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古人用“刎颈之交”、“八拜之交”来形容朋友之间的亲密程度。“刎颈之交”未免可怕，而且现代社会也用不着搞到血淋淋地割脖子以示关切的地步，真要有事，割了脖子往往也无济于事的；“八拜之交”现在也不时兴了，很多人连自己的家谱都搞不清楚，更不知道什么是“金兰谱”了。何况，除了香港，在内地，极少有人会在关帝爷像前成帮结伙燃香顶礼举行结拜仪式。搞这一套结为“金兰”的，反倒是“黑道”中人，属于公安要“严打”的一类。一打，就作鸟兽散了，并无友谊可言。作家之间的友谊呢，有那么一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可是倘若真正“淡如水”，那也就等于没有这个朋友，因为你每天在公交车上，在地铁里，其实跟所有与你同乘的人都可说“萍水相逢”、“淡如水”。除非这趟车恰恰突然出了车祸，整车的乘客都跟你“同呼吸共命运”，会比你的亲人还亲。那是极其例外的。那么，作家之间的友情，究竟应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较为妥帖呢?我在当代作家中当然有很多朋友，根据我的经验，我的好朋友、亲密的作家朋友，见了面都是不谈文学，不谈什么创作近况或是读书心得的。跟我谈文学的只是些“文学青年”，一般来说我没有把他们视为朋友，跟我谈创作近况或是读书心得的是记者，也不能算是朋友。我的体验，真正的朋友，应该像一首歌的歌词中唱的那样：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譬如，现在不管是在电视、报纸、刊物上，一出现“广东”两字，我就会想起吕雷，或是我要在广州办件什么事，找一个完全可以托付的人，首选也是吕雷。后者好像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味道，哦，有事才想起朋友，没事就想不起了。其实不纯粹是那样。有次看《新闻联播》，中央某位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视察广东，我也会在首长讲话的会场中找有没有吕雷在下面聆听。当然找不到。也可能是他还没有忝陪末座的资格，即使有，吕雷也会像《阿甘正传》中的阿甘，在美国大学废除种族隔离的重要历史镜头中，傻头傻脑地站在州长旁边，不知其正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关头。想到这儿，我自己不禁莞尔，觉得这才是贴合吕雷性情的。还有一次电视播广州台风，暴雨如注，马路上积水没了汽车轮子，电线杆和大树都被刮倒，我也会想，吕雷现在在哪里呢?一定是躲在书房里望着窗外发呆吧。吕雷就是这样的老实人。奇怪的是，不老实的人是很喜欢老实人的，如我与吕雷的关系。

　　作家们见了面很热闹，那是当然的。但真正亲密的朋友未必有说不完的话，抚掌相视而笑足矣。有说不完话的，常常会很麻烦，肯定发生了文坛纠纷或谁与谁打开口水仗，要你表态了。我与吕雷几乎每年都要见几次面，每次都相视而笑，有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思。我们都不涉及文坛纠纷，也不关心谁与谁的口水仗，看到彼此都很平安，除了一年一年地老去，其他并无多大变化，两人心中都颇感安慰。我与他的交情，已有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中他发表了许多作品，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而我们见面时却并不谈自己又有什么新作，极力推荐给对方欣赏，都好像没那回子事一样。这种友情是一种意境，达到了跨越职业行当的真正的“人”的友谊。正是这一点，才被我所珍惜。

　　我也能体会到他对我的关心，而我为了他也能舍弃珍贵的时间。一次我到香港，他在电话里郑重地告诉我一定要见一名记者。本来我的行程就排得满满的，连逛街的机会也没有，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不得不抽出一下午的时间与他介绍的记者聊天。后来看凤凰卫视，我才知道这名记者马鼎盛先生竟是香港鼎鼎大名的节目主持人。这么说来，不是我给了这位记者面子而是马鼎盛先生给了我面子。吕雷实际上是在“挺”我，让我有机会在香港“露”个脸。我想，我在他心中，也是一个“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朋友，他也会在报刊电视上凡出现“宁夏”或“银川”的字样时想起我来的。我们虽水天一方，远隔万里，彼此间的惦念却是无间的。

　　最近，还是何镇邦先生向我推荐吕雷的新作《大江沉重》，镇邦也是我老友，不客气地命令我非读不可。吕雷倒没有叫我读的意思，连他发表了这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没告诉我，更没有给我寄一本来。我住在银川郊区镇北堡，虽是宁夏著名旅游景区，但还属“乡下”，跑了一趟最近的新华书店，卖的都是学生参考书和教人怎样赚钱之类的书籍，找遍了“当代文学”书架，不但没有《大江沉重》，连书名稍微“沉重”一点的小说散文也没有。很多书连书名好像都不怀好意，或许它的内容确实是良家妇女，却非要袒胸露腹像三陪女似的招摇上市。买不到《大江沉重》，叫我如何去跟吕雷一块儿“沉重”?但我想，吕雷的这部作品，虽是当代文坛叫好的新作，但他最精彩的肯定还未拿出手。现在，严肃的文学作品已经完全边缘化，像股市上的垃圾股似的已经跌停板了。这时候，他不会把他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推向市场的。和我相同，也在等文学行情的转变。我手头其实也有一本小说，不过现在往外抛售就太傻了。吕雷虽然傻，是个老实人，但实际上有大智慧。他推出《大江沉重》，不过是小试身手，填补目前严肃文学的空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