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同步现代派”

　　中国现代诗人，大部分又是外国诗歌研究家、翻译家。他们读的西文诗，可能很“当代”，而难以解释的是大部分接受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从总体而言，浪漫主义与早期新诗主流在诗学原则上相契合，主客之间有相同的语言。因此，雪莱、海涅、朗费罗、惠特曼、裴多菲的精神和诗行，可以很自然地进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蒋光慈等人的作品。这种局面导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产生断层，部分原因在此。

　　30年代初，卞之琳、戴望舒等一批青年诗人出现于中国诗坛。他们迥异于诗界前辈的特点有二：一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影响不是19世纪浪漫主义，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的西方现代诗；二是他们注意继承中国古典诗传统，自觉地用各种办法试图将中西传统结合起来。这一批年轻诗人的出现，让人感到中国新诗开始走向成熟。

　　而在这一批诗人中，恐怕卞之琳受惠于西方现代诗最多，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也最多。

　　首先指出卞之琳创作这种特征的是李广田先生。李广田作于1942年的长文《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是我所见到的研究卞诗的最佳论文。李广田说：“作为一个诗人，作者在其思维方式上，感觉方式上，不但是承受了中国的，而且也承受了外国的，不但是今日的，而且还有那昨日的，所以，在作品内容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

　　对这一问题，卞之琳自己也有所陈述。他谈到过年轻时对中国古典诗歌狂热的爱好，“自己从家里找到的一些旧书里耽读过一些辞章”。他最喜爱的诗人是晚唐诗人李商隐与南宋词人姜夔。1929年卞之琳离开出生的南方，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在这之前，在中学阶段，他接触到的一些英语诗大部分是19世纪作品。在北京大学，他开始系统地接触英语和法语的现代诗人的作品，而卞之琳的诗人生涯，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据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英国爵士哈罗德·艾克顿(HaroId Acton)回忆，1933年他在北大教英国文学，第一次把“有修养”的教授所不齿的《荒原》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列为课文，而当时均为北大英语系低年级学生的陈世骧、废名、林庚、李广田、何其芳、陈梦家、卞之琳，均献身现代诗。

　　卞之琳追述说：“最初读到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

　　注意“一见如故”这四个字为什么从未谋面却似曾相识?因为卞之琳发现20年代西方现代诗人与他先前所沐浴其中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很多相通之处。

　　卞之琳是个惜墨如金的诗人，他的诗作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