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靖

　　我大舅有一句四字名言：“男人难人。”这句话想必是从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有感而发的，和我妈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在成为一个大男人之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难人”，则大部分是拜我妈所赐。

　　我作为一个名女人的儿子，从读小学开始就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老妈——确切地说那时还不老——已经越来越有名气，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班主任（照例是语文老师）也知道了；这也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小学班主任照例是女人）开始把我的成绩和我妈的名气联系在一起。大小考试中偶有失手，便会招致某种程度的疑问：“你怎么会考不好的……”潜台词是你妈怎么会让你考不好的？而考得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许是家教渊源，我的作文尚属通顺，时不时地被老师拿去做一两回范文；老师在台上读，台下的同学们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碰上有一两次发挥特别好的时候，连老师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委婉地问我：“是不是你妈帮你修改过了？”天知道就为了怕这样的误解成为现实，我从小到大一篇文章都不曾拿给我妈看过！

　　学习成绩倒也罢了，因为一直还说得过去，可是还有德育成绩呢！少年人顽劣是天性，而在我身上这天性又很有些异常，异常地顽劣。由于在学校里闯了不大不小的祸而请家长，已成了家常便饭，也果然到了家常便饭的地步，一个星期没有接到老师的通知到学校去一趟，连父母也会觉着奇怪。请家长的时候母亲是从来不去的，一来是（照她自己说）没有时间，二来是（照我自己想）她觉得有失面子。的确，在别人身上顺理成章的调皮捣蛋，在我身上就有些不可思议。有老师问我：“你妈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调皮的儿子？”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妈和我一起向老师解释一下，三方共同探讨，方有可能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可是母亲从来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想给老师这么一个机会，倒是父亲常常有这么个机会。他老人家彼时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也是经常大会小会发言，领导着中学老师却被儿子的小学老师教育，在颇具幽默感的他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基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父亲比母亲毕竟好说话一点，当然也不排除他去得太多，已经习惯得无奈了。

　　因为自己的不够含蓄和不够内向，从小我就是和母亲争执最多的一个。大姐温顺，二姐乖巧，看在妈妈眼里都只有疼爱的份儿。我继承了母亲性格中的自尊、敏感和父亲性格中的耿直，渐渐演变成一种执拗。虽然没有到不讲道理的地步，但是也已经很容易觉得别人不讲道理，凡事好与人论是非曲直，而不太顾及时间地点情形，更无论方法策略，曾经有两次与母亲力争不让，直气得她老人家“肝儿颤”，事后想来也很后悔，而一直不曾向她当面赔不是。照我那时想来，“吾爱吾妈，吾更爱真理”。直到一次有朋友一棒打醒我：“哎呀真是的，跟你妈还有什么大是大非！”我茅塞顿开。从此不再与老妈发生大争执，偶有小摩擦，往往点到为止，总之不把她气得“慈容失色”就是。

　　小时候曾经有客人半开玩笑地问我：“觉得妈妈好不好看？”我颇为认真地回答：“作为妻子来说可能不漂亮，但作为母亲来讲很美。”一旁的父亲笑了起来，说了一句：“胡说八道！”可见在父亲眼里母亲为妻也是美丽的。我曾经见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长长的辫子，秀气的瓜子脸，黑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她们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纯真的光芒，确实也很美。岁月流逝，母亲不再年轻，光洁的额头上已经添了许多皱纹，中年发福，瓜子脸也变成了一团和气的圆脸，用二姐的话说，妈妈“胖得很可爱”。长辫子早已消失，在我记忆当中母亲永远是一头短发，而现在也日见稀疏了；只有眼里的光芒永远是温和而坚定的。

　　母亲的坚定，是对于她所挚爱的文学事业而言的。小时候，我一度睡在她的书房里，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每次夜半醒来，都会看见她在台灯下伏案挥笔的背影。也许这对于每个作家的子女来说，都是一种很平常或者说很正常的经历，但它也确确实实让我感到了母亲的刻苦与执着。尤其是当她后来罹患了“坐骨神经痛”这一职业病的时候，在坐椅上铺了两层厚厚的垫子，咬牙坚持写作；有时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便趴在写字台上，而笔仍是不停。照我想来，母亲是确实准备履行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手中也依然握着自己的笔”这一诺言的。但事实上，这一诺言很有可能无法照原样进行。因为母亲从1991年便开始换用电脑打字，总不能说“手里仍然握着自己的鼠标”吧？但这种精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也相信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会是在写作或是牵挂着写作。有好几次她半认真地说写完手上的东西就要停笔了。写《无梦谷》时她这么说过，写《秋瑾》她也这么说过，出文集的时候她说了好几次，而直到现在她的笔也没有停下来，看样子也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了。

　　我妈换用电脑打字写文章，最大的受益人是我爸，最大的受害者是我。没“换笔”的时候一直是由我爸替她抄稿子，因为我妈文思“泉”涌的时候，笔墨往往尽作狂草，不但编辑大人不可能认得，连我爸有时也不认得。以往常常是我妈在一个房间里写，我爸在另一个房间里抄，往往先听到爸在喉咙里咕噜一句：“这是什么？”于是召唤我们三个中的一个过去；过去了先把那处不认得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希望有认出的可能，往往不能。于是“拿去问问你妈”，就去，妈也要先看上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字；碰上有两次她自己也无法辨识，于是愤怒：“为什么不早拿来？”——不是笑话，实是事实如此。我爸就这么着替我妈抄了二十多年的稿子，编辑大人看到的大多是我爸那飘逸秀挺的字，识我妈手写真迹者稀！而终于“俱往矣”，除了我没人怀念那个时代。

　　如前所述，我在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理工科学计算机有点像文科学外语——到哪里都是给人当工具使。在单位里没当成工具，在家“工具”得厉害，使用者自然是我的娘亲。说起来不怕笑话，我妈从1991年用一台286开始打字，坐在电脑前的累计时间恐怕比我这个专业人员都长，但一直都没有记住将文章从软盘拷到硬盘这一最简单也是最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从硬盘拷到软盘也是一样——不会。我只得把整个拷文件的命令全都写下来，老妈每次需要拷贝文件时必定打开她的小本，一板一眼（所谓的一板一眼是这样的：老花眼镜架在鼻尖上，看一眼小本，从键盘上找一个字母，敲一下，再从眼镜上方看一眼屏幕）地照着打，而每次必定漏掉点什么，不是空格就是后缀名。而后她便开始打传呼，要我来救驾。常常是出了故障后，我在远处握着听筒，她在家里握着电话的另一头，先由她（或者我爸）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屏幕上显示的出错信息拼给我听，我再把应该键入的命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她听，中间夹杂着“等一下我拿支笔记一记”之类的句子。电脑升级飞速，家里的286也是先变成486，然后又变成奔腾，直到现在的奔2笔记本；硬件更新了，软件也得上去呀，WIN95的时代再用DOS无论如何都显得笨拙；可她老人家无论如何都跟WORD过不去，还一直把它念成“沃特”，听起来如同WHAT，稍通英语的人听了必定一愣一愣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用电脑写作的作家都应该有个学电脑或懂电脑的亲戚，我只知道我妈必须得有我这么一个学计算机的儿子，才能用电脑打出文章来。

　　关于我妈与电脑之间的苦乐，似乎不必再说，单就《我妈与电脑》这个题目做一篇文章便有许多可写。总而言之，老妈对于电脑可以用一句话来解：“年纪有一大把，问题有一箩筐，笑话有一大堆。”都说出来恐怕有损光辉形象，就此打住，“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我妈最拿手的绝活儿——做菜。

　　记得以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有一段话大意是当今女作家无不以写作之外的某些特长为荣，或擅编织毛活儿，或长书法绘画，或能抚琴作乐，或精烹调厨艺，“写作算什么？只不过是蛋糕上的樱桃！”结论如此。我在餐桌上向妈转述此意，她笑不可支，夹了一筷子菜放在我碗里：“喏，给你樱桃。”妈的确烧得一手好菜，凡在我家做过客的各路亲朋好友无不称道，更有张光年老先生推为“女作家中第一”。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有几分符合事实。妈从小生长于江南水乡，从外婆那里带来了南方菜手艺；兼之在中原旅居三十余年，学会了北方菜的重火重油重味；烹煎炸炒煮熬烘焙，样样精通，连她自己也无不得意地说如果不写作，去开饭馆也准保能成功。可谁都知道她把这“樱桃”看得太重，这个“如果”是万万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经常把“蛋糕”丢掉。自从大姐也远渡重洋后，家里就只剩下爸妈和我三人而已；常常是我和爸两个已饿得饥肠辘辘，而老妈依旧兀自在那里一板一眼地敲打着键盘，爸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待遇，我是发懒，我们俩也都不敢去催：万一她写在兴头上，被我们打断了思路，“食无着”就不仅仅是这一顿的事了。所以在我们家，上午十点吃早饭，下午三点吃中饭，晚上九点吃晚饭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近两年我自己工作渐忙，常常在外打理五脏六腑；妈妈本人会议兼应酬偏多，也是动辄“不回来吃晚饭了”；只是苦了退休赋闲的老爹，经常是妈做一次菜他就吃上两三天。“彼虽不言”，我想他偶尔也会遗憾自己没能有妈妈的那手烧菜本领，更令人遗憾的是妈妈的三个儿女也都没能尽学其中精义。我自不必说，在厨房里唯一会做的便是择菜、洗碗；大姐口口声声称自己会做粤菜，没吃过的不算，吃过的也只能用“熟了”两字来形容；二姐算是最好的，不过到夏威夷后也曾经发email回来询问如何做东坡肉，妈听说后一脸的诧异：“不是跟她讲过了吗？看也看过我做的。”而精如绝技的厨艺终究不复现于儿女身上，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阵痛之一吧。

　　同样失传的恐怕还有文学精神，妈以写作著书立世。爸自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勤力教育，从语文教到现当代文学，两人对文学一道都是用情专一且良苦。平日里互相切磋，彼此都是良师益友，而在三个孩子身上这种传统未得以发扬光大，衣钵有无人继承的危险。大姐和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比较喜欢舞文弄墨，偏偏被“勒令”读了工科；二姐在中学里数理化是强项，又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系，看上去多少沾了点边，结果又走了偏锋，舍文学之本而逐文字之末，读语言学去也！妈妈自己视文学为生命中唯一目的，却没有让一个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路，看似矛盾，实则自有其道理。一来（照她自己说）写作太苦，是一桩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倾注的事业，她不愿我们再去吃这份苦，“家里有一个人搞文学就够了”，她常常这么说。这么说让我觉得她把文学看成了上山下乡一类的事物。不过甘苦自知，真这么苦她为什么甘之如饴地写了这么多年至今笔耕不辍呢？二来（也是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也愿意的话，用不着从科班毕业，凭着一份热爱应该也能够成就文学事业，这就有点“以己度人”的味道了。

　　我想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也是我特别感激父亲和母亲的，他们给了我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方法。母亲本人是一个相当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一些琐事方面则是传统得近乎保守。她为人有时显得比较固执，但唯独对于我们的思想从不横加干涉。从小家里便有很多书供我们阅读，我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乃至《三言二拍》，初中时读莎翁全集，高中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母亲从没有那种“因噎废食”的态度，认为其中有“儿童不宜”的地方而禁止过我；她有时会提出一些方法论的观点供我参考，即如何从思想性、艺术性等不同的侧面去看待同一部作品，从而得到一个全面的综合认识。更多的时候则是听任我自主地去阅读和欣赏，而后再与我共同探讨书中的观点。在每个人都必然经过的“叛逆”的青春期，我的方法便是好做翻案文章，现在想来不外是年少气盛的缘故——想用自己的眼光和声音去看待和解释世界，但那时往往被持重的语文老师引以为忤，讶然于我的论点之偏激过火，询之于父母。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于我。我想在这一点上母亲的做法深得伏尔泰的精髓：“我虽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拥护你说你话的自由。”

　　思想上的放任并不见诸行动上，这可能是妈妈的又一层聪明处。长至今日而德行无亏，应该说是可堪欣慰的了。而我等行为上每有小错也绝不姑息纵容，是妈妈做人力求完美的又一佐证。她总是希望我们各处都出类拔萃。

　　母亲自己是很出类拔萃的，这倒不是出于一家人的私心而刻意说的溢美之词。儿女三人分别继承了父母身上不同的特质：大姐踏实而勤勉；二姐机灵且认真；我呢，应该说是聪明却懒散。而我们都缺乏母亲身上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文学上如此，她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成功；生活琐事上如此，有时便近乎于“一意孤行”。南迁杭州后，居处暂时稳定，她便开始鼓捣房子装修事宜。住进来十二年余，前后大装修三次，局部小修小改更多，靡费时间、金钱不可计数，还乐滋滋地说这也是一种创造的乐趣。可怕的是，在这一点上她很容易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今天听这个说如此如此好便决定如此实行；明天听那个说这样更佳就打算这样照做，单单不听我和老爸的意见——当然了我们也不经常有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别费那事”、“少折腾几下”，这个不入耳，老妈不会接受。一部作品完成付梓之际，经常是她摩拳擦掌准备在家里大干一场之始。小到改做沙发、安装热水器，大到敲掉一面墙壁打通阳台，她很少有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一次进我的房间里巡视，照例不满于我的貌似零乱而实则井然的局面，嘴里嘟囔了几句后蹦出来一句：“给你的房间添个大衣柜吧！”我随口应了一声，以为她也只是无心快语——第二天下班后便看见三位民工拉着一个两米来高的大衣柜上我家报到！为了把这足有三百斤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做的柜子搬进三楼我们家，三个工人加上我和我爸用了整一个小时，各自手上脱去一层皮。等老妈回家我便埋怨她：“你买了个什么柜子？铁打的？”她充耳不闻地直冲入我的房间，爱不释手地欣赏那个大家伙；“怎么样？好看吧？”转过头眼里全是陶醉，我和老爸相视默然。吾妈做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这样，家中大小事均由她定夺，我和老爸两人乐得做甩手掌柜。因为她很有主意我们就没有主意，因为我们不拿主意她就更有主意。这一习惯由我爸“始作俑”，历经大姐、二姐至我而发扬光大。曾经一度也想创造出某种民主的氛围，终因积习已深，回天乏术，而只能任由潮流浩浩荡荡。究其根本，全在我爸的姑息与纵容上。

　　照我想来，比妈大了整整八岁的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而对我妈呵护备至的，这样一来“娇妻”也就成了“娇气”，虽则照字面上的理解妈离那两个字差得很远，但是对照两人间的关系可知一点都不为过。日常生活中爸妈也会为了小事争执，天性耿直的爸爸有时免不得为自己辩上一番，而妈妈则是必然的“常有理”，无论原因如何，无论过程怎样，结果必然是爸爸乖乖地按照妈的指示去做。正如我二姐夫一语道破的天机：“妈有令，爸则行。”信哉斯言!

　　一不留神已经啰里啰唆地说了这么多，差不多也该收尾结束了。信笔由缰地写下的全是脑子里不断迸出的想法。对于母亲给我们的养育之恩，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是想，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做父母，而父母是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他们曾给予我的关爱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