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铸造民族之魂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就有两百多首国歌——国歌比国家的数量还多,因为有的国家同时用两首国歌,如荷兰和泰国。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国歌呢?因为不管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主义、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由什么样的政党执政,其领导集团或者领导人,都了解这样三个治理国家或者民族的基本常识:
一个就是“信仰是生命的引路灯”——人类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人有信仰,动物没有。区别人和人之间在人格、教养上的档次之别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信仰什么。
刚才我还没有开讲之前,有位记者问我,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涉及信仰的问题。
马克思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明者,他是发现者。他发现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一个梦,梦想善良、博爱、平等、民主……所以他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科学地予以研究,总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把人类的这个梦延续下来。只要有人类,有生命,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平衡”,善良、博爱、平等、民主……的希望(或者说“梦”)就永远存在。我们在有限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中,凭良心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丰富、为社会前进、为共产主义运动尽了自己的力,就像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样:“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信仰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失去信仰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精神文明问题。精神文明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很难设想一个精明不文明的民族,它的行为能够文明。很难想象一个精神不文明的人,他的言行是文明的。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十年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小平同志还说:“如果我们的精神文明搞不上去,甚至于滑坡了,那么我们物质文明搞得再好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爱国主义是国民的精神支柱。
因此,每个国家都很重视并用各种办法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鸟、国树、国花、国旗、国徽、国歌……让“国”的印象深烙在每个国民的头脑中。在以上爱国主义教育的种种方式中,国歌是最受青睐的一种。什么原因?
因为国歌有两个优点:一是歌词雅俗共赏,达意明晰。文人不会觉得俗气,老百姓也不觉得晦涩难懂;二是国歌有曲调,曲调的最大特点是“入人也深,化人也速”。这句话来自《礼记》,用孔夫子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刚好可以解释。我们的老同志可能记得许多“化人也速”的例子:抗日战争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下子就使我们的抗日健儿们热血沸腾,冲向敌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国的《马赛曲》、埃及的原国歌、古巴国歌、刚果国歌……
好的曲调、好的音乐不苍白、不委靡,它总是和鲜血一样热,一样红。
红,是健康与生命的象征,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一提到“红”字,大家都会想到热情、热爱、热烈、热忱。“红”还常常和善良、正义联系在一起,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专门镇邪吃鬼的钟馗身着的衣服是红色的,赴西天取经的唐玄奘的袈裟是红色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所穿的长袍也是红色的,维护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泰弥斯的法袍是红色的,巴黎公社的义旗是红色的,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的军旗还是红色的……当然,我们的国旗、党旗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的红歌在漫漫长夜的黑暗中如同闪烁的星星,给人们带来光明的希望。老同志最熟悉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唱着它,大家就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在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红歌又像一杆杆猎猎战旗,带给人们奋进的力量。当我们唱起《歌唱祖国》《爱我中华》《社会主义好》《走进新时代》《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大家就热血沸腾,浑身是劲!
过去我们往往把红歌理解得太窄,一段时间太“左”,一段时间又太右。应该给它一个较准确的定位:只要能够使人热情向上、健康、从善的歌,我觉得都应该属于红歌之列,比如健康向上的爱情歌曲也是红歌,比如“九九那个艳阳……”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流行的那种半死不活的“爱得寂寞,爱得无奈,爱得惆怅,爱得徘徊,爱得痛苦,爱得悲哀……爱得死去活来”的爱,它唱的是纯洁、健康的爱情,你能说它不是红歌?所以,无论是颂歌、赞歌,还是战歌、军歌;无论是生活歌、劳动歌,还是行业歌、校园歌;无论是歌唱亲情、爱情、友情,还是歌唱人文、历史、大自然……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善良、真诚、热情!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勤劳、奋发、奉献!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正气、骨气、志气!
红歌的词曲中永远贯穿与弘扬的当是修身、齐家、爱国!
这些经过了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沉积下来的无数红歌,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我们的珍宝。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前身叫《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些瑰宝中最耀眼的一首。
我们的国歌是全世界最好的国歌之一
我们的国歌是全世界最好的国歌之一!我没有带任何偏见,也没有夜郎自大。
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状况?1934年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我们半壁河山,占领了东北、华北。上海大轰炸、广州大轰炸、南京大屠杀……在日本鬼子步步进逼面前,很多人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中国必亡,只不过看哪一月哪一天而已。在我们的抗日战场上,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个歌之外,又流行起了另外一首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的抗日健儿,拿起枪、拿起大刀冲向日本鬼子时,只有一个念头:老子反正活不成了,打死你一个日本鬼子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打死三个赚两个……而在上海、广州等地,除了上海十九路军等在抗日以外,相当一部分人是等死了:反正活不长了,赶紧抓紧时间吃喝玩乐。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哪些?《夜上海》《夜来香》《毛毛雨》《特别快车》《何日君再来》……他们白天晚上浓妆艳抹、油头粉面,往酒吧、饭店、夜总会、歌厅、舞厅里跑、泡……心里想的是:“赶快吃,抓紧时间吃,千万不要当饿死鬼”;“赶快玩,痛痛快快玩,享受人生的一切,要不然说不定走出这个饭馆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你我炸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和一些作家、艺术家在上海掀起了一场救亡文化运动,用革命文艺号召、鼓舞大家起来抗日救亡。其中田汉、夏衍、聂耳、许幸之……他们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叫《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既然它是鼓舞士气的歌,首先要让大家有信心,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是不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中国必亡”呢?作曲家在这个曲子的第一小节就用:“” 这样一个“英雄”乐汇,向全世界人民作了响亮的回答:中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什么是“乐汇”?大家写文章、表达思想情感的时候,最小的语言单位叫“词汇”。编舞蹈的时候,体现一个人物的性格、形象的,最小的舞蹈单位叫做“舞汇”。音乐情感表达的最小单位就是“乐汇”。为什么这个“”被称为“英雄乐汇”?因为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写过一个《第三(英雄)交响曲》,他在里面就用“”作为英雄的主题。我们的作曲家在“”上套了一个什么节奏?“”。这个“英雄乐汇”,套上战马奔腾的节奏、战斗的节奏,作曲家所表达的完整意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那就是:英雄的中国人民通过英勇的战斗,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这个活跃的节奏之后,到第二小节,(主讲人在讲台上重击两拳)这斩钉截铁的两拍,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又是什么?它展示了中国坚如磐石、稳如泰山的形象,想要表达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信心、意志和力量。
第三、四小节,作曲家用的这个音调大家似曾相识,冲锋号?对,冲锋号声。作曲家把这个原生态音调后边的“”又拿到前边用了一下,于是在我们面前就画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动作线(主讲人边唱边比画):5
“ 快起来!”起来干什么?“”往前冲!是吧?非常形象地画出一幅面临亡国之险的祖国母亲对儿女的催促:快起来吧,快起来,起来保卫我!那么面对母亲急切的催促、激励、号召,有血性的中华儿女该怎么办?光说好听的没用,就只看你的行动。什么行动?紧接着下来就是(主讲人用双手在讲台上敲出紧张的三连音节奏)……大家都熟悉,上体育课或者军训时,在操场上、演兵场上,只要队列排起来,站在队列面前的体育老师、排长、班长必定有一声口令:“立正,向右看齐!”紧接着,操场上,就是很多人非常急促的向右挪步的声音。所以,作曲家就用这个三连音,非常形象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积极踊跃、迅速集结汇聚的一幅动人画面。
这个前奏,短短的五小节半,就把整个歌曲里面的全部内涵集中凝练地集结在了一起。在全世界国歌史上,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么棒的前奏。大多数国家的国歌是拿最后一句加到前面作前奏;有些国家的国歌虽然有前奏,但不是作曲家原创的,而是别人后加的;日本、荷兰等国早期创作的国歌就更没有前奏了。
我们再看看中间,贯穿整个曲子的就是“”这两个音,短短的40来秒就出现了九次。我们作报告、讲话的时候,40来秒钟就重复九遍某一个词,大家会感到烦。但是它为什么没有让人烦?就在于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在节奏上、节拍上做了巧妙的变化。这个音调贯穿了全曲,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音调。不管是流行的还是古典的,你们会发现,低音中经常出现的就是“、、、、、…… ”
大家看,“冒着敌人的炮火”,给了这个音调:“”。我们中华民族是“”,是向上的;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当然和我们是反的,让它向下,“”, 走下坡路。大家看“炮火”两字上面的曲谱:因为它是日本鬼子的炮火,作曲家给它加了两个休止符,把它缩短,把炮火的威力减弱,显示出作曲家对日本鬼子的蔑视——你来得再凶,我们也视你为“小不点”,瞧不起你。所以大家唱时要注意:千万别把“炮火”二字唱强了。千万不能因为它是“炮火”,就“坚定有力”地唱,一定要把“炮火”给压下去,突出我们的“冒着”,突出我们的“前进”!
我们再来看一个精彩处,我不知道作曲家当时是不是想到过现在,但是这种自豪感显然情不自禁地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了。大家看“中华民族”四个字上面的那几个音和节奏:,一拍一个音,每个音上面还加了强音记号,唱起来多帅、多棒、多神气!可是,作曲家在这个时候又“犯错误”了。我敢断定,如果他那时在延安绝对不会写出这一笔来。可他当时是在上海,刚想到“中华民族”,突然就又想到白天上班、下班时碰到的那些浓妆艳抹、油头粉面,往酒吧、饭店、夜总会、歌厅、舞厅里跑的那些不争气的中国人,于是他就在别人背上猛击一掌:“” 。等人家转过身来,作曲家心又软了:他们尽管不争气、没出息,但还是同胞,不是汉奸嘛。于是又用波浪形的、温柔的音调:“”劝诫他说:咱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不要到那种地方去了,还是振作起来……
最后,还有一个算术题请大家做一下:这个曲子一共是(37小节)74拍,大家乘以0618,得数是:45732,刚好离那个455差02,就是第二个“起来”的“起”字。把这个音往前挪四分之一拍或往后挪四分之一拍都不在“起”字上,而这里恰恰是全曲的高潮。我坚信作曲家在写曲的时候没有计算过。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惊叹和钦佩他在逻辑、结构和高潮布局上的天才的敏感和悟性。
国歌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创作出来以后,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很快便传遍了全国,特别是各个抗日战场。1940年,上海来了一位世界著名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上海街头听到十九路军和一些年轻人唱《义勇军进行曲》,立即被深深地打动了,激动得不得了,马上找人教他唱,英文来不及翻译,就用中文唱。学会之后他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面举行独唱音乐会的时候,第一首就用他那不太流利的中国话来唱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到后来英文翻译出来了,他又用英文唱遍全世界各大城市。他还出了唱片,叫做《起来》,第一首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由于他的演唱和唱片的传播,使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法国的《马赛曲》成了当时欧洲战场上盟军战士们向德意发起进攻时经常唱的战歌之一。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实际上1944年下半年,不管是中国战场还是欧洲战场,盟军和我们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在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的大背景下,在美国举行了同盟国会议。在会上做了两项决议,第一项决议:为了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立即建立同盟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向全世界滚动播出。第二项决议:在每次播出之前一定要先播放同盟国发起国的国歌。建议一出,有人就提出问题,同盟国的发起国有六个,美、英、苏、法、加拿大都有国歌,中国没有,怎么办?蒋介石的代表提出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忠……”整个会场都说不行。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著名指挥家伏尔希思提出:就用中国那个《起来》不就行了吗?全场举手同意。就这样,我们的国歌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
一、全世界两百多首国歌里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是在国际会议上被其他国家“强加”给的。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很多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都认识一致,表决通过了,可见《义勇军进行曲》的优秀是公认的。
二、全世界的国歌都是在一个新的国家建立的时候(一般都是建立之后)才选定的,只有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新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它便提前五年(1944年)确定了。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国歌的相关知识非常了解,我请大家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935年创作。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又回到前边我开始讲的,有一位记者问我: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60年了,为什么还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要追溯到1949年9月25日,全国政协讨论、选定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的小组会上,当画家徐悲鸿先生提出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的时候,郭沫若等同志提出来,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还要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吉利……”而梁思成等同志则提出: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不能改。争执不下,请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回答说:新中国虽然要成立了,但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还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他们还要起来反对、搞破坏,因此还是把歌词保留着,让我们的人民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好。
我还要多说一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东北的万人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法国人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我请大家牢牢地记着这一切,记住我们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记着用“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训导,理直气壮地高举共产主义的信仰之旗,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骨气和志气重建我们民族的理想大厦和精神长城,永远高唱国歌,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樊建川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国内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创建人。中共党员,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经济系毕业。自幼迷恋收藏,经历丰富,当过知青,当过兵,做过官员和大学教师。历经30余年坚持收藏,其数量之巨、标准之高列全国私人收藏之首。所收藏的文物逾800万件,其中仅正式被国家评为一级文物的藏品多达91件。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投资近五亿元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包括抗战、“文化大革命”、民俗、地震等系列。◇樊建川
我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从收藏的故事说起
主持人 张超: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个时期都有很多东西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在成都就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收藏了各个时期的一些珍贵文物。今天我们邀请到博物馆的馆长、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樊建川先生,与我们共同分享他的精彩人生和收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