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

　　1948年，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因市委高层领导叛变，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某大学工作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吕坪接到紧急转移的命令，和一个化装成妻子的女地下党员，在阴霾密布的夜里冒险乘江轮离开重庆。女地下党员怀里抱着的是吕坪才一岁的儿子，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有些惊恐，因为他感觉到抱着他的不是真正的母亲，便大声哭叫起来，险些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几乎成为第二个小萝卜头。三十二年之后，险些成为第二个小萝卜的孩子成长为站在全国优秀小说领奖台上的青年作家吕雷。人的命运是多么的奇异，又是多么的奇妙。

　　吕雷在文学上给我的感觉是来势凶猛，就像程咬金出山，几板斧就在文坛上砸得山响——1979年他创作的小说《血染的早晨》在当时名气很响的《作品》上以头条位置发表，就引起轰动。这篇小说是著名老作家肖殷先生发现并推荐给《作品》的，肖老做过《文艺报》《人民文学》的负责人，有文坛伯乐的美誉，50年代王蒙一举成名，据说肖老独具慧眼功不可没。1980年，吕雷在肖殷、秦牧等广东老作家的扶持下，又以小说《海风轻轻吹》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时隔一年，他再传捷报，小说《火红的云霞》又获1982年全国优秀小说大奖。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伙还有另一手功夫，1984年他又创作出电视剧本《啊，云霞》，荣获全国电视剧本大奖。我想，无论从名字和名气看，吕雷都肯定是个高大而威猛的汉子。然而恰恰相反，当我们成为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出现在我的面前时，竟然是个白净面皮的南国文弱书生，而且还有一对女孩子般的大眼睛。但这对大大的眼睛并不明亮，细细看去似乎有些单纯还有些忧郁。

　　我原以为吕雷父亲有着如此惊险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当然是“高干”了，所以吕雷也就是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肯定会有些傲气，有些优越，有些令人讨厌的毛病。但吕雷却是比平民还平民地朴实，并谦虚得让你难以置信。他为人善良和蔼，办事极细致认真并相当公正，有着书本上描写的那种优秀干部作风。所以到了鲁迅文学院后，被选为作家班里的党支部领导。然而，吕雷也有一些令我感到可爱并可笑的例外——比如说吕雷在创作上很愿意听取同学们的意见，但他吸取的意见却是界定于艺术手法之内的。有一次我随意地说他创作上有为政治服务的倾向，立即大伤他的艺术自尊。问题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虚心接受，十年之后与他的一次谈笑中，才得知他对我那次的随意之说“怀恨在心”。再比如说吕雷本来作风优秀，但不知为什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优点。有一次同学们在一起议论，说全班同学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有吕雷一个人什么错误也不会犯。吕雷听后竟勃然大怒，觉得把他划在大家的范围以外是对他的污辱。

　　不管怎么说，吕雷给大家的印象还是太老实太正确甚至太柔弱可欺。无论什么人，只要是与吕雷吵架，人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那个人肯定是错误的。我为此常常笑吕雷的形象与出身不合逻辑，说他不应该这样平和软弱，而应该是个纨绔子弟。他对我的说笑既不生气也不高兴，简直就没有任何表情。后来我才得知，他的父亲吕坪从重庆转移到香港继续搞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广东，1950年被组织上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尽管在省里担任了各种职务，但随后的各种运动却使他饱受磨难。一会儿被打成黑帮叛徒走资派，一会儿又被打成苏修特务。不幸的是吕坪也是个作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一个真正能写文章的作家活得要比一般人艰难。于是，幼小的吕雷随着艰难的父亲而更加艰难地活着，也就是说他也有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经历。也许如此，吕雷绝不幽默，甚至对幽默有些不知所措。有时他对我毫无节制的幽默很有些反感，他大概总觉得我是在讥笑他或是不怀好意，我有时能含糊地意识到他的这种反感。一次闲谈中吕雷说起下乡时曾吃过四脚蛇癞蛤蟆解馋，我认为这太符合广东人“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他通吃的”南蛮毛病。两天后我在墙上打死了一只硕大无朋的大蚊子，大叫大喊让住隔壁的吕雷赶紧过来。他冲过来以为有什么急事，我拈起死蚊子说：快，拿去熬一锅汤!顿时把同屋的乔良、郑九蝉笑倒在地，吕雷却只好无可奈何地愤怒。不过我实在是太愿意幽默了，也就顾不了许多，不管他的死活继续无节制地幽默下去。吕雷在广东长大，对粤菜很喜欢，往往花大价钱请我吃精致的粤菜，于是我就故意幽默地说粤菜的精致是一种烦琐，而且还故意讽刺粤菜的味道太怪。没想到吕雷对此很认真，再次请吃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东北菜馆；我愿拿吕雷的一些广东生活习惯特别是广东话来开玩笑，这使他不胜反感，暗暗愤怒。由于他有着无限的忍耐和承受能力，所以对我反感的表情从不明显，这就使我更加肆无忌惮，看到他被我幽默得焦头烂额，真是乐不可支。不过，坦率地说，有时我也觉得这家伙挺可恨，特别是他的一些优点更可恨——吕雷的热情和热心多到没有原则的地步，只要是有人求他，不管好人坏人甚至是正在害他的人，他也殷勤帮助。我斥他是东郭先生，他却为难地说，人家来求我，我能怎么办呢?仅仅一个“求”字就使他如此为难，我真是哭笑不得。有一次同学们为了评奖僧多粥少发生了纠纷，一些私心重的人大发雷霆并大发牢骚，吕雷不但不为此气愤，却为了人人都能分到些钱，就到处奔走呼号，化缘弄了不少钱来，结果自己未得丁点儿好处，反被认为分配不均的私心者骂了一通。做好事给自己惹出麻烦来，这样的蠢事他干得太多太多，我讽刺他是20世纪最后一个好人也是最后一个蠢人。他却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似乎觉得我不近人情。

　　我总觉得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比北方人有经济头脑，但吕雷却不然，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广州，竟毫无金钱意识。他还是靠他爬格子挣的稿费过活，才搬进一套新房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新家具，简单的装修还是妻子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他不但不会想法子挣钱，连去小贩那儿买东西都不会讨价还价。有一次他和我到市场买一个小玩具，小贩张口要二十元，他毫不迟疑地掏出二十元。我在一旁立即把他的钱抢过来，对小贩说十元，小贩回价说十二元；我坚持说十元，小贩说好吧就收了十元。谁知吕雷不但不感谢我，却认为我这人太小气。

　　然而吕雷是可爱的，尤其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可爱的人简直就像污泥里的珍珠在放射光芒。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吕雷进北京大学进修，后又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晋升为一级作家。无论是文学的光彩还是世俗的荣誉他全都有了，看来老天还是有眼，好人有好报。一晃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吕雷，不禁有点想念他，因为他比一般同学让人更愿意想念。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广州同他合写一部有关澳门的电视剧。我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呢!可是见面不到几个小时，我就立即感到，还是过去那个文静而文弱的吕雷，还是过去那个热情热心的东郭先生吕雷，还是过去那个20世纪最后一个好人和蠢人吕雷。他其时在一个海滨城市挂职当官体验生活，但没有一点当官的样子，却认真而辛苦地工作。我说你要是真正进了官场，怕要吃大亏。他点头承认说他确实不行，不会官场那一套。然而正是他不会官场那一套，当他所挂职的城市出了“大事”，他周围很多官员都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时，他却能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当我得知内情后，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我说吕雷你小子太了不得啦，要是换任何一个人，都得跟着栽进去！他笑而不语，意思是这本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后来我发现，吕雷确实了不得，在兴建广东文学中心大厦的工程中，为了争取香港大实业家对广东文学界的支持，吕雷长年只身自费往来港澳与内地，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和亿万富豪打交道，却常以盒饭、云吞面度日。然而他不仅争取到了霍英东先生慷慨的巨额捐赠，而且还加强了港澳实业界与大陆文学界的友谊。如此重任在身，吕雷还创作不止，写电视剧的同时写长篇小说，挂职体验生活的同时还在为新的创作积累材料，一直累得他心脏病发作，拉到医院里抢救。

　　2001年1月，吕雷心脏里带着手术后安装的金属二尖瓣，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我正要认真并幽默地慰问他的“龙体安否”，他却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而且五月就能完稿。我不禁大吃一惊，盯着他那大病初愈的面孔，盯着他那并不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他那说不清是忧郁还是深沉的眼神，我突然觉得，我其实还远不了解吕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