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我小学毕业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录取率是四百分之一。在三十多年前，能够从小专修外语，是很难得的机会。学校的规条是：你的一生已经被党安排好了，毕业后直升北京外国语大学，将来成为新中国的红色外交官。

　　于是外语成了所有科目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初中阶段，数学就成了“副科”。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练习到半夜说梦话，都是用的外语，你才是一个好学生。

　　我很喜欢数学，但是在这种偏科的教育下，觉得自己不合时宜，只有把真实爱好隐藏起来。假如不出意外，我们这些从小专修外语的孩子，一定会被培养成标准的外语人才。这不是基于我们的爱好和才能的因素，而是社会这个巨大的砝码，一举决定了我们的职业选择。

　　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生完全中断了学业，除了用外语背诵《毛主席语录》，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不学习任何科学知识。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当时有条特殊的规定，凡借看一本书，还书时必须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则就不能再借书。苛刻的条件没有阻止大家读书的热情，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每人借回一本书，互相传着看，为了取得借书资格，我只好违心写上一篇批判稿。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批判稿就写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段落，详见第××页……然后我就挑一段托尔斯泰的语句抄上。翻过一页再写，见第××页，下面又是一段原文摘录。我抄写得还特别工整。由于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又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至今书中许多段落记忆犹新。我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图书馆老师的信任，不断地借书——读书——还书。其他同学懒得写批判文章，陆陆续续地也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可他们又想知道书中的内容，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让毕淑敏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小说里的故事吧。”这样，就像长篇小说连播似的，我每天给大家讲上一两个小时世界名著，坚持了很长的时间。比如我很详尽地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有个同学(她现在美国)前几年告诉我，听了我讲的故事之后，她再不想看原著了，因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同学们的这个主意，还真让我受益匪浅，因为要天天看书，还要认真读懂；不仅要记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复述出来。到了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数以千万的青年人，打起背包，到偏远的乡下去了。在滚滚的下乡洪流中，有一部分未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对自己的儿女下乡很不甘心，提出军队的孩子可否当兵？表面的口号是——在军队里也可以接受再教育，其背后掩藏的动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