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我已写过一些有关毕淑敏的文字，诸如《我所了解的毕淑敏》之类。本来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可以奉献给读者了，但在我主持的这个关于毕淑敏的栏目里，似乎还需要我的一点补白性的东西，于是就有下面一些点点滴滴的补充。

　　孝女毕淑敏

　　在我与毕淑敏的交往中，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大大的孝女。

　　无论就传统道德观，还是就现代新的道德观而言，“孝”总是一种好的道德情操，一个人讲孝道，是他道德操守优良的重要表现。因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总是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导，而在当今的社会中，讲孝道仍然被视为一个人行正品端的重要表现。可以这么说，无论古今，“孝”是个好东西。

　　毕淑敏讲求孝道，倒不是做给人看的，以便落下一个行正品端的好评价，以便被人们“举孝廉”，谋个一官半职。照我多年的观察，她之孝顺父母，完全出于人性的自然。

　　比如说，当人们询问她为什么进行文学创作时，她欣然答道：“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开始时，我对此感到有点突然，甚至感到有点造作，后来一想，并经过多时的观察，乃认定此系毕淑敏发自肺腑之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之所以暂别医界而从文，乃是其父所策划鼓动之故。当她从昆仑山上下来，告别十一载军营生活，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医生之后，她感到这个岗位很难发挥她的潜能，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境地，于是她的父亲为她出了尝试文学创作的主意。她听从父训，在业余时间，进修中文大专的课程，听文学讲座，上夜班空闲时写小说，有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作品于1987年秋日的出现。由此可见，那位从黄海之滨打到西北边陲的老军人，在为女儿设计人生道路时，是动用了他驰骋疆场的谋略的；而作为孝女的毕淑敏，由于对老父亲言听计从，于是在由医学向文学的战略性转移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若干。比如1988年秋，当毕淑敏在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进修班修满课程结业时，适逢我们与北京师大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正在招生，她当然跃跃欲试，而且也报了名，被录取为该班预备班的学员。这时，她已升任厂医务所所长。她准备既坚持工作，又读研究生班。这时，她父亲审时度势，劝她“不能全面出击”，于是她听从父训，暂未到预备班报到，而是在将近半年之后，安排好工作，再经过补考进入这一期的创作研究生班。这一切都说明，她不仅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就是到了将近不惑之年，仍是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

　　20世纪90年代初，毕淑敏的父亲病逝。此后，她就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