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14岁女孩的风景

　　大约是1969年的某一天，方方(当时叫汪芳)随同母亲去汉口的“河南棚子”看望一位朋友。母亲的朋友在市卫生局，卫生局宿舍是座楼房，楼房孤零零地蹲在低矮、破旧的“河南棚子”中间。这位14岁的女孩当时一个人走在“河南棚子”空无一人的铁轨上。铁路从这儿一穿而过，她踏着枕木，在灰色的天空下，她的心就像这片风景，凄凉而寂寞。而这时，她听见远处传来的尖锐呼啸的火车汽笛声。撕心裂肺的汽笛像一支巨大的利箭飞驰而来，又像凶肆的洪水漫漶到破旧的“河南棚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十八年后，这种恐怖的、嘈杂的啸声出现在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之中，这篇小说从头至尾充满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的感觉——它啃噬着人的神经，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一起统统放在这种啸声里，让人的灵魂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痛不欲生。

　　“……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奇异的世界……”说方方是一位“清醒的作家”，在《风景》中能得到有力的佐证：一位能准确地传导出18年前的印象的人，并且把这种印象牢牢攥住，让它的啸声像铀的裂变一样制造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这样的对撞所产生的效果，难道不可以说明一位作家清醒的程度?在《风景》的篇首，波特莱尔的话就是啸声中14岁的方方所听见的那渐渐远去的汽笛声，它使一位作家的目光变得深邃而深情。《风景》是奇异的世界里向世界发出的奇异声音，它摈弃了一切矫饰，以最真实也最真诚的叙述宣告了伪文学的终结，而1969年绵延至今的啸声，说明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真实性，不容篡改性。

　　在14岁之前，方方是小学火炬艺术团团员，在团里跳舞。到中学后，她是宣传队乐队的，敲扬琴。高中毕业后，因为她父亲的去世，两个哥哥均已下放，按当时的政策，她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从而免去了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苦役。紧接着，她招工到运输社，在仓库扛大包、拉板车一干就是四年，以致她腰部受伤。这期间，运输社成立了宣传队，方方被抽到宣传队敲扬琴。这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在干装卸工的几年里，真正地接触到另一个社会，另一片天地——工人和市民的生活。她的一些同事正好住在14岁时她去过的“河南棚子”。这也是一种天缘吧。当真正地踏入“河南棚子”的一扇扇门楣后，她才实实在在地被震动了。她记得当从球场街穿过去，七弯八拐地来到一位女同事家，这位女同事的父母离异，女同事就和她的父亲二人住在一间只有五平方米的房间，上下铺。奇怪的是，女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毫无怨言。正如方方在《风景》中描绘的：“京广铁路几乎是从屋檐边擦过……”那种尖锐的呼啸声对于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不骚扰他们的神经，每夜都可以酣然入梦。不是别的，因为他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列车的啸声就一刻不离身边地陪伴着他们。

　　这就叫生存，这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包括这些人的谈吐，渐渐地被方方所熟悉。

　　一直以来，我们并不承认我们有贫民窟，老是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是天堂，却一个劲地报道来自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民窟，如美国、香港等，后来当我们知道连许多美国乞丐也有自己的小汽车时，留给我们的只有尴尬。因为，在我们国家连大学教授也只有骑自行车的份儿。

　　“河南棚子”使方方的创作变得凝重、无情而深沉，那种啸声中的煎熬，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的煎熬。

　　《祖父在父亲心中》，最成熟的作品

　　迄今为止，我以为《祖父在父亲心中》是方方最成熟的作品。几乎方方所有的才华和她的思想都展示在这篇作品中。《上海文学》编辑部原想让这个中篇与《风景》有连续性，将小说题目改为《风操》，似乎成了方方“风”的系列，然而在发稿之后，方方写信请他们将题目复原了，现在想想，《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个题目该是多么确切，也比“风操”二字显得沉重得多，丰富得多。

　　这篇小说似乎是一篇司空见惯的家族史，然而它里面弥漫的血光和卑琐，使我们欲哭无泪。方方的确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她知道她生活在何时、何地。而当今许许多多的作家们陶醉在他们浮艳的才华和名声上，世俗的欢呼成为他们奋笔疾书的理由，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也是他们创作并挖空心思的理由。笔与我们的生命处于怎样一种联系，他们并不知道，也无暇知道。而这一切，方方似乎在不经意中全部领悟到了。

　　她原是想写三代人，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好在写这篇作品时，母亲由生病到去世，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重，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在小说中省去了，只剩下两代。但是这也许是天意，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足够了，如果真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加进去，是否会有画蛇添足之感?

　　方方在这篇小说中将理性和激情的分寸把握得异常准确。在那种掷地有声的语言和触目惊心的画面里面，我们闻见悲愤有如暗潮，长久而荒凉地拍打着这个社会的岸壁，爆发出浊重的一声声叩问。那是夜不能寐的暗潮，在无垠的天穹底下，诉说着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跳荡的文字和异乎寻常的随感似的结构，在看似零乱中服从于一种悲怆的思绪，像一段被命运与苦难纠缠的音乐，它的跌宕和起伏的旋律组成一股气势，最后化入苍穹，化入胸境。然而，这种灵魂被纠缠有如噩梦的音乐，并不像略萨的《绿房子》有意为之的结构主义，或者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呓语般的零散。它不是故意的，它不是技巧的表露，它只是才华的显示，这里的才华，就是作家所达到的境界——那一支笔，简直成了“上帝的代言人”。

　　在这篇小说中，同样被好心的编辑删掉了一些话，这些话大致是：软刀子杀人与硬刀子杀人，哪个更痛苦?零割与一刀子杀死，哪个更惨痛?而父亲这一代，所经受的是精神的“零割”。

　　祖父有过他辉煌的一瞬，面对日寇的屠刀；而父亲呢，他永远也不会有了。

　　这篇小说大多是真实的：关于祖父，关于伯祖父，关于外公、曾外公，关于潇洒的懂五国语言而一事无成的父亲，关于美丽的母亲……

　　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的上半部分已经发表了，反响不错，可惜我未有读到，看有关报道，知她引用了她父亲生前的一些日记资料，以为是一部与她父亲有关的小说。她说，没有关系，仅仅引用了一点她父亲的资料，如此而已。但写的的确是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

　　方方的祖辈们……

　　方方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她引以为荣的，也可以说是她心中的偶像——至少对于文学意义而言，是方方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后来她的老外公也成为她的偶像。

　　这几位祖辈，每个人都有那种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她小时候一直认为伯祖父汪辟疆就是她的祖父，汪辟疆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宗白华为邻，方方就是在宗白华家的房子中出生的，这位伯祖父著有《唐人小说》《目录学》《〈水经注〉疏》，伯祖父逝世于1966年初。前几年，方方收到她伯父汪越从南京寄给她的一本厚厚的《汪辟疆文集》，此书是程千帆先生整理的。方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读书人之家，母亲是官宦之家，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中写过，她曾祖父际虞公曾是清朝的官。她祖上曾出过一个金榜题名的状元(中国历史上从唐至清总共也不过出了500多个)。她的祖父和伯祖父同时就读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祖父叫汪君毅。关于祖父，方方在那篇小说里写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直到方方长大成人，竟不知道祖父的情况，父亲也没给她说，这实在有些奇怪。遗憾的是，方方并没有在小说中解答，我也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兀然生出这个疑问的，但时间不允许我去询问个中原委。

　　她的祖父汪君毅同样著作等身，有《中国文学史》上、下册、《经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澹静居诗稿》。这位“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渊”的学者，在日寇面前宁死不屈，惨遭杀害，其殉难事迹经当时的省教厅呈报江西省政府转呈国府，褒题“义烈千秋”匾额一方，赐给汪家。

　　方方的外公张仲西，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法学学士。1913年7月回国后，即与岳父杨赓笙参加湖口起义，杨赓笙就是方方母亲的外公，方方的外公死后，方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外公家里。方方的外公是一位诗人，有一次，江西都督，起义总司令李烈钧以所佩宝剑赠给起义军参谋长、其岳父杨赓笙，张仲西目睹了这一壮伟场面，写了一首诗呈李、杨二人，这首诗流传了下来：“夜夜龙吟意若何?中宵起舞影婆娑!湿多蛇蝎山多虎，陆有包洼海有波；脱颖原为今日用，霜锋曾贵十年磨；凭君去管不平事，快意尊前一啸歌!”方方那位英年早逝的外公同样具有慷慨悲壮的情怀。

　　而方方的老外公杨赓笙却真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被许德巧称赞的“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即出自杨赓笙之手。他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与李烈钧1913年在湖口兴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李烈钧一起流亡国外，临别时曾沉石于江，发誓“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流亡东京期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时值革命低潮，流亡的革命者中许多人处于犹疑观望之中，而她的老外公十分坚定，在宣誓书上打下五个指模，表示他追随孙先生矢志不移。她的老外公后在南洋办报，并筹募经费，以图再度讨袁。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老外公将筹募的经费，亲自从缅甸送至云南，深得蔡锷赞赏。这位老外公日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和，除一度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和省代主席外，大多时间只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虚职。

　　方方深深地为老外公当年“宁为共和鬼，不做专制奴”的无私无畏精神而自豪和敬仰。她的祖父当然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高尚气节的民族英雄，这些祖辈的“义”、“烈”，几乎都烘托映照在方方的小说中，使她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比浓烈。而祖辈的血质，不仅汩汩流淌在方方的灵魂中，也浸透了她的作品。

　　父亲和母亲的罗曼史

　　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真实地写了她的父辈，诚如她说的，她的母亲确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大家闺秀，而父亲亦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翻开那一本本陈旧的相册，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1935年的一张照片上，站着方方16岁时的母亲张恬然及二姊妹张惕然、张怡然。这张家三小姐以后的不同归宿，方方以为可以写一部砖头厚的长篇小说，单是这张照片，就使人感慨万千，照片的文学感与历史感是那么强烈地暗示着你去追溯与怀想。

　　父亲汪德佑，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新中国成立后是“长办”工程师，懂英法德俄日五国外语。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留在了大陆，他向往延安式的生活，打心眼里热爱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一辈子无大的建树，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清贫一生。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方方的父亲却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这一年暑假她的父亲从上海交大回家，认识了在九江儒励女中读书的女中学生张恬然，两人一见钟情，然而他们双方都由家里做主定亲了，父亲与一位柯小姐，母亲与其表哥。但是，浪漫的爱情战胜了封建礼教，虽然方方的老外公反对这门亲事，但方方的父母却无比坚定其结合的信心。回校以后，方方父亲给她母亲写信，鼓励她读巴金的《家》，并且摘录“我们不是畸人，不是愚人”这样颇有煽动性的句子。后来这一对新时代的青年终于成功了。“最后戏剧性的是，”方方说，“父亲定亲的那位柯小姐和母亲定亲的表哥结合了。”父母的解除婚约促成了另一对夫妻，这个戏剧性的结局方方没有写入小说。

　　在抗日战争期间，方方的父母都在云南，父亲是中印油管工程处的工程师，他曾经也有过辉煌。而以后的年月，就像方方描述的一样，她的父亲成了一个抽着劣质烟，不爱说话，整天担心挨批挨斗的、瘦不拉叽的古怪老头。我们残酷地设想一下：假如他当年出走域外，今日重新归来，穿着T恤衫，红光满面，以海外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大学的讲坛上，并且受到官员们的接风与宴请，向国内的亲人一掷千金……会是这种结局吗?可能是。然而，每个人都只有一种结局。这就是命运。

　　方方的父母都谢世了，就像她在小说中说的一样：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了他(们)的足迹。一代一代的人像烟云一样飘散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宦子塌”闲话及其他

　　宦子塌是一个地名，一个江汉平原农村随处可见的地名。方方的《闲聊宦子塌》是偶尔为之的农村小说，农村方言小说，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她不“思索”农村的现实问题，也不刻意表现农村人的痛苦，更不想表现那种所谓地域文化的底蕴。这样的一篇让人说不出所以然的小说，为什么受到许多人的赞赏且也是她自己很喜爱的小说呢?

　　这曾是打动我的一篇小说，这是使我看到了小说中阳光灿烂的小说，犹如躺在田野的草坡上晒太阳，看流云，什么也不想的小说。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把沈从文的小说视作我创作的圭臬，方方的“宦子塌”使我重新沐浴了一回这样的阳光——沈从文小说中传导的那种温敦的、宽厚的、无边无际的阳光。

　　胡幺爹与秦家妃妃一家的感情瓜葛，方方不过借了这一些背景来写那片土地悠长而甜蜜的神秘韵味：它在穿破与不穿破之间，说与不说之间，欲言又止与戛然而止之间，温和的嘲笑与历史的默许之间。就是这样，人繁衍着，干着蠢事、傻事、回味在心的事、遗憾的事和满足的事。

　　这篇小说是方方在电视台拍电视时额外的收获，是电视的下脚料，从洪湖得来的素材。那时候她十分怀念那样一种激情鼓荡的年月；而现在，这种激情慢慢地消退了——她在拍片子的间隙，是一个写小说的有心人，尽力去搜集、抄录当地的方言、地名志、方志、民歌资料。她沉浸于此，在土地的光芒中，她得到的回报当然就是土地暖烘烘的感觉了。

　　一个完全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醇香的农村小说，这当然是一个奇迹。

　　《暗示》则是一篇阅读效果与《闲聊宦子塌》完全不同的小说，它之所以牵人眼目，在于它使我有一种读20世纪那些外国小说经典的感觉。细究起来，它当然是一篇“先锋”小说。可是国内的“先锋小说”都写了些什么，天知道!“先锋小说”在我看来是一些压根儿就对自己不自信的人写的，那种写作时的犹豫状态变成了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恍惚”与“迷宫”，天知道我们的评论家是怎么上当的。但方方的小说与那种所谓的“先锋小说”又显然不同。《暗示》中的叶桑的投水，下坠时升腾的强烈欲望与幻觉，方方为此营造了一个旭日燃烧的童话奇景，因为有了这个布景，叶桑的自溺便是十分的悲壮与绚丽了，甚至达到了灿烂的极境。方方这些年极喜欢营造灿烂的极境(景致)：“宦子塌”的通篇阳光(正常的)，《桃花灿烂》中凄美的灿烂，《暗示》中迷幻的灿烂，都让人有新奇的阅读体验。叶桑姨妈的自杀与其说是“不能承受罪恶”，不如说是这个家族有着乖戾和精神缺陷的基因所致。姨妈、母亲、妹妹，最后由叶桑将这种精神缺陷推上了极端。

　　在我看来，这种暗示不仅仅是自然的暗示，它当然与我们的当下现实的精神苦闷暗示有关。最初触动方方的是长江大桥上的自杀事件，武汉的大桥上每年有多起，据说其中的一种原因来自“自杀的暗示”。人在桥上，看到那江水涛涌所卷起的迷离，长时间凝视流水所给人的恍惚与幻觉，都会产生暗示，诱惑人往下一跃。她认为老作家徐迟的自杀也是领受了这种暗示，一个人特别孤独的时候，在高楼的窗口，看到窗外那夜空中灿烂的灯光，他会被引诱。这当然是魔鬼的引诱，也说不定是神的引诱呢!他飞翔了，他升腾了，没有任何理由。大自然的景致冥冥之中呼应了人的情感。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自然中的信息某一时刻与身体的信息遥相呼应了。的确如此。我们某一时刻站在高楼顶向下看时，难道不会滋生出一丝想往下跳的欲念吗?这就是暗示和引诱，方方说，她也有过在悬崖上想跳进脚下云海的念头——这种一闪念是十分诱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

　　原因还不仅仅这些，精神上的病灶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叶桑的自杀难道也是无法“承受罪恶”和宁克所说的无法“承受(男人的)诱惑”吗?这也未免太脆弱了，现实社会已经把人的神经锻造成铁一般的坚硬，再大的罪恶我们的神经也能承受得起：数亿元的贿赂、杀人、妻妾成群……基督教中的十恶(如奸淫、作假证、贪恋他人财物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无法容忍的十恶(如不道、不敬、不孝、不义等)，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因此，这样的暗示会使另一部分神经脆弱者和精神清醒者产生生理上的迷乱，因精神的无处逃遁而转向神与幻觉、虚妄。

　　近来，方方的另一篇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与《暗示》有同样的思想“暗示”。黄苏子白天和晚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下的生活，在她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使人想起一部很有名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方方写的并不是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荒诞小说，它的严肃性也正在这里。它不荒诞，它是严酷的现实。一个人白天衣冠楚楚，而晚上就成了魔鬼、妓女。一个人天然就有了几副面孔和几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一个知识女性，她竟没有了是非感，以为恶就是善，善也是恶，这个时代是怎么塑造她们的呢?小说仅仅是“暗示”，没有答案。

　　答案似乎又在其中。

　　她也是母亲

　　方方也做了母亲。这十分正常。她的女儿聪明可爱，与她的性格颇相似。她从事着写作这门职业，她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怎么舒服怎么写”，然而方方并不轻松，她写作，同时还主编一份正义感极强的刊物《今日名流》。

　　我们生活的时代同样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也许是出现传世之作的时代。因为理想的幻灭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我们。对于道路的选择也许无可更改，然而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幽阔无限的。一个作家，他的创造潜力是无穷的，在任何时间，在子夜或是黎明，在荒原或是古道，他都可以创造辉煌，那是精神的光，人类理性的佛光。一代又一代人消失了，可是他们的光却留在路上，藏在石头里，当你行走，当你跋涉，用脚趾敲击石头，用石头敲击石头，你都可以见到那种光。

　　方方过去写诗，方方的诗歌也不凡，她署名汪芳的、发表在《诗刊》上的《当我拉起板车》获得过该刊的一等奖，这在诗人满天飞，“桂冠”多如牛毛的今天，方方也是佼佼者。1978年她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就是由写诗而闻名的。但是她放弃了写诗，她诗人的感觉（或者说那一种诗歌精神）使她得益匪浅。她的小说注重于投注，喜欢用击打的方法警醒读者，就像载重汽车经过时的呼啸，而不是清风徐来的小扇。

　　她对我说：“咱们都得感谢曾写过诗。”写诗与不写诗的人写小说时的感觉是不同的。她告诉我，她喜欢苏童的小说，苏童的小说每一句都那么干净，有音乐感。我很同意方方的观点，我说到杨争光的小说，这位同样曾是诗人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铺陈，一句就是一句，而且跳荡的句式和新奇的感觉纷纭而至。这只是从操作上分析，而内在的，方方认为：写诗的人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东西，作品中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这是一种明显的标志。现实往往给人幻灭感，使人痛苦、紧张；而理想主义者则善于调节自己，使他们在创作最痛苦、最残酷的小说时，也带有身心的极大松弛与愉悦。

　　方方的祖籍是江西彭泽。20世纪70年代她回去过一次，据说是为她舅舅送一笔钱。江西，使人联想到革命、烟云无涯的鄱阳湖，那块土地同样是笔者的故乡。那么方方也与笔者一样，同为江西老表。故乡时常会给方方以灵感，方方的灵感来自她父母双方的家族。她的父母都是彭泽人。

　　我相信，在方方的家族史小说中，会有更加不凡的表现，而且，会更加厚重，更加冷峻。方方是一位清醒的女作家，有独特人格的女作家，她还写过另外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白雾》《白驹》《白梦》《落日》《冬日苍茫》《埋伏》《桃花灿烂》。她被评论界推崇为“新写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然而，方方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小说特征。《风景》是以一个出世不久又死去的孩子的口吻来叙述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则完全不是所谓“新写实”的那种流水账平面记叙的“经典”方式，它完全是一种碑林式的构筑，参差、块状、造成一组悲凉的纪念碑建筑群效果，给人突兀和肃穆感。当然，方方后来顺应和迁就了评论家们，果真写出了一批也挺不赖的“写实”作品，如《白雾》《落日》《行云流水》。其实，方方同苏童、刘恒等人被划入“写实”，是一种令人瞠目的误解，这只能说明评论界的书卷气日益浓厚。真正的传世之作是没有“加入”什么主义和流派的。你能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什么流派吗?杰克·伦敦的小说又是什么流派?而斯坦倍克的《珍珠》不过是根据一个民间故事改写的。真正的好作品就该像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一样，震撼人心，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活在今天，为什么只能活在今天?我们的那支笔，应该刺痛什么?灵魂里的暗伤，蛰伏的血潮，难以忍受的虚伪和缄口不语……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总要有人记录下一切。在浩漫的无穷尽的时间和宇宙里，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有一次。

　　方方，祝你更加清醒。在中国的“风景”里面，“祖父”同样在你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