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何以成为“叫花子县”，有若干版本。蜀中地方志大家、饱学之士王泽枋的解释较为妥当。

　　也许，王泽枋本人的经历就可以为叫花子县做出诠释。

　　王泽枋年过七旬，身体硬朗，面色红润，精神抖擞。2007年10月的一天，笔者与他相约在棠湖公园茶楼见面。一会面，便说到书法家洪志存为他题写的楹联：

　　身无媚骨休嫌瘦，

　　家有残书不算穷。

　　笔者戏言，你那些所谓“残书”，都属于文物，好值钱！

　　他会意一笑说，运气好呵。在成都送仙桥淘书，把祖上传下来、“文革”中又扯散的光绪年间的石印本《昭明文选》，配齐了七本，成色品相完全一样。还有，民国初年日本人稻野山村写的《清全史》补齐了。同治年间的《成都县志》也补齐了。淘书，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找齐了，心头好安逸呵！

　　王泽枋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成都设计了标志性建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他父亲学农学，大学毕业后在双流教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泽枋，一辈子爱书、读书、用书、藏书、写书。他还记得，他家堂屋挂有一幅匾额，上刻祖训：

　　诗书中岂能少取，

　　衣食外何必多求。

　　那年，双流县举办“建设学习型机关演讲比赛”，王泽枋讲到自己的学习经历，赢得满堂掌声，获得特别奖。县史志办请他编一部《双流100名人传》，上下册共计40万字，他足不出户，就凭家中万卷藏书就编撰成功。他除主持编撰《双流县志》，还独立编撰了《机投镇志》《双流国土志》《双流县民主党派志》等多部史志。他的头脑，就是一座双流县文史馆；他的经历，就是双流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信口说出的故事题材都很精彩：

　　程氏兄弟入川，在成都看见箍桶匠都在读《易经》，不禁感叹：易学在蜀。

　　中唐名臣段文昌，出生于双流，三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功勋卓著。朝廷要奖励他，钦差大臣宣旨刚毕，他竟兴奋过度“无疾而卒”。

　　光绪元年出生的双流县人黄敬临，不当县长喜掌汤勺，创办了名重一时的“姑姑宴”。

　　1939年，当时的双流县县长叶楷，只身经机投镇去成都，被拉了壮丁，轰动全国……

　　老友们都说他身体硬朗。他笑说，当了22年搬运工，拉架架车、扛大包，打下好坚实的基础呵！

　　1958年，王泽枋毕业于“右派学生成堆”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王泽枋是班长，因劝阻不力，虽未划为右派，但仍被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劳动。王泽枋调侃自己说，教导主任下跪都没有挡住学生上街，我一个班长能挡住吗？

　　他回到双流，在搬运公司拉架架车。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地主分子”两顶帽子。

　　好笑，好笑，真好笑！他说，“文革”中，造反最时髦，形成潮流，他就对造反派头头说：何谓造反？推翻现政权，谓之造反也。请看今日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诸君造反，岂不要推翻共产党乎？

　　一段酸叽叽的话，让造反者听来好刺耳!本来，王泽枋就有同情彭德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记录，如今公然反对“文革”，再给他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他说，帽子多一顶也无妨。天天早上，专政对象集合，高唱：“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也跑不了，我们大家跑、不、了！”唱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文革”中，王泽枋最怕的是抄家。

　　家中除了祖上传下来的典籍，还有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局的藏书。

　　原来，他的一位叔叔，抗战时期曾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局工作过，深得书局老板、文学大师叶圣陶信任。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开明书局的部分藏书便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双流王家。抗战胜利后，书局东迁，带不走的书就赠与了王家。王泽枋曾将家中藏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经常翻阅，其乐无穷。“文革”扫“四旧”时，不得不烧掉大量的书。王泽枋说，我母亲焚书煮饭，一个月没用柴火。

　　他还将地板撬开，把一部分藏书挖坑深埋，躲过了一劫。事后他写下一首诗自嘲：熊熊秦火今犹在，焚书何须要始皇。

　　他说，“文革”中最苦是读不成书。想找一部《宋词》，真是想得要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王泽枋说是：昔日阶下囚，如今座上客。

　　一个干苦力的搬运工，“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县政协副主席、县史志办主任。

　　他谈到1980年，双流县搞地名普查，县文教局办张宗岫发现了“天天拉架架车在街上走过”的王泽枋，竟然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人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连串变化。1983年，酷爱读书的周鸿德担任县委书记，对王泽枋更是尊敬加重用。书记经常打来电话请教各种问题。一会儿问：“老子说的‘和光同尘’是什么意思？”一会儿问：“大朗和尚修水利是哪一年？”

　　王泽枋说，退休后，我的乐趣还是书。每月至少花三四百元钱买书。

　　笔者说，从大量史书，包括你编撰的书籍可以得出结论，双流这块土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比如史学大师蒙文通，经严密考证，曾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中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山海经》中所说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四川盆地”，是远古中国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山海经》中所说的“都广之野”就在双流县。据史家考证，牧马山曾是蚕丛、杜宇王朝建设“瞿上城”之地，也是开明王朝前期建都之地，双流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王泽枋说，晋代常璩的一部《华阳国志》是公元4世纪之前，云、贵、川、陕、甘、鄂地区的地方志。“华阳”二字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华阳，如今隶属双流县的华阳镇，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就以清代为例，出了37个进士，是整个巴蜀考取进士最多的县区。

　　笔者又问，今天要请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双流怎么会成为叫花子县？

　　王泽枋答道：双流成为叫花子县，是地理、历史和政治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地理上说，整个都江堰灌区，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称为“上五县”，都江堰的水，先浇灌“上五县”，流至双流已经是尾水，常常是水流量不足，秧苗栽不下去。史书多次记载，栽插季节，田中无水，四方农民纷纷提着秧把子到县上，找县太爷想办法。若解决不了，就把带着稀泥巴的秧把子，噼噼啪啪甩在县衙门。

　　民国初年，四川督军尹昌衡手下有位彭光烈，是镇守川北的新军二师师长，双流人，一个典型的炮筒子。那年水荒，双流农民向他呼救。他竟派出一个营，日夜兼程，奔向灌县，不向官方任何人打招呼，在都江堰鱼嘴那里，砍了杩槎，放了一大股水。著名作家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大波》中写了此事。这件事，就说明了下风下水的双流地理条件不足。

　　再有就是，北面的温郫二县是平原，而双流县的丘陵占了三分之一。1949年以前，双流全县找不到一家有500亩地的大地主。当时双流县15万人，可耕地只有30万亩，从县城无论出东南西北哪座门，出门就见冬水田，一年只产一季。据土壤专家分析，双流县土质不好，这也是穷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来讲，民国时期，周善培当成都市警察局局长，曾花大力气把叫花子赶出成都市，南下的叫花子，因新津设防阻挡，就在成都和新津之间的双流滞留下来，所以双流县叫花子特别多。以后，形成了几个叫花子营，就像小说里写的，有组织的丐帮逢年过节，遇上红白喜事，群起乞讨，有钱人家还不敢怠慢。所以，双流有句歇后语：“讨口子赶（送）死人礼，钱（纸）少话多。”

　　笔者说，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双流县一直没摘掉“叫花子县”的帽子是为什么？

　　王泽枋说，反过来说，现在的双流，成了中国百强县，西部第一强县。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光说农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创造的产值就是过去的五至十倍。过去之所以长期当“叫花子县”，还有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