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很不习惯写这一类的文字，每逢轮到非写这些字不可的时候，就仿佛智商都没了。脑子里茫茫然一片空白，心说，读者读小说就行了，知道这些干什么呢？由此也就羡慕一些言辞机智或刻薄的人，用很俏皮的一句话，将这些非写不可的东西化解而去。但我却不能，何镇邦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热情诚恳，使我这做晚辈的人有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想起十年前，何先生领着我们一行人在武夷山翻山越岭、穿林过涧去山里一户人家买茶叶并用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闽南话帮我们讨价还价的事，心里就有一种温暖之感，然后觉得如果不写这样一篇文字，真就是太对不起何镇邦先生了。茶叶虽然早已喝完，可茶的香味却令人回味。

　　我想我从小就是个独立性比较强的人，其实这也都是父母教出来的。比方我的父亲，他从来的观点都是一个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别的什么人都指望不上。自己若有本事，也没必要去指望别人。父亲说这些话时，正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虽然本事大得能通五国语言，可还是一天到晚写检查，抑或去农场什么的放牛和种菜。所以我和我的兄长们私下里都笑他“迂”。但笑归笑，父亲的话我却是听进去了的。少年人特别容易把听进去的话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然后将之作为一个目标去努力，尤其父亲的话。

　　“文革”十年，几乎没有上什么学，也没有什么事做，只有在家找一些旧书闲书来读，读着读着，就读出一些兴趣。有了兴趣，便易偏科，一偏就对文学偏爱出许多。高中毕业后，当了工人，别无所长，只有文学还可以无师自通，于是小心翼翼地开始写一点东西。当然最先是写诗，这是一个年龄病，到了一定年龄就一定想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写着写着，也就有了一点发表欲，虽然那时没有稿费，发表作品也就是送一个笔记本，所有的好处就是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对你另眼相看。只是我所在的那个装卸站领导不读诗，觉得你有些文化，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那里发挥出的最大才能一是一人办一大版墙报，从写稿到抄字到配图，全都是我一个人干；二是替人写大字报。记得有一次写过一张名为“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大字报，被公司宣传科的人看到了，没说事件本身，却大赞大字报写得好，后来便常让我去公司里写文章。

　　1978年，考大学时，本想考理科，可是临考时发现自己除了文学，其他都不太行。最终还是改了考文科。这样就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没有大学四年的学习，我想我现在也已经下岗了，有可能在街上摆摊小卖，也有可能拼命写作，吃尽千般苦，看够万只白眼，然后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但大学生活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心知自己还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只有写写文章可能还能使自己变得有用一些。于是便写作，把少年时期的兴趣和热爱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本事”，以便使这样一个无用之人能在这个社会有立足之地，使一个生活窘迫之人手上有一点可以养活自己和母亲的钱，最初的写作动机不外乎如此。

　　仿佛就是这样，渐渐地进入了文学圈内，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一些读者，渐渐地越写越有一种兴味无穷之感，写作由物质需要变成精神需要，又变成了一种生理的需要：一旦停笔不写，过不多久，便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这样就一直写了下去，写成了别人眼里的作家。在别人的认同中，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自然的发展轨迹。

　　现在来回想父亲早年说过的话：一个人最终要靠自己。而我除了一支笔（现在应该说一台电脑）外，还有什么可以靠得住呢？于是也只能一直写下去，尽自己的努力写出一些好作品来，为了兴趣和热爱，也为身体和生活，在成全我自己的同时，也满足了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他们是我从内心里一直感谢不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