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认识叶文玲，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读她获奖的短篇小说《心香》时。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从内心到容貌都美极了的哑女的悲剧故事，写得凄美，文字也好，读了让人为之心颤。记得老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院长，我的上司与挚友唐因对此小说极为赞赏，并著文评论过。

　　当然，读《心香》只是同叶文玲的神交，真正见面并且有了较深入的交谈乃是迟至1986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叶文玲的哥哥叶鹏以及她的丈夫王克起都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长。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叶鹏被错划为“右派”，掉进命运的深渊;他的同班同学王克起也因为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牵连，最后一起被“发配”河南教小学和中学。1986年5月底，潘旭澜先生借八十一周年校庆之机（从上海解放起，复旦大学就把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定为校庆日，百年校庆之前又恢复到每年的9月下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把一批校友邀请回母校，其中就有叶鹏、王克起，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叶文玲则是作为家属和著名作家被特别邀请与会的。就是在那次回复旦的聚会中，我同叶文玲见面了，不仅在复旦盘桓数日，而且会后一同应邀到苏州大学讲课，因此有机会作了较深入的交谈。

　　从交谈中我才了解到，1957年夏天，她受哥哥叶鹏的牵连，被取消一所重点高中的入学资格，辍学务农。后来，经叶鹏介绍，叶文玲同叶鹏的好同学王克起结婚。结婚之前，她是没见过王克起的，于是她那年到王克起的家乡青岛同王克起结婚时，是凭着手中拿着的一张相片在青岛港码头找到王克起的。后来，她就跟着王克起到了他任教的河南，相夫教子，一边当工人，一边当家庭主妇，一边还坚持业余创作。直到“文革”之后，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被调到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之后，还是一方面是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方面又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多产作家。后来，她成名了，仍然辛勤地耕耘，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出来。可以这么说，三十余年来，四十五本书，一千多万字，就是靠着她这种韧劲，这种拼命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出来的！

　　自从在复旦校园见面相识以来，文玲一直把我视为“兄长”，我发现她重情义，又豪爽，凡是求到她的事，她都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完成得很痛快、很出色。20世纪90年代末，我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套《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打电话约文玲加盟，她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把编得整齐、利落的书稿寄来，不用我再费什么心，这就是2000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丛书》之一的《素心如简》。后来，我应友人之约，主编一家公司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面有一版文学副刊《清水河》，文坛不少名家为之撰稿，同文玲打了个招呼，她也源源不断地把她的精美的散文稿寄来。这些支持，都使我十分感动。

　　叶文玲是位办事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人，也是一位虚怀若谷、十分谦逊的人。她在创作中自然有她的坚守与追求，而且这种坚守与追求可以说相当执着。她同所有作家一样，也十分看重自己的作品。但是，她善于接受人们对她的作品的批评，也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就前不久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三生爱》研讨会而言，与会者既充分肯定它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坚持对美的追寻与发现、语言诗性化等等长处，也一一指出它的不足，诸如对世界各地风光的描写仅止于一些客观的描述，缺乏心灵化和风俗化，因而同人物的形象创造、故事主干有些游离等等。对于与会评论家的批评，她不仅认真虚心地听，而且进行严肃的思考。一个已有近半个世纪“创龄”、著作等身、名噪文坛的作家，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并加以吸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此一点来看，叶文玲的创作的确是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