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目前国内出土的阿育王造像仅发现于成都地区，能够出现诸多阿阿育王造像，当首推梁武帝的影响力，成都西安路和万佛寺出土的阿育王像就向世界揭示了这一造像的神秘。

　　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就认为四川佛教很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又有学者认为乐山、彭山的佛像当由滇、缅传入。陶座、崖墓这些佛像的承载物，也佐证了四川佛像普及于民间，是通过此道传来。西汉张骞出使大月氏，发现四川所出蜀布、邛竹杖等可以经过印度再运往大夏，他向汉武帝建议开辟这条中印国际通道。直至东汉，使蜀中经缅甸至印度的

　　道路终于全线畅通。官方开辟的道路振奋了人心，殊不知民间

　　的交往更早于此。阮荣春先生在1990年初论述“南传佛教造像系统”的时候，已提出南方秣菟罗造像系统是从这条古道进入的。根据贺云翱先生的研究，滇缅古道的开发以及通过这条古道而进行的文器时代便已开始（阮荣春、罗二虎《古代巴蜀文化探秘》，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版，241页）。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著名的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四川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蒲江县飞仙阁景区。蒋蓝摄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

　　显然就浓墨重彩地挥写了下半阕。

　　成都蒲江县蒲江河和临溪河岸岩壁上，雕有14处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以飞仙阁数目最多，武则天永昌六年（689年）造92龛777尊摩崖造像。第60号龛是四川最早的菩提像。飞仙大佛，则包含了对莫公飞仙的艳羡，只不过他们把这样的寄托放到了佛祖释迦牟尼身上；石狮与漏米婆婆的造像与传说，蕴含了大地之母的哺育之情，暗示了民间纳宗教入世俗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