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书名:金沙讲坛演讲录 作者:金沙讲坛办公室 字数:331736 更新时间:2019-09-26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延安精神的诞生地。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是中国革命当中非常重要的13年。这13年当中实现了两个伟大的转变,一个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另外一个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实现了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所以延安在当时就被称为抗日救亡的圣地,因为后来通过七大前后我们党对全国解放从理论上、政治上、军事都作出了重要的部署,所以延安又被称为共和国的摇篮。延安是一个出理论、出人才、出精神、出经验的地方。延安时期培育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有四句话: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可以看做是延安精神的政治灵魂,就是我们讲的理想、信念的问题。第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是它的理论基础。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延安精神的核心。第四,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是它的外在特征。

  延安精神这个概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是1964年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这个社论的题目就叫《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所以说延安时期有延安精神,但是还没有“延安精神”这个概念。所以,原原本本地讲延安时期原生态的延安精神是什么,我想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抗大精神

  第一个原生态的精神就是为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的抗大精神。我觉得这是毛泽东构建延安精神的主线和灵魂。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办过许多干部学校,其中最有名的、办得最早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再一个就是抗大。抗大的前身叫红军大学,它是党中央到陕北以后在瓦窑堡这个地方创办的,后来迁到了保安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随着全国抗战即将来临,就把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政治军事大学,简称抗大。

  为什么要办抗大?怎样办好?大家知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离开井冈山苏区的时候,战斗部队有八万人,加上非战斗人员一共是10万人。在长征路上经过三道封锁线,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剩下不到四万人,然后翻过雪山跟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就剩下了两万来人。后来毛泽东带了7000人北上抗日,到了延安境内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像叫花子。那时候最缺的是什么?是干部!因为我们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长征路上牺牲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觉得到陕北以后首要的问题是培养干部的问题,于是办起抗大。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驻了延安城,抗大也从保安县(今天叫志丹县)跟中央机关一起迁到延安城内。1938年3月,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抗大演讲。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办好抗大,就给抗大题了三句话,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到了5月份的时候,他再一次去抗大,又给抗大题写了八个字的校训作为抗大校风的规定,这八个字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什么是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呢?在不同的时期政治方向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延安当时就是抗日救国。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将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明确。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个特点有两个,一个就是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正确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主要是打日本,等把日本人打败了,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将来要怎么样呢,就要升学。升到哪儿?升到社会主义的大学去。可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党纲上讲的共产主义这个方向,这是远大目标。他主张跟当时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也就是全国一致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内涵。第二个,他说共产党人有一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

  党中央在延安高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共产党放弃前嫌,在延安率先提出全国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主张,全国统一抗战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的。因此延安成了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他们认为延安窑洞有马列主义思想,延安有抗日救亡的真理,因此延安当时被称为抗日救亡的圣地。

  下面这四句话是一批上海青年动身来延安之前发出的誓言,他们宣誓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他们历经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走了一万多里路程,冲破了敌人重重封锁线,有些人途中被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但是他们想办法出了狱以后继续往延安走,确实不容易,这是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们。

  诗人王云风在1938年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叫做《奔向光明》,用诗人的语言描写了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奔向延安的情形:“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

  当时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同志回忆说,在当年奔向延安的人当中,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署相约的都有。他们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不到抗大誓不休。”

  全国青年为什么要来延安?诗人柯仲平在1939年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叫《延安与青年》,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怕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这些热血青年来到延安以后,其他学校没得去,只能先到抗大,后来有了陕北公学,有了其他学校才分开。

  毛泽东对这些热血青年来延安非常重视,当他每听说来一批人的时候,他再忙,总要想办法抽出时间去接见他们,给他们讲话。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去,对一批从西安步行800里来到延安的青年人讲:“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你们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延安,这是最好的考试。”

  1937年2月初,有一批从北平来的知识分子也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有实验室,有图书馆,有桌椅板凳,还有名教授。他指着露天的会场说,你们看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因为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我们延安的抗大跟其他的学校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这里是研究民主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这里人很多,我们的目标大,理想大,所以我们这样的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延安曾经被称为是革命干部的熔炉,抗大是熔炉当中的熔炉。为什么?一个是抗大成立比较早,再一个是抗大比较大。它有多大?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延安时期我们党办的所有干部学校加起来有50几所。这些学校一共培养了30万人,其中有10万人是从抗大毕业的。抗大最红火的时候有12个分校,哪里有军队哪里有抗大。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一开始大家都没有住的地方,上课也没有教室。大家动手去挖窑洞,把马厩打扫干净,改造成教室。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因为大家有理想,有目标,所以抗大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愉快向上的欢乐气氛。

  有些青年是富家子弟,到了延安以后,看到延安人俭朴的生活、艰苦奋斗的作风、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精神,深受鼓舞,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渐渐发生了改变。根据后来人回忆,当年来到延安的人,大概有四到五万人,大部分是1938年到1939年来的,这些人中后来投降变节的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成为革命的栋梁之才。他们培训时间最长的有两三年,一般都是半年左右,毕业以后就上了前线,许多人牺牲了。

  整风精神

  第二个精神叫整风精神。整风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主要是指“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精神是什么精神?从理论上概括,一个叫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叫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还有一个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报告里讲了两句话,他说马列主义有两种,一种叫香的马列主义,一种叫臭的马列主义。所谓香的马列主义就是活的马列主义,就是能把马列主义的理论拿到中国去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什么是臭的马列主义呢?就是教条主义,只知道背诵马列主义词句,而不知道拿马列主义作为武器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说有这么一副对联是给教条主义者画像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说,对于那些只知夸夸其谈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他是为谁画像呢?我觉得主要是给王明画像。

  王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们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当时的身份比较特殊,也比较年轻,20来岁,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团长,后来又当选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共产国际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呢?1921年建党的时候,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相当于今天的党委和底下的支部的关系。王明嘴巴非常巧,上过洋大学,记忆力非常好,讲话头头是道。

  他不了解中国国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搞“左”倾盲动主义,使得我们在红区的力量损失了95%,在白区的力量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长征也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引起的。王明1938年回延安的时候,受到中央隆重欢迎,为什么?因为他是代表共产国际回来的。

  可是王明带回来的是什么呢?他带回了“左”的东西。我们过去提出统一战线的时候讲独立自主,不能完全听蒋介石的,这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可是王明说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给党内带来了混乱,但是许多人都很崇拜他,他的影响很大。所以整风运动就是要让全党去认清王明的教条主义的真面目。

  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通过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创新。

  但是整风也有缺点,到了后期审干阶段就发生了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许多人当坏分子抓了起来。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是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是唯一的副组长,是中央社会部的部长,主要管情报。他可能把敌情看得比较严重,因为那时日本人、汪精卫,还有国民党都派间谍、特务潜伏到延安。康生就搞逼供信,搞了好多冤假错案还嫌不够,就决定抢救失足者。

  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周恩来当时是驻重庆的代表,整风期间有空回去,发现问题后就找毛泽东,说重庆是国民党特务的总部所在地,中统、军统都在这里,才号称三千职业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有四五千名特务呢?刘少奇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从华北回来以后也找了毛泽东。

  几个人找他谈了以后,毛泽东才感觉到事情比较严重,于是开始纠正问题。同时,作为总负责人,他给大家赔礼道歉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

  整风最后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把它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一个叫理论联系实际,一个叫密切联系群众,一个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时期的批评是真批评,到了什么程度?有两句话,一个叫发扬“脱裤子”的精神,不怕亮丑,把你的丑全部亮出来让大家看。一个叫做发扬“割尾巴”的精神,割尾巴是要疼的,要不怕疼。那时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点情面都不留,大家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批评非常严厉。

  白求恩精神

  第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白求恩在延安是一个名人。延安时期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加拿大的著名外科大夫,也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白求恩;第二个是四川人张思德同志。毛泽东的“老三篇”里面有两篇就是纪念这两个人的。

  白求恩在延安考察了一个月之后,就带着他的医疗队东渡黄河来到抗日前线。他的医疗队经常活跃在山西、河北一带,一方面救治伤员,同时也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病。白求恩大夫的牺牲是一个意外,做手术的时候不小心让伤员的骨头渣子把手给划破了,感染了败血症,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办法抢救, 20天以后就牺牲了。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说白求恩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是国际主义的精神。他提出,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白求恩那么杰出,那么有名,我们不可能做得像白求恩那样,但是我们只要有白求恩这种精神,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他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里面,给我们揭示的延安精神道德层面的东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张思德是9月5日牺牲的。他在烧炭劳动当中打一个炭窑,不幸被埋。张思德是烧炭大队的副队长,负责技术指导,是有名的烧炭能手。他曾经给毛泽东当过一年的警卫员,勤快肯吃苦,毛泽东非常喜欢他。

  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首先讲我们共产党及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什么队伍?是革命的队伍。这个队伍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打天下的队伍,张思德就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一员。

  然后谈到人的生死问题,就是人生观的问题。他引用了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后解释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所以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接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战士,他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最后到了延安,当了中央通讯营里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后来精简机构,合编成立了中央警卫团,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同志代替班长。组织怕他想不通,找他谈话,他说:请组织放心,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我能当好班长更能当好战士。

  毛泽东讲,张思德不善言辞,但他干什么事情都很踏实,很出色;张思德就像我们延安清凉山上的一棵小草那么平凡,那么普通,但是“张思德精神”是伟大的,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八路军战士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诺言。所以张思德是平凡的,但是“张思德精神”又是伟大的。

  毛泽东善于抓典型,他就抓住张思德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而宣传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确定下来。我们说延安精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为人民服务。

  南泥湾精神

  第五个原生态的精神是南泥湾精神。

  南泥湾精神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代表、一面旗帜。为什么要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是敌人封锁我们,围困我们,逼得我们没办法,不奋起就会饿死,所以我们要搞生产自救。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当年由于敌人围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都没有被子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当年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这是引起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原因。1941年6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延川县的代理县长李彩荣不幸被雷劈死了。一个老乡由于对我们征公粮过多不满,就骂毛泽东,说,雷公真瞎了眼睛,你劈死那个李代县长有什么用呢,你干吗不劈死毛泽东!

  老乡骂毛泽东,当然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他说你们不要抓这个老乡,就问问老乡为什么要骂我。后来在七大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三次讲到这个事,他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人家运六万驮的盐,这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天怒人怨,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大生产动员会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困难,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战胜困难?我想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那么只有一条路了,就是自己动手战胜困难。你总向老百姓要,老百姓已经哇哇哇地叫起来,所以我们自己长两只手,一面打仗,一面还要生产。于是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整个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连毛泽东、朱老总都分了责任田。大生产运动中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吴满有、杨步浩,还有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把牛累死都没有超过他,叫“气死牛”的郝树才。

  朱总司令1940年从前线回来,协助毛泽东抓经济工作,当然也领导军事。奉朱总司令的命令,三五九旅开进了南泥湾,他们拿起了“新式武器”——镢头,向布满荆棘的“烂泥湾”开战!

  当时大家劳动很苦,劳动竞赛消耗大量的体力,连王震旅长都不例外。为了使大家保持正常的体力,三五九旅不得不执行一条奇特的劳动纪律——“劳动时不得早到迟退”。他们通过几年辛勤的劳作,就把布满荆棘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朱老总视察南泥湾时写了一首诗:

  当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稼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郭兰英有一首歌叫南泥湾,里面有句歌词叫陕北的好江南,我觉得这个歌词就是来自朱老总的诗。

  老红军、老八路中许多人参军前都是南方的农民,会种水稻。南泥湾有水,就是气候比较寒冷,经过试验,水稻种成了,结束了陕北吃不上大米的历史,这就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后来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看到丰收景象,非常高兴,就讲了这么一段话:“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不要说我们今天没有外援,就是将来有了外援,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延安县精神

  第六个精神是延安县精神。许多学者认为延安精神这个概念就来自于毛泽东讲的延安县精神,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在1942年高干会上表彰了延安县这个先进集体,他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的态度,他们生龙活虎一般完全不怕困难,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在这样的精神下,他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中进行了很好的调查研究,因此他们学会了领导群众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教条主义的东西,看不到主观主义,看不到宗派主义,看不到党八股。我把延安县精神概括为三点:第一是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第二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精神;第三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

  公仆精神

  最后讲一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精神。朱老总在60寿辰的时候,中央机关在中央大礼堂给他祝寿,许多老同志写诗赞扬他,朱老总也写了一首诗:

  历年征战未离鞍, 赢得边区老少安。

  耕者有田风俗厚, 仁人施政法刑宽。

  实行民主真行宪, 只见公仆不见官。

  陕北齐声歌解放, 丰衣足食万家欢。

  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当时全中国最民主、最廉洁的模范特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这里实行的是供给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毛泽东跟一般人穿的吃的用的基本上都一样,人人平等。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没有一件衣服没打补丁。他住的土窑洞,用的麻油灯,彻夜工作,人非常消瘦。他是最高领导,一个月只有三块钱的津贴,后来物价上涨最多的时候涨到了五块钱。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五毛钱,后来涨到了一块钱。

  毛泽东非常好客,周恩来、贺龙、邓小平等从前线回来或者从南方回来,汇报完工作后,他总是要留他们吃一顿饭。但这愁坏了工作人员和做饭的大师傅。他们说,留着让人吃什么?毛泽东说,那是你的事,反正不能超支,也不能报销。周恩来有一次从重庆带回几包榨菜,送给毛泽东、朱老总他们尝鲜。毛泽东要招待周恩来,只有土豆、萝卜和白菜,借了一块豆腐,用榨菜做了一个汤。

  在延安的时候车是稀罕物,华侨给延安送了两部车,中央办公厅准备一辆先给毛泽东,另一辆分给谁,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一辆分给五老,就是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另外一辆给朱老总,总司令年龄大又最忙,分给他,我就不要了,继续骑马。

  再看看朱德朱老总,大生产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要干的一件事,是到便道上拾粪。他还把自己的马省下来去搞运输。所以续范亭称赞朱老总:

  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

  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五大书记的另外两位,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参加纺线比赛,两个人纺的线又匀又长,没法区分高下,评为并列第一。这些线还被拿到边区展览会上展览。任弼时1950年去世的时候,叶剑英说,弼时一天福都没享,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是人民的骆驼。

  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为了节省住房,他跟两个秘书挤在一起,晚上办公为了节省一点油,他们三个人共用一盏灯。毛泽东赞扬他的老师是“三个第一”: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经常不顾年迈深入群众,了解民情,解决民困。有一年春节期间,下着鹅毛大雪,路都被雪封了,林伯渠牵着一匹马,带着他的勤务兵到富县的深山老林里面挨家挨户去走访。那时,大家少拿钱甚至不拿钱也做事,做好事,所以大家称颂陕北的干部是只见公仆不见官。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了六七十个年头,但是延安精神在滚滚的历史洪流当中,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变得越来越灿烂。

  胡锦涛在视察延安时讲了一段话,说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延安精神,今天我们搞建设也需要延安精神,改革开放时期更需要延安精神。今天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现代化,我们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所以我们要弘扬延安精神。

  我的理解,首先,我们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是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要充满信心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第二,我们的各级领导、共产党员要做到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之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都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我们始终要保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也就是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

  听众提问

  1.我觉得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那么今天,我们如何通过延安精神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雷万青:延安精神是革命精神,是那样一个环境、那样一种条件下产生的特有的精神,所以必然打上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延安精神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有四个方面:一个是敌人逼出来的,敌人不逼我们不会奋发图强;第二是老百姓骂出来的,由于老百姓对我们当时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不满意,我们就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第三是我们党培养而且以身作则带出来的;第四就是我们从严要求,自我约束出来的。

  当年延安不是没有问题,可一旦发现,那是真抓,一点儿情面都不留。毛泽东当时的一句名言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从重处理。延安时期没有多少制度,但是很灵,为什么?关键在做,在于你真管还是假管。所以我们今天弘扬延安精神,不是让大家回到过去,不是弘扬它的形,而是弘扬它的神。

  “形”是什么?“形”是吃的小米饭,穿的麻草鞋,穿的粗布衣,住的土窑洞。时代不一样,今天不是让我们去当苦行僧。延安时期人人平等,大家不讲享受只讲奉献,也有其特定环境,当时是供给制,没有什么差别,也就谈不上享受。今天不一样,共产党人也有家庭,也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希望待遇好一点,这无可厚非。

  我们要的是“神”,要把它跟时代要求、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从“人”的角度讲,计划经济30年中,我们是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是大集体当中的一分子,这个“人”就是雷锋讲的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一句话,“我是组织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里面有缺陷,因为个性的东西,个人的价值没有得到张扬,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价值观。

  后来邓小平领导我们搞改革开放,农村率先搞承包责任制。这一个“包”就把大集体当中的“螺丝钉”、“一块砖”变成有个性的人。他要独立决策,自己安排。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到了今天我们呼唤什么呢?比如三鹿奶粉之类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感觉到,一个企业也罢,一个人也罢,除了赚钱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要对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人是需要一点信仰,需要一点精神的,今天光靠延安精神来构建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还是不够,而是应该跟当前人的理念、时代的理念、文化的需要等结合起来。但是,延安精神起码可以在精神家园里面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有了这片沃土,才能生长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我们每一个人精神境界的参天大树。

  韩万斋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一级作曲、指挥、艺术理论及评论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际音乐记谱法协会(MNMA)中国分会名誉会长,中国歌剧研究会理事,英国音乐家协会(ISM)完全资格会员,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及创作委员会主任。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ABI)与《美国名人传记学会》(IBC)授予“荣誉博士”,并被评为“世界杰出成就人物”。◇韩万斋

  国歌赏析

  主持人 张超:

  现场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沙讲坛》。2009年,是祖国60年华诞,在举国欢庆的时候,雄壮的国歌声激荡着我们的内心。60年来,国歌伴随着祖国的发展,经历了无数个神圣而庄严的时刻,那么你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歌曲之一吗?你了解国歌的基本常识吗?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韩万斋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国歌赏析”的讲座。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请韩万斋教授来为我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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