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何以成为“叫花子县”,有若干版本。蜀中地方志大家、饱学之士王泽枋的解释较为妥当。
也许,王泽枋本人的经历就可以为叫花子县做出诠释。
王泽枋年过七旬,身体硬朗,面色红润,精神抖擞。2007年10月的一天,笔者与他相约在棠湖公园茶楼见面。一会面,便说到书法家洪志存为他题写的楹联:
身无媚骨休嫌瘦,
家有残书不算穷。
笔者戏言,你那些所谓“残书”,都属于文物,好值钱!
他会意一笑说,运气好呵。在成都送仙桥淘书,把祖上传下来、“文革”中又扯散的光绪年间的石印本《昭明文选》,配齐了七本,成色品相完全一样。还有,民国初年日本人稻野山村写的《清全史》补齐了。同治年间的《成都县志》也补齐了。淘书,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找齐了,心头好安逸呵!
王泽枋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成都设计了标志性建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他父亲学农学,大学毕业后在双流教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泽枋,一辈子爱书、读书、用书、藏书、写书。他还记得,他家堂屋挂有一幅匾额,上刻祖训:
诗书中岂能少取,
衣食外何必多求。
那年,双流县举办“建设学习型机关演讲比赛”,王泽枋讲到自己的学习经历,赢得满堂掌声,获得特别奖。县史志办请他编一部《双流100名人传》,上下册共计40万字,他足不出户,就凭家中万卷藏书就编撰成功。他除主持编撰《双流县志》,还独立编撰了《机投镇志》《双流国土志》《双流县民主党派志》等多部史志。他的头脑,就是一座双流县文史馆;他的经历,就是双流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信口说出的故事题材都很精彩:
程氏兄弟入川,在成都看见箍桶匠都在读《易经》,不禁感叹:易学在蜀。
中唐名臣段文昌,出生于双流,三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功勋卓著。朝廷要奖励他,钦差大臣宣旨刚毕,他竟兴奋过度“无疾而卒”。
光绪元年出生的双流县人黄敬临,不当县长喜掌汤勺,创办了名重一时的“姑姑宴”。
1939年,当时的双流县县长叶楷,只身经机投镇去成都,被拉了壮丁,轰动全国……
老友们都说他身体硬朗。他笑说,当了22年搬运工,拉架架车、扛大包,打下好坚实的基础呵!
1958年,王泽枋毕业于“右派学生成堆”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王泽枋是班长,因劝阻不力,虽未划为右派,但仍被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劳动。王泽枋调侃自己说,教导主任下跪都没有挡住学生上街,我一个班长能挡住吗?
他回到双流,在搬运公司拉架架车。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地主分子”两顶帽子。
好笑,好笑,真好笑!他说,“文革”中,造反最时髦,形成潮流,他就对造反派头头说:何谓造反?推翻现政权,谓之造反也。请看今日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诸君造反,岂不要推翻共产党乎?
一段酸叽叽的话,让造反者听来好刺耳!本来,王泽枋就有同情彭德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记录,如今公然反对“文革”,再给他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他说,帽子多一顶也无妨。天天早上,专政对象集合,高唱:“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也跑不了,我们大家跑、不、了!”唱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文革”中,王泽枋最怕的是抄家。
家中除了祖上传下来的典籍,还有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局的藏书。
原来,他的一位叔叔,抗战时期曾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局工作过,深得书局老板、文学大师叶圣陶信任。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开明书局的部分藏书便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双流王家。抗战胜利后,书局东迁,带不走的书就赠与了王家。王泽枋曾将家中藏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经常翻阅,其乐无穷。“文革”扫“四旧”时,不得不烧掉大量的书。王泽枋说,我母亲焚书煮饭,一个月没用柴火。
他还将地板撬开,把一部分藏书挖坑深埋,躲过了一劫。事后他写下一首诗自嘲:熊熊秦火今犹在,焚书何须要始皇。
他说,“文革”中最苦是读不成书。想找一部《宋词》,真是想得要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王泽枋说是:昔日阶下囚,如今座上客。
一个干苦力的搬运工,“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县政协副主席、县史志办主任。
他谈到1980年,双流县搞地名普查,县文教局办张宗岫发现了“天天拉架架车在街上走过”的王泽枋,竟然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人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连串变化。1983年,酷爱读书的周鸿德担任县委书记,对王泽枋更是尊敬加重用。书记经常打来电话请教各种问题。一会儿问:“老子说的‘和光同尘’是什么意思?”一会儿问:“大朗和尚修水利是哪一年?”
王泽枋说,退休后,我的乐趣还是书。每月至少花三四百元钱买书。
笔者说,从大量史书,包括你编撰的书籍可以得出结论,双流这块土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比如史学大师蒙文通,经严密考证,曾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中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山海经》中所说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四川盆地”,是远古中国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山海经》中所说的“都广之野”就在双流县。据史家考证,牧马山曾是蚕丛、杜宇王朝建设“瞿上城”之地,也是开明王朝前期建都之地,双流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王泽枋说,晋代常璩的一部《华阳国志》是公元4世纪之前,云、贵、川、陕、甘、鄂地区的地方志。“华阳”二字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华阳,如今隶属双流县的华阳镇,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就以清代为例,出了37个进士,是整个巴蜀考取进士最多的县区。
笔者又问,今天要请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双流怎么会成为叫花子县?
王泽枋答道:双流成为叫花子县,是地理、历史和政治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地理上说,整个都江堰灌区,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称为“上五县”,都江堰的水,先浇灌“上五县”,流至双流已经是尾水,常常是水流量不足,秧苗栽不下去。史书多次记载,栽插季节,田中无水,四方农民纷纷提着秧把子到县上,找县太爷想办法。若解决不了,就把带着稀泥巴的秧把子,噼噼啪啪甩在县衙门。
民国初年,四川督军尹昌衡手下有位彭光烈,是镇守川北的新军二师师长,双流人,一个典型的炮筒子。那年水荒,双流农民向他呼救。他竟派出一个营,日夜兼程,奔向灌县,不向官方任何人打招呼,在都江堰鱼嘴那里,砍了杩槎,放了一大股水。著名作家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大波》中写了此事。这件事,就说明了下风下水的双流地理条件不足。
再有就是,北面的温郫二县是平原,而双流县的丘陵占了三分之一。1949年以前,双流全县找不到一家有500亩地的大地主。当时双流县15万人,可耕地只有30万亩,从县城无论出东南西北哪座门,出门就见冬水田,一年只产一季。据土壤专家分析,双流县土质不好,这也是穷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来讲,民国时期,周善培当成都市警察局局长,曾花大力气把叫花子赶出成都市,南下的叫花子,因新津设防阻挡,就在成都和新津之间的双流滞留下来,所以双流县叫花子特别多。以后,形成了几个叫花子营,就像小说里写的,有组织的丐帮逢年过节,遇上红白喜事,群起乞讨,有钱人家还不敢怠慢。所以,双流有句歇后语:“讨口子赶(送)死人礼,钱(纸)少话多。”
笔者说,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双流县一直没摘掉“叫花子县”的帽子是为什么?
王泽枋说,反过来说,现在的双流,成了中国百强县,西部第一强县。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光说农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创造的产值就是过去的五至十倍。过去之所以长期当“叫花子县”,还有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