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宫。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你从江西来?”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5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肯定。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跻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但这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致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