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杂性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具备创造力。那里人才济济，他们不断独创性地与他人互动。然而，也有需要处理的悖论。如上文所提到的，有可能被当作新兴抑制因素的结构和其他条件本身也是创造力的产物。这突出了一些与创造力相关的困难。

　　据斯泰西(Stacey)所言，组织最好被描述为他所谓的复杂性反应过程模式，以致“通过现实中人类相互作用的细节，使人类未来属于永久结构……”(Stacey,2001:6)。因此，我们可以将机构设想为不断变化的会话——手势和回应、意义和承诺的模式。如果这些相互作用丰富多样，那么新颖的形式可能会出现，使创造性和适应性改变成为可能。否则，该体系注定不断重复，直到与所在的环境脱轨，以致开始固步于时间隧道内。这些生成新颖的会话倾向至关重要。

　　这一观点面临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尽管我在这里并不试图去检验这些问题，但我还是想要承认这些问题。例如，没有后见之明的智慧，很难说哪种新颖形式和哪种稳定性形式更能代表创造性和适应性改变。

　　然而，更广泛的争论存在于把人类系统类同于进化的生态系统。一致的倾向越高，无规则变化出现得越少，适应能力越低。高等教育部门运转的环境有可能随时间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发生变化。缺少突变和生成新奇事物的能力会降低生存和繁荣的机会。

　　斯泰西(Stacey et al.,2000)开发的简易模型，“一致与确定性”（agreement and certainty）模型，通常被称为“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图表(见图41)，目的在于压缩这一观点。给出的简化解释就是，一个一致性和确定性递增的组织或部门接近图表的左下角。这适用于稳定的、已知的环境。相反，一致性和确定性递减的接近右上角的混沌区。在末端的情况是保持一个组织的共性太少——如存在的基本目的方面可能没有达成一致。

　　34图4.1“一致与确定性”模型(改编自Stacey el al.2000)

　　斯泰西的论证是，在不确定且变化着的世界中，组织需要具备在该区域边缘区运转的能力，远离一致和确定性又不陷于完全混沌。这一边缘区域在复杂性思维(如Waldrop 1992:230)中被称作“混沌边缘”(Fullan,2003:22,引用“秩序边缘”)。在该边缘，不确定性、差异和冒险有更多的空间来生成创造性思维和行动，因此被认为是新兴倾向达到峰值的区域。

　　我们涉猎的所有领域都涉及自我决定的事件和压力，以及触发创造力需求的外部力量。如：财务可行性和对经费的需求；学生反馈和外部审查报告；品质保证审核；科研评估得分；增加并拓宽参与的政府政策；电子学习或个人发展规划的引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是刻意的原因，我们对高等教育中这些触发器的创造性回应常常趋向于停滞区。霍钦和麦克莱恩(2005)指出，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组织扮演着防御焦虑的角色，而不是展示自然复杂适应系统的特点。他们表示人类系统防御性地朝向稳定性进行自我组织。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机构最近查看了质量保障局给出的《机构审核》。其中积极报告里的一则意见质疑机构内实践中可变性的基础。4从学生的观点来看确实合情合理，难道实践中确实造成学习成功或失败的差异背后不应该有合理的机构基本原理吗？

　　要把这一声明作为反思的触发器，35然而，是否有关于哪种类型差异属于可接受差异的潜在信息？这些差异现状是否良好，在何处能够被合理地说明，而不是“仅仅”因为惯例而存在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要去限制可接受性差异到能够被合理说明和辩护的地步，那么更多的随机误差在能够成长为新的作品前就可能被排除了。同样地，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朝向变革的通道被局限了，而这个限制可以通过在机构层面协议而改变政策来消除。

　　这可能和理查德·西尔“警惕的预测”（watchful anticipation）这一条件形成对比，即可能需要在新创意的价值变得明显之前进行等待，特别是那些似乎与盛行的停滞之风不一致的创意。高等教育面临的变化的快速性和广泛性，可能会导致我们因为一个创意与组织中盛行的心理定势不相符，或因我们要关注更紧迫的需求而过早地拒绝这个创意：

　　不管我们想要学习任何东西，我们必须关注所学习的信息。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我们大量时间都致力于从一天活到第二天……要在某一既有领域中实现创造力，就必须有可利用的剩余注意力。

　　(Csikszentmihalyi,1997:8)

　　可以说，大规模的改变，如当代个人发展规划全系统的发展，需要很多个体有时间来发展、经历、评估经验，并从中学习，然后再次尝试。由此而论，警惕的预测意味着付出需要持续很多年。机构需要提供授权的环境来鼓励大量创意和实践，虽然其中可能仅有少数收效。

　　概括起来，高等教育机构必然是具备创造力的地方。然而，从复杂性角度来看，我们创造力的重点可能太过于频繁地朝向了斯泰西“一致与确定性”模型中的停滞区域。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用创造力来进行集中和控制。迈克尔·富兰给我们指出了行进的方向：

　　在混沌边缘运行也意味着要抵抗住强加太多命令的诱惑……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设定政策杠杆，减少控制力，虽然这违背他们的初衷(无论如何他们从来也没有获得过他们想要的那么多控制力)……以换来在相关领域更高创造力产出和更多付出。

　　(20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