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开始，四川兵灾不断，但不足以影响格局。到中叶，整个国家的防卫中心乃是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天国暴乱，西南布防极度空虚。从1859年烟帮领袖李永和、蓝大顺从滇北昭通起兵数十万涌入川南开始，四川乱象骤然加剧，将整个巴山蜀水置于狂乱的杀戮之锋。

　　同治元年（1862年），戡乱好手、川东镇总兵唐友耕虚岁26。这一年他正式定居于成都青莲巷，并把母亲龚太夫人以及姨妈一并接到成都，这显然是孝子之举。青莲巷位于成都城区南部，现在的青莲巷北起新光华街，南端西通人民南路二段，1980年时长近300米，宽仅2米，20世纪90年代末期拆除。老巷子两侧均为青砖瓦房。明朝万历十三年（1585年）巷子里建有青莲庵，清朝乾、嘉时均有增修，巷因此而得名。青莲巷中有著名的“同德里”，其中达官贵人的公馆有六七个之多。相比于紧邻的状元街，这里较僻静，但巷小名气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附会唐朝诗人李白在这条街上短暂居住过，文人在团扇上绘画题诗逐渐成为传统工艺，也被巷子里的家庭作坊沿袭，

　　好多外地来的文人学士都慕名而来。

　　后来，唐友耕在青莲巷相距一华里的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在东丁字街和文庙后街又购买了两座大公馆。显然，富有骚人韵味的青莲巷成了武人的发迹之地。

　　一心渴望在官场获得擢升的唐友耕，还渴望登上文化的制高点，文道与武道相辅相成，成为晋升的双翼，这恰是他与众多武人绝大的不同之处。一旦他丰富的形而下阅历通过文化的管道予以提纯并被驯化，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文化从来不会“劝化”一些具有伤痕记忆的人。文化只会为他们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让经历与之对接。眼界一开的唐友耕，就不是简单的赳赳武夫了。

　　王守仁的《闲居诗》云：“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些子事”乃风水用语，亦作“些子法”“些子诀”，那是堪舆学中的最高秘密。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道理在于一个人应该是先做事，再来读书。所以童年总是美好的，初恋总是美妙的，文字会结痂，成为麻木手脚的累赘。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不读书者有至行”的规律，总是深获历史的芳心。不然的话，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等“人中之龙”，在使用文化的香汤沐浴自己的流民之身的蓬勃匪气之前，他们一定是“做够了”之后才能安然上演“金盆洗手”活报剧的。

　　1929年10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来到闽西上杭县临江楼，推窗遥望，他双手叉腰，敞开胸襟，风纪扣只锁住咽喉，在高声吟诵“人生易老天难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