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经历

　　主持人：樊先生曾经下乡，当兵，做公务员，最后下海经商，我们先从青少年时期谈起吧。请问你是四川人吗？

　　樊建川：山西人。因为我父亲是山西人，他1940年当兵，南下到了四川宜宾。其实我也算四川人，因为我的名字就很明确了。我父亲一辈子就是打仗的，身上有很多伤疤。他觉得一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参加了开国典礼。他当时是炮兵连的连长，坐在炮车上经过天安门。他多次给我讲，我对此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从1949年、1950年、1951年，一直到2009年，每年都用一些代表性的文物展示，也是源自这种情怀吧。我是1957年出生的，基本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了。

　　主持人：你到农村下乡当知青，当时情况怎样？

　　樊建川：我在宜宾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当知青，那里没有电，走路回家大概要走几十里路。第一年有国家供应的粮食，第二年就不行了，100多斤米要支撑12个月，根本吃不饱。有两次我都饿晕倒了，倒在田边，农民特别好，用板板车把我拉到公社卫生院。医生看了一下说，没病，开了一个证明同意我到供销社买二两红糖。我离开生产队已经30多年了，但是现在每年都要和太太一起回生产队看看，我和太太是一个生产队的知青。

　　我18岁下乡，养活不了自己，更不要说买穿的了。当了两年半的知青，一直是光脚。有一次生产队分菜油，一个人分一勺子。我拿了一个瓶子，如果把油倒进去，全部挂在瓶子上可能还到不了底，我就说你干脆把勺子给我，我就把它喝了。

　　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自己就要找出路了，我想如果一辈子当农民，养活不了自己，肯定没法娶老婆，没法安家，就想到要当兵。当时当兵是很难的，我记得那一年是1976年下半年招兵，刚刚粉碎“四人帮”。

　　军人生涯

　　主持人：你父亲是当兵的，南征北战，你对当兵有一种情怀。当了两年知青后，你就参军了吗？

　　樊建川：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摆脱困境，能够吃饱穿暖。当时招兵的是205师，驻守在吉林。我们一个大队有16个生产队，只能去一个知青，十六分之一，我被选上了，就把被子、草帽、锄头、镰刀之类的都送人了，准备当兵走了。

　　这时一个同学检举我，说樊建川初中一年级就戴眼镜了，近视眼怎么能去当兵呢？ 205师的领导就找我去谈话。可能因为我当时长得很帅，领导还是希望我跟他走。就问我，你怎么作的弊？我老实交代了。怎么作弊呢？我把视力表放在屋里天天背，这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的眼睛只有05、04。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找到我的一个好朋友，考试的时候站在我旁边，约定了暗号根据他的动作来。因为有很多群众围观，容易露馅，我就给军医讲，我眼睛好得不得了，你直接考15。这个军医一天要考一两百人，他也觉得麻烦，就直接给我考15，这样我就过了。

　　检举信把我给搞下来了，很狼狈，被子没了，锅没了，农具也没有了，农民还请你吃了饭，这张脸没地方放了。还得想办法，我就问这次宜宾招兵还有其他部队没有。他们说还有一支部队，是北京军区守备役师，驻守在边界，是要塞部队，我就拼了。

　　我以前在学校时喜欢写毛笔字，会吹口琴、笛子，拉二胡，还会拉手风琴。我就把全套装备都带上，到了招待所，找到一位姓徐的副团长。他是北京军区机关的宣传干事，下派当副团长。他听了我的事，觉得有意思，就召集五六个机关干部考察我。我首先给他们写毛笔字，然后给他们唱歌，再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还拉手风琴。最后，他们觉得这个人太有才了，就说，跟我们走吧！

　　我是12月底离开宜宾的，很冷了。守备役师在宜宾接了400个兵，都穿军装，我是401，就我一个人穿便衣。到了部队以后，在新兵连结束的时候，我还是穿上军装了。由于我有文艺特长，又眼睛近视，结果因祸得福，被分到了整个师最精锐的连队，一团三连。我很快就当了班长，枪法特别好，成了特等射手。这也是徐副团长特许我戴眼镜的结果。

　　我当兵的时候，条件特别苦。第一，部队所在地方最冷的时候是零下42度，冬天刮暴雪，夏天有沙尘暴。第二，虽然能吃饱饭，但是一年四季就两种菜，土豆和白菜，都是从口内拉来的。一年能吃一次苹果，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一个人分三个。第三，不能洗澡，我们一个连驻在一个山上，周围几十里没有人烟，生活用水在离山下十几里的山沟里边。我当兵一年没有漱口，新兵，没有漱口水，后来掉了两颗牙。

　　我在部队干得特别好，立了功，成了学雷锋的先进典型，《解放日报》还登了我的先进事迹，部队就让我当排长。当时当兵是6块钱一个月，当排长是54块，我很高兴。后来指导员轻描淡写地点了我一句，说时代变了，你要读书。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马上告诉部队首长，说我不当排长，能不能推荐我去参加高考。

　　我以前是高中毕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中是假的嘛。我在学校的时候打了很多次老师，因为他们是“坏人”，有什么海外关系，是“走资派”，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现在看来肯定不该打，我建“文革”博物馆也是在忏悔这件事。

　　主持人：后来你要考军校？

　　樊建川：对。部队给了20天的时间让我复习，这期间我都没有脱衣服，把我的本职工作完成，站岗，打坑道，然后就看书。后来居然考上了，考上西安政治学院。因为我当知青是在农村，当兵是在内蒙古高山上，到西安的一个最大困惑就是不敢过马路。到了学校看到有电灯、自来水，觉得简直是天堂了！

　　我当时学马列主义思想，学政治经济学，成绩很好。我1981年毕业，分配的时候不想回老部队，想回四川，就分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马列主义思想。我在三医大教了八年书。这八年对我很重要，一个是我在那里把身体慢慢调养好了；第二是八年间我读了很多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我课也讲得好，学生评的。当时重庆在搞体制攻革，我经常到重庆钢铁厂、重庆纺织厂去搞调查，就把一些很生动的例子结合到讲课中，所以学生特别喜欢听我的课。

　　我在三医大的时候发表了很多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办的《经济研究》是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还有《红旗》杂志，都刊登过我的文章。《新华文摘》还摘选过我的有些观点。

　　但是有些遗憾，我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一些人认为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研室经常组织对我进行批判。我从1976年当兵，到1987年已经11年了，但仍是副连职教员，学校不提拔我。同时，从当时学校的一些老教师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前途，就觉得不好玩。我说不干了，要转业，学校不让，我就说肚子疼，睡不着觉，请假不上课。他们没有办法，我就在1987年转业了。我还是十分感谢三医大给我的八年生涯，所以现在我每年还要回去看我的战友们。

　　从科员到副市长

　　1988年1月，我转业到地方，从重庆到宜宾，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当时是科员，很快就当副科长、科长、研究室主任。后来又干过一段时间的林业，做了宜宾市副市长，后来又做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3年领导谈话让我做市长，我就辞职了。

　　我觉得很满意的是，在部队干了十几年，干了一个副连长，在地方才干了五年，就从一个办事员干成副市长。之前我还给宜宾地委书记当过秘书，可能他认为我形象可以，写文章可以，还会打枪，可以做保卫。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凑了几千万块钱办了一个宜宾芽菜有限公司，把芽菜做成真空包装。不料真空包装以后就不好卖了，一是成本高了，二是味道有一点儿变化。我就摆地摊，让宜宾电视台、《宜宾日报》报道。现在宜宾芽菜卖得特别好，跟我有关。

　　主持人：你在宜宾市当副市长的时候，给宜宾市作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樊建川：大林业。当时宜宾的森林覆盖率很低，我就提出一个设想，在宜宾搞大林业开发试验区，到林业部要了很多钱种树。

　　主持人：你为什么放着市长不干，要下海呢？

　　樊建川：第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看到我们的国家会变，官本位也会变，各行各业都会出人才。

　　第二，1993年辞职时，我觉得比转业那一次还要轻松。那时当常务市长就二三百块钱一个月，我又不能去干贪污受贿的事。当市长时，最常穿的还是部队的衣服，西装我买不起，一套要500多块钱，所以生活还是有些拮据。我想，自己是学经济的，教经济的，又管过经济，我能不能自己办企业？

　　第三，1966年我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就开始收藏传单小报。在这方面，宜宾是一个很不好的口岸，它太偏了，成都比较好。

　　第四，我觉得自己特别不适合做公务员，当官的一定要稳重，我太冲，有麻烦。

　　下海创业

　　主持人：你活得比较真实，当时下海就到成都来了？

　　樊建川：最开始比较有梦想，想到北京，待遇都谈了。走到成都就不走了，我有一个本能的警觉，觉得到了北京不行，就在成都找工作。刚开始到一个香港商人的公司上班，做办公室主任，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一两个月后就做总经理，好像是挣8000了，年底还有一点儿奖金。

　　主持人：今天我看到你带了一个收藏品，就是成都市公安局发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暂住证，那时候你还不是成都市民，有没有办这个证？

　　樊建川：我当时想要创业，就尽量不花钱，租住的是万年场一处农民的房子，一家三口，30平方米。有一天晚上查户口，实际上是抓“盲流”。我没有办暂住证，结婚证也没带，女儿的户口簿也没有，就说不清楚了，要带我到派出所。我拿出宜宾人大代表的代表证给他们看，他们在中途就把我放了。第二天我就去办了一个暂住证。

　　我1994年开始创业，成立了建川房地产公司，做得还不错。在都江堰，我是城区最大的开发商，“5·12”汶川大地震，周围很多房子都出问题了，我们小区的围墙给震垮了，但是没有一栋房子垮塌。

　　老老实实地做事，社会给了我很好的回报。到2001年，四川省大概有两三千家房地产公司，我们做到了前10名，当时一年就交上亿元的税了。

　　从收藏开始

　　主持人：这是樊总的一个收藏品——大哥大，当年如果能拿这个在街上走，可是不得了的事。

　　樊建川：1993年的时候，这个大哥大要花将近三万块钱。只能拿手里，不能别腰里，放不下去。从大哥大到手机这个称谓的变化就是社会变化的一个表现。

　　刚才我讲到，我辞职很大的原因是要挣钱来做收藏，现在我的博物馆里有1000万件的藏品，在全国不是老大就是老二。有人说你1000万件藏品就是“文革”传单小报什么的，建川博物馆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到今天为止，有91件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国宝，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数量上仅次于国家博物馆和军博。今天，我们的博物馆已经修建了15座。

　　这些年搞收藏、建博物馆成了我的最大心愿和最主要的工作。今天上午来这儿之前，我就在市场上买了很多东西。全国每个省都有我的联络员。

　　主持人：今天你还拿来了一顶蚊帐？

　　樊建川：这是股市上有名的杨百万的蚊帐。我们博物馆有一些藏品大家都想不到，三鹿奶粉出问题了，我就马上去买两箱，这个就是藏品。

　　主持人：樊馆长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一个人的抗战》，很多人都买过，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樊建川：到今天为止，我大概写了五六本书，有两本书得了国家奖。《一个人的抗战》得的是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是我2000年写的，是对收藏的抗战文物的考证。《荻岛静夫日记》是一本日本战俘日记，我买过一套中国唯一的侵华日军的八本日记，记录了他怎么杀中国人的事，就组织出版，后来又在很多国家翻译出版，获得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奖。还有《抗俘》，日本人杀了我们上百万的俘虏，我写了一本书。《兵火》，是从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战。另外，还有《“文革”瓷器图鉴》。

　　建川博物馆

　　主持人：博物馆是把历史固定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过去的真实景象。请介绍一下你的博物馆。

　　樊建川：我们的博物馆目前做了四个系列，一个系列是抗战，包括共产党抗战博物馆、国民党抗战博物馆和援华美军博物馆等。

　　国民党抗战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光是国民党的军功章我就收了1万枚，蒋介石的侄孙女，把宋美龄的旗袍捐给了我。这个馆记录了22个战役的重大牺牲，国民党光是将军就牺牲了二百六七十位，中华民族应该记住他们。

　　援华美军博物馆也是中国唯一的。我们把美军掉在西岭雪山的、宝顶山的、云南贡嘎山的飞机，从山上找了下来妥善保存。这个馆是美国建筑协会的主席设计的，他一般要收100万美金的设计费，但看过我的文案之后就免费了。当年美国为了帮助我们抗战，摔了1000多架飞机，其中有500架运输机是在驼峰航线上摔的。但他们打下了日本2500架飞机，所以后来日本人再不敢轰炸重庆和成都。这个馆建成以后，很多美国人来看，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感恩的。2008年，有150年历史的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同时获得的还有老布什。他们学校一年要出几百个博士，荣誉博士只有两个人。我觉得很荣耀。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还原了一段史实，他们认为这个美军援华博物馆为中美文化交流、对尊重历史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我们还有一座川军抗战馆。在八年抗战中，男人上战场的大概有1000多万，四川人去了330万。川军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30万，就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大大小小的四川军阀自己的军队，蒋介石都管不了。更伟大的是300万，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四川，每年征兵40万，连续征了八年，四八320万。抗战大后方主要的民族复兴根据地是四川，四川出了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一的钱，三分之一的粮，支撑了整个民族抗战。川军抗战馆就是要表现这个的。

　　我还建了一个战俘博物馆。八年抗战，现在有几个数字，3500万的死伤，380万阵亡，20万的慰安妇，30万的南京大屠杀，这都有个数，准确不准确，我们这儿不讨论。我们被日本俘虏多少人？是100万、200万，还是300万？说实话，不知道。当时只统计多少人阵亡，多少人挂彩，不统计俘虏。我到日本买了几十万张照片，买了许多文物，我觉得应该是二三百万，至少100万。我们是弱国打强国，是长矛大刀对现代武器，所以经常打败仗，他们也是玉碎者，也是英雄。

　　现在抗战博物馆建了5座，另外有3座“文革”博物馆。大家知道“文革”是不堪回首的了，有很多经验教训，就是刚才我讲的“为了和平，收藏抗战”，这儿讲“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第一个是“文革”瓷器博物馆，我收藏了5万多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雕塑，毛主席和56个民族，上个月首都博物馆要跟我借，借一个月八万块钱租金，我都没有借给他们。另外一个馆是收藏公章和像章，还有钟，“文革”的钟，警钟长鸣。还做了一个“文革”生活用品馆。

　　另外就是地震系列，“5·12”汶川大地震有三个馆，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的一个博物馆，在北京的军博做了，然后搬到我这儿来了。我做了一个“5·12”汶川大地震的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大家都熟知，比如温总理讲话的话筒，地震颠覆的火车车头，第一艘到映秀的冲锋舟，四五个勇士空降的降落伞，当然还有“猪坚强”。另外还有关于地震的美术作品博物馆，就是雕塑、书法、绘画作品等。

　　另外有民俗的，我们办了一个三寸金莲博物馆。一百年前，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是我们民族从生理上得到解放的象征，从此我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

　　还有一个老公馆家具博物馆，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西哈努克、胡志明、金日成、布什总统等用过的金牛宾馆的家具，10卡车我们全部买走了，做了一个博物馆。

　　我们还有一个壮士广场，到了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下面是幅中国地图，壮士们站在地图上，赵一曼站在东北；高志航站在江浙一带；林彪站在华北，邓小平站在华北；毛泽东在延安；蒋介石在重庆。他们每个人都是守土有责，壮士无疆。每一个都是请最好的雕塑家来制作，共请了30位雕塑家做了一年，全部是钢筋铁骨，铁骨铮铮。每个人都比真人高，基本上重达一吨，形成了民族团结的，国民党军、八路军新四军、地方军团结起来打日军的气概。

　　我们还有一个手印广场，都是抗战老兵的手印。现在我征集了4000人，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部队的番号。从前面看排山倒海，特别气派。这些手印，我们规定能按手印的必须是1945年8月15日以前入伍的老兵，哪怕是8月14日才入伍当兵的，也可以上手印广场；16日不行了，日本人投降了，必须是跟日本人打过仗的才能上手印广场。

　　还有一个博物馆，男孩子喜欢看的，就是我们的兵器博物馆，有坦克、大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等。

　　博物馆的未来

　　我和我太太同时写了一个法律文书，因为我们都50多岁了，也活不了多少年，博物馆应该活1000年，像我们的武侯祠存在了1780多年，我们的草堂也有10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要活1000年，我们只能活一二十年了。这个博物馆，我在，会继续建设，继续管理；我不在，我的博物馆占地500亩，修了很多房子，很多枪炮、坦克、飞机，这么多一级文物，我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我跟女儿讲，你来参观，爸爸在，你就免票了；如果我不在了，死掉了，你到博物馆参观就自己买门票。

　　我们博物馆要售票，现在是14个博物馆，共收80块钱，如果团队来收60块钱，学生来收20块钱。必须收钱，因为我有360位员工，他们要活下去，否则的话不交电费就要断电，不交水费就要断水，员工不发工资也不行。现在博物馆开办了四年，前三年除了每年投资几个亿来建设以外，每年还要补贴馆里的开支，亏损得很厉害。今年（2009年）可能会成为持平的一年，投资不要了，管理费能够持平，通过卖门票，还有卖茶水、卖饭、开客栈、卖旅游纪念品，把博物馆养活。我们博物馆一个馆就收几块钱，必须这样，不然活不下去。怎么样让博物馆不关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去年，什么金融危机、大地震、拉萨出事、冰雪灾害，我的门票收入基本上仍然是翻番增长，今年也是这样。就是说，老百姓看了之后口口相传，来博物馆看的人越来越多。

　　主持人：刚才说在建川博物馆有很多的广场，我知道你有打算建一个领袖广场，这个是怎么想的呢？

　　樊建川：新中国成立60年，我就经历了52年，只有八年我没有经历。但是关于这八年我看了很多的资料，特别想在新中国成立60年时做一个东西。去年春节想到，要做一个新中国领袖广场。我们没有报批。那天看国庆大阅兵，很高兴。他们把毛泽东像抬出来了，跟着是邓小平像，再是江泽民像，最后是胡锦涛像。他们抬的是像，我做的是花岗石雕塑。

　　下一步，两年以后建川博物馆会做到30座。我看到在座的特别是比我年长的，一定要支持我一下。我要建汉奸博物馆，囊括五大汉奸政权：溥仪政权、汪精卫政权、北平王克敏政权、内蒙古的德王政权，还有冀中一个汉奸政权。另外我们要建知青博物馆、“五·七”干校博物馆、票证博物馆、大跃进博物馆、反右博物馆、大饥荒博物馆、“文革”抄家的博物馆、武斗博物馆、“文革”自杀博物馆。当然还有些比较轻松一点的，比如说72行的博物馆、江湖帮派博物馆等。如果各位有东西，有故事，能够尽量支持的就支持。

　　我们全部设计图纸都完成了，马上就要开工。这些博物馆建成以后，还是要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我走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带走。谢谢！

　　听众提问

　　1.樊馆长，你为什么想在大邑安仁镇修建博物馆？

　　樊建川：安仁镇建有以刘湘、刘文辉公馆为代表的几十个公馆，这在国内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安仁镇在抗战时期出了不少优秀将领，当地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之说，他们的抗战博物馆和我的博物馆是相通的。刘文彩作为“文革”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面典型，水牢这种东西和我“文革”博物馆是相通的。安仁镇是一个古镇，是历史文化名镇，又正好是一个民国的名镇，和做博物馆是相通的。我去北京，不让做，上海也不让我做，重庆、成都这些地方也不太支持，正好安仁镇有500亩土地可以拿来拍卖。更好的是，安仁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规定修房子最高不得超过13米，所以我的博物馆，包括里面的壮士们永远不会有高楼大厦来压迫，永远不会有烟囱、工业来污染，所以在这儿建博物馆是最好的选择了。感谢安仁这块宝地！

　　2.谢谢樊先生，你是怎么考虑修建博物馆的？

　　樊建川：刚才讲我从1966年收藏，已经是44年了，我花了40多年的心血来做这件事情。既然我赶上改革开放这么好的时代，让我读书，又让我有这个实力，有收购的条件，我觉得不能辜负这个时代，辜负中华民族的变迁。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百年是变化最大的一百年，不辜负这个时代，给大家留下一些真实记忆，是我最大的想法，没有其他个人的想法。我的钱太少，如果钱多的话，我想明年建30多个馆，有抗美援朝博物馆，还有中印反击战的博物馆，镇压反革命时期的博物馆，还有合作化的、公私合营的、辛亥革命保路运动的。

　　3.博物馆作为反映历史、展望未来的一种载体，如何能够更好地吸引像80后，包括现在90后这样的年轻人，让他们融入或者说能够主动去认识这段历史？

　　樊建川：我为什么把博物馆做成一个聚落，四个主题，几十个馆，就是让每个博物馆小型化、专题化，有趣味。包括国民党馆也好，战俘馆也好，或者绣花鞋博物馆、兵器博物馆，做来好看，有互动。我有一个大的判断，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会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减少，喜欢博物馆、钟情于博物馆、把博物馆作为一个学习场所的人，会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增加，这个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谢谢！

　　《论语》与做人◇周泽金

　　周泽金成都七中高级教师。

　　主持人 张超：

　　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沙讲坛》，大家都知道《论语》是一部儒家的经典，儒家始终是把我们个人的修养以及个人的品格要求放在第一位，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它对我们这代人还会产生影响吗？面对当今社会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们能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今天我们重读《论语》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能否让我们的内心重新找到从容和平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成都七中高级教师周泽金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论语》与做人”。我们掌声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