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云

　　在北京作家群中，有一个汪曾祺，我们年轻些的朋友都管他叫汪老头，有时干脆只叫老头。我曾经想过许多回：有一天我老了，有年轻的生龙活虎的同行，见我就叫我老头，这一辈子也就不算白活了。

　　看起来这要求简单得很，其实非常不容易达到，我知道。

　　据汪曾祺的好友林斤澜先生在文章里透露，汪曾祺是在“马年上元灯节”那天过了他的七十寿辰的。屈指算来，今年他已七十有六。“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么看来，汪曾祺确实老了。

　　最初见汪曾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被越来越多的人和文章称为“老作家”了。开会请上前排，拍照坐在中间，也常见他带几分尴尬地在那里推辞。我生性怕凑热闹，便始终只在远处瞻望着他，连同围绕着他的那些风景。他当然够得上这样的“规格”，那时，他的《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小说，早已被文坛瞩目而令他声名鹊起了。但他自己，对此显然一直很不习惯。十年后，他在为自己的散文集《蒲桥集》写“后记”时还提起这件事：“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其实汪曾祺的天性，并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按正规要求活动的。而在那些轻松随意的场合，就会有一个更自然更率性，因而也更年轻的汪曾祺。

　　我正式认识汪曾祺是1987年与他一道去浙江桐庐。《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一些作家去那里访问。除汪曾祺外，同行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叶至善先生和中年作家韩静霆、韩蔼丽。桐庐是有名的旅游胜地，正值仲春，四处杂树生花、草长莺飞。一行人或坐船在富春江闲逛，或拾级登严子陵钓台，汪曾祺着枣红格衬衣，戴卡其布软帽，勃勃兴致中分外神采飞扬。吃饭时围一桌坐下，也不分老幼尊卑，坐哪里就算哪里。汪曾祺是江苏人，与浙江相去不远，又是文坛著名的美食家，筷子下到盘里，菜还没挟起来，故事已经让我们凝神止息了。叶至善先生祖籍也是江苏，又做了浙江人的女婿，说起浙江的风俗人情，更是如数家珍。两位都酷爱喝绍兴酒，每人每顿饭大抵都得喝一瓶“加饭”酒才能打发。汪曾祺对绍兴酒的钟爱，我至今未见有能望其项背者。我们后来去了杭州，安顿下来后，我去看望杭州的亲友。中午时分，在大街上远远见汪曾祺满脸通红地逶迤而来，跟在一旁的韩蔼丽见到我就叫起来：“你看这个汪老头，说口渴了，买了瓶绍兴酒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喝！”我想象他拎着酒瓶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喝的样子，觉得他一点都不老，实在是不老。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祖父有很多田产，但是生活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下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蛋能喝两顿酒。他很有人情味，也很有点幽默感。他一直免费为人治疗眼疾。有一回汪曾祺不停地打嗝，祖父忽然把他叫到身边，问：“吩咐你的事情做好没有？”汪曾祺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他吩咐过什么事。祖父哈哈大笑，说：“嗝不打了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性情中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又擅长体育，学过几乎各种乐器，至于做风筝养蟋蟀养鸟养金铃子这些玩意儿，在他更是雕虫小技。他画画很有点名声，画室里堆满了别人求画送来的宣纸，上面贴着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某某。”他画画只听凭情绪，经常是有兴致作画了，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汪曾祺十几岁起就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对儿子说：“我们是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做人的许多方面，承继的正是他祖父和父亲的禀赋。

　　十九岁那年，汪曾祺绕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人曾说汪曾祺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是冲着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去的，他则说：“我当时是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到西南联大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沈从文先生的课里。沈先生也很欣赏他，平时不但时常过从，而且连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都给他忘年交般的关照。他们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88年沈先生去世。

　　汪曾祺进西南联大不久就创作和发表小说。他那时读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纪德、萨特，甚至伍尔夫、普鲁斯特，所以受这些作家影响很大。有一时期，他写的小说明显是用意识流手法，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大学毕业后，他在云南、上海等地教了几年书，创作小说也不辍，结集为《邂逅集》。大抵说来，他作为作家的第一个阶段就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汪曾祺的行迹叙述起来就不那么便当，一是时间跨度大、差不多有三十年；二是变化也大，他自己如果来填履历表，恐怕也得写一大张纸。简单说来，他参加过干部工作团，接管过文教单位，当过中学教导主任，编过包括《北京文艺》在内的好几本文艺类刊物，也当过那时许多人都在劫难逃的“右派”。说到这里，有两件事不可不提。一件就是他当“右派”，被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科所，将近四年。他自己日后很郑重地说：“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另一件事是他摘去“右派”帽子，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他写了京剧《芦荡火种》。“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样进了“牛棚”，忽然上头看中了《芦荡火种》，他就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改作《沙家浜》，有一回名字居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里，令众朋友大奇。那些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的一些唱段，比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就出自汪曾祺的手笔。更好玩的是“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因为这件事受审查，要他“说清楚”。他后来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其间的滋味可谓是曲尽难致。

　　汪曾祺再度开始写作小说，就在大家所说的“新时期”，就是他年近花甲被许多人说成“老作家”的时候。那是从年龄着眼的。若说写东西的时间，他其实并不算长。但造化给予他的经历与体验，却与写东西的年限无关。汪曾祺再度出山，笔下功夫就不是一般初出道者所能比肩的了。所以那时一些人盛赞“有一个汪曾祺”，也有不少人四处打听：汪曾祺何方神圣？当然还有人对汪曾祺摇头不止，或因为他写的东西不是正宗的现实主义，或相反，认为他的东西太现实主义了。汪曾祺的意义，大约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为许多人认识，那时文学过了它激进却浮躁的阶段，许多作家都在为下一步怎么走大犯踌躇。人们突然发现，有一个汪曾祺不动声色地以他扎扎实实的作品，为真正的文学追求提供着独特的思考和实践。

　　事情就是那么有意思：汪曾祺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是时势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他的创作事实上接上了中国很有意义的两个阶段，把一种新的启示提供给许多人。那就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妹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在汪曾祺那里得到了承上启下的发展。“现代抒情小说”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性格”的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借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这一类小说自然趋于式微，现在有一个汪曾祺出来，便犹如地泉之涌出，不但赓续了这脉络，而且带出了久被冷落的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

　　这就是这个创作年龄不长的“老”作家汪曾祺，以不多的一些作品令文坛瞩目的主要原因，汪曾祺对自己的创作其实清醒得很。他多次直言不讳地如此“夫子自道”：

　　“……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对自己是这么看，对别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呢？他如是说：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

　　近年来，汪曾祺小说写得不多，但创作散文随笔不辍，陆续结集有《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榆树村杂记》《汪曾祺散文随笔选》等近十种。今年北京夏天大热，酷暑难耐之际，汪曾祺也仍然不得不“案牍劳形”，他为香港三联书店编选了专门给香港中学生看的《沈从文小说选》，又给深圳海天出版社编了一本自己的散文随笔集，同时，由于担任云南《大家》杂志的散文栏目主持人，除了需要看不少散文外，自己也必须写点什么，再加上一些文学评奖请他做评委，等等。他在电话里诉苦道：“这么热的天，真像是要过不去了，还要打杂……”想象一下一个老人汗流浃背的模样，心里确实有几分不忍。所幸立秋已过，但愿他的日子如今能好过一些。

　　真是个好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