世宗明显对其有偏袒之心。而从刘世扬弹劾疏中“今日詹事，他日辅臣”之语，也可以看出顾鼎臣受知遇之深。

　　事实上，顾鼎臣受到世宗欣赏的原因更多的在于其大胆而直率的言论。在《皇明世说新语》中载有：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尧是时已有百有二十岁矣。众心始安。

　　当时，宫中讲筵是忌讳提及死亡等不祥之语的，而顾鼎臣则无所顾忌，而世宗恰由于其特殊的背景，与深宫中生长的皇子截然不同，他对于翰林官员的迂腐和因循守旧感到十分不满，在嘉靖六年（1527），他曾对讲官因忌讳死亡而略过《论语·泰伯第八》篇表示过自己的这种不满：

　　今日讲《论语》，又越过了一篇，朕知以为曾子将死之事，故不讲。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讲也，照前写来。若只忌其不佳，还当补讲。

　　基于此种识见，当他遇到敢于直言不讳的顾鼎臣时，方才觉得深得其心。翟銮曾这样描述顾鼎臣的讲筵：“公撰《中庸》首章讲义一篇进呈，其意以图治者，期于圣神功化之极，无以小康自阻，语意激励，上益嘉纳。”吴邦臣也曾这样描述其奏疏：“对扬明命之篇往往忠爱幅发诚叹，亹亹颂则规而无谀，谏则直而多讽。”因而《皇明三元考》论其“遇事敢言，极为世宗眷注”，可谓公允。

　　综上，顾鼎臣得世宗宠信，青词虽为其原因之一，却非其主要原因。不能以此来断定其善于媚上，《皇明词林人物考》评价其“性忻弛”、“人或以风之意，殊弗屑也”，性格豪放粗犷的人，往往并不擅长取悦别人，无论是年幼形成的性格，还是在朝廷中的表现，顾鼎臣似乎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圆滑奸佞之辈，因此，一个不拘小节而又性情豪爽的顾鼎臣也许更符合历史真实。

　　（二）关于“柔媚”与“充位”

　　关于顾鼎臣柔媚的评价，最早见于《明实录》中，有：“上南幸，承天命之居守辅，皇太子监国，其信任如此，然其在政府充位而已。”后《明史稿》列传中，有“初，李时为首辅，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时卒，言当国专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的说法，后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遂沿用其说，至今人亦是如此评论。

　　除此之外的评价还有：《明实录》有“性乐易无町畦”之说；同僚翟銮说其“肃慎忠贞”；蒋德景说其为人“秉执谦退”、“藻浴静正，沉诣无形”，论著“宽厚惇大，慈祥恺恻”；吴邦臣说其“恻怛忠厚”、为文“旨必正直，意必温良”。

　　当是时，嘉靖皇帝因为以藩王的身份入继皇位，掌控权力的愿望更加迫切，在许多方面甚至不惜用强硬手段。万历年间正史纂修官顾天埈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世宗）厉以非次之赍，绳以不测之威，一言合意辄取下僚跻台衡，稍忤旋亦窜殛不少贷。”在这种情况下，顾鼎臣虽然以经筵得到世宗宠信，但却并非得到实权。

　　尽管世宗曾表示：“卿讲幄旧臣，久怀经济”，并赐顾鼎臣“经帷首选”之银印，然而，对顾鼎臣的经济主张，他却久久置若罔闻。上文曾提及，顾鼎臣在嘉靖六年（1527）回京时，就提出了改革江南积弊的意见，然而，直至嘉靖十六年（1537），他的提法才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施，以至于他在上疏中不无愤愤地提出：“经一十余年未闻有令守一人遵奉举行，查出虚捏坍荒天地一亩，清出飞走欺隐税粮一石者。”有鉴于此，虽然顾鼎臣常上疏“多痛切人不敢言者”，却实际上得不到世宗真正的回应。

　　因为缺乏圆滑的处事方式，在与朝臣关系交往方面，顾鼎臣也并不很成功。在大同军变中顾鼎臣与张璁“欲发兵屠之”的意见相左，从而与其交恶，张璁曾屡次阻止世宗重用顾鼎臣的想法。同时，顾鼎臣因不愿附和夏言，而与骤贵而起的夏言关系也同样不佳，并非全如明史所说柔媚。另外，顾鼎臣还由于性格粗疏而“不好修乡曲名”，加之“律下太严”，所以在朝中不仅“少有所称者”，甚至“致有烦言”。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顾鼎臣的主张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从最后一次回京至去世这十数年时间，顾鼎臣关心生民困穷，倡议朝廷遣使赈恤；致力于江南积弊的革除；甚至在病痛弥留之际，仍上疏关注国家经济。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王仪、欧阳铎的改革得以初见成效；昆山城得以成功修筑。在他监国的数月中，朝中“整饬纪纲”，以致“勋贵敛手”。正如《续吴先贤赞》中所说：“晚乃获遇，其所对扬仅仅若此，非有所畏不尽，则其术固疏。与独始终一节，不为浠臣高，自错无当于名实，犹贤矣乎。”对这样一个人，以“柔媚”、“充位”来抹杀其功绩，终似有所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