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群

　　我与毕淑敏的文字之缘，在我有幸责编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之前很多年便已开始。那时，我正在北京某高校继续着已经感觉有些冗长而乏味的学位攻读。凑巧的是，毕淑敏那时也正在师大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读文艺学硕士。

　　我们于1991年同年毕业，用封建时代的科举术语，我们该算得上“同年”。我到北京出版社当了编辑，从此谬掌雌黄之柄，空怀述作之心。而毕淑敏则在培元固本之后，开始了向新的创作高峰的攀升。

　　在这之前，我爱人觅食于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对口负责联系北京市文联，有机会接触京城众多成名已久或正声名鹊起的写家，与他们混了个脸熟。她那儿有齐全的《十月》和《北京文学》，因为她得常看，只是当成了工作，便常失了我们同在校园时的阅读原则。得闲，我会来客串一番“终审”，倒也因而读了不少当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印象很深、至今不忘的便有几篇毕淑敏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作品，比如《梦幻小屋和蓝手镯》《不会变形的金刚》。记得当时对她触摸把握儿童微妙心理细腻入微的能力颇为叹服。

　　有一次文联组织作家到京郊“泥石流”灾区采访，活动结束以后大车载着作家们回到宣传部，天色已晚。我爱人那时托身无处，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邀请毕淑敏上去坐坐。夜晚的市委大楼空寂无人，益显森严可畏。窗外的老树上时常栖息着成百上千的老鸦，到曙色微露，便扑棱着翅膀飞去了。两人聊得兴起，聊得投机，那一天晚上，毕淑敏索性就没有回家，也体验了一把单身女性独处大宅深院的孤寂。这之后多年，毕淑敏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不无感慨地忆起此事：真没想到在如此一个喧闹嘈杂的时代，还有这样能持守寂寞的女孩。可惜的是，这位女孩终究未能一径超然脱俗下去，终于也“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追逐时流“下海”去了。

　　那一晚上她们一定聊了很多，而我肯定也是她们聊的话题之一。因为不久之后，爱人便将我临毕业时自印的一本旧体诗稿《茗风诗草》赠给了毕淑敏。这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