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雷

　　二十多年前，北京城北的小关，也就是那有名的元大都土城墙遗址脚下，在北京朝阳区绿化队一个长满果树和鲜花的大院子里，突然聚居了一班当时还算得上风华正茂甚至锋头甚健的中青年作家。

　　中国作协租用了这个院子的几栋简陋平房，开办了新的一期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是由丁玲在解放初期创办的，到丁玲挨批时共办了四期，以后中断了二十多年。1981年复办第五期，广东的陈国凯、杨干华、孔捷生都是第五期学员；同期的现在都是中国作协主席团级的人物了，如蒋子龙、王安忆、叶辛、张抗抗、叶文玲等。

　　我参加的那一期是第八期，学员们也来自全国各地，与第五期全是“钦点”的不同，我们都是正正经经通过考试进来的，号称中国作协的“黄埔八期”。五十多人中，有十八人当时就已经荣获全国的中短篇小说大奖，暂时未获全国大奖的至少也在本省颇有名声，成就拔尖，后来不少人担任了各省市作协的一、二把手，更多的是担任省作协的副主席，但比起第五期的老大哥，还是望尘莫及。

　　老童生赶考

　　入学前，我们都经过了颇为严格的考试，据说这是为了正规化，也为将来正式文凭做好准备。考试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几个考区，我们到长沙的华南考区应试。广东去应试的有我、伊始、何卓琼等，北京来监考的是文讲所的教导主任杨觉和黄懿芬老师，黄是广东人，一见我们就哇啦哇啦讲开广东话，十分亲热。那是在1983年冬天，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好在那时年轻，又刚从上山下乡运动中打熬过来，并不当回事。只是各省青年作家精英云集，济济一堂，显得非常热闹开心，大家戏称这是“老童生赶考”，都希望搭上这一班“文学快车”。湖南作家叶蔚林、莫应丰、韩少功、张新奇、叶之蓁、聂鑫森、贺晓彤等竭尽地主之谊，尽一切可能帮助安排大家的食宿。我们结识了同来应试的云南黄尧、罗建琳，广西聂震宁等青年作家，后来这三位都成了我的同学(聂震宁现在任职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那时湖南作家对叶蔚林非常尊重，大家都叫他“叶帅”，我和伊始合伙请“叶帅”和各路“英雄好汉”二十多人大吃一顿，餐桌上盘碟堆积如山，也辣得我喉咙发烧，肠胃着火，花了大约不到两百元，直吃得半年后聂震宁还来信说“齿颊留香”。湖南作家也回请我们一顿，在张新奇家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考试两天，朋友交了一大帮，有不少还真成了知心至交。

　　难忘土城小关

　　1984年春3月，我接到入学通知，到北京土城边的小关入学。小关真是个令人怀念的地方。寄居一个绿化队院子的作家们，生活虽清苦，但交上了来自各方的朋友，亦可称得上雅事。北京的春天令我瞠目结舌，前几天还下着鹅毛大雪，忽然间满树就遍布绿芽，再过几天满树绿芽就拼命疯长，转眼间就长满一丛一丛的嫩绿了；最神奇的是北京的5月，果树开花，我们的大院里果树成林，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种种叫不出名的花都是突如其来地在几天内绽开怒放的，一片素白，一片粉红，一片嫩黄，生命力的伟大真令人敬畏!我这“老广”大大体味一番春天对于北方、对于人生的可贵，大开眼界。

　　然而真叫我开眼的是我的一班同学。

　　开学的第二天晚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规定人人都得出节目，于是各人开始亮相：来自青海的程世管和来自吉林的杜保萍当司仪，执法如山，逼牛高马大的东北大汉邓刚用一口东北大连腔，唱了几句“革命现代京剧”《列宁在十月》，他学“斯大林”唱道：“手拿大衣心欢喜，尊一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呀奇!武装起义一切准备就绪，阿芙乐尔的大炮高高架起……”大家笑翻了。来自湖南的叶之蓁、贺晓彤唱的是花鼓戏《刘海砍樵》。一直像个老夫子模样的聂鑫森忽然变得搞笑，客串一出湘剧《彭德怀出征》，用十足的湖南话念白：“美国鬼子兴兵犯边，本帅彭德怀，奉我主公毛泽东之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轮到我出节目，我无表演天赋，在兵团的宣传队搞编剧时只客串过匪兵甲、乙，群众丙、丁等“茄哩啡”角色，赶鸭子上架，只好用广东话唱一首儿歌“落雨大，水浸街……”对付，唱完用普通话解释一遍，居然也获得一阵掌声。

　　过了几天，班里选出班委会和临时支部支委，邓刚当时名气最大，长相俨然部落酋长，当选为班长；部队作家刘兆林和程世管当选副班长，班主任陈珊珊老师任支部书记，我和南京军区作家朱苏进任支委。我当了支委后发现，有很多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还不是党员。如邓刚，十三岁当童工，成名后拿了两届全国奖了，还是个无党派人士。于是向文讲所领导建议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哪知领导回应说文讲所学员支部是个临时单位，学制又短，只有半年，不能发展党员。我很不死心，适逢那时我们八期学员开始“密谋”把文讲所的短期培训改革为正式的本科学制，把文讲所改为“中国文学院”，我就直接给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写了封信，要求延长学制和在文讲所学员内发展党员，朱苏进看后也附议签了个名，信寄出后一直未见回复。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中宣部召开了一次严格保密的党内会议，青年作家只通知了邓刚一人参加，邓刚傻乎乎到了京西宾馆报到，领了不少“绝密文件”，还参加了预备会议。在主持人宣布党内保密纪律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不能参加这种会的，他很焦急地找到丁玲，说自己不是党员，要走人。丁玲大吃一惊，赶快向主持人报告。主持人一听当即脸红脸绿，马上补充宣布：我们党有个传统，在召开党内会议时，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所以这次会议也邀请著名青年作家邓刚同志列席，请邓刚同志也遵守会议的保密纪律。

　　丁玲坚决不让邓刚走，邓刚只好留下来，继续傻乎乎地享受宾馆的伙食，那比文讲所两毛钱一顿的饭菜好得多。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次会议引起很多麻烦，甚至成为触发当时高层交锋的焦点。邓刚以他傻乎乎的精明在那个巨大的旋涡中独善其身，实属万幸。

　　一个月后，陈珊珊老师传达了光年同志的指示：同意在文讲所发展党员。几乎同时，中国作协党组全体出动，在光年同志率领下来到文讲所，宣布同意延长学制至两年；文讲所改名，但不同意叫“中国文学院”，而是称“鲁迅文学院”，表示要延续延安“鲁艺”的传统，也与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相对应。光年还宣布了鲁迅文学院的筹备委员会名单：主任为唐达成，委员有谢永旺、李清泉、徐刚、邓刚、吕雷、何志云。现在看来，这一段是件陈年旧事，没想到过了二十年翻阅光年出版的日记《文坛回春纪事》，竟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筹委名单，只不过把何志云误记为李志云，光年对中国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热诚和尽职尽责扶掖后辈的精神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