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笙的12篇童话在1903年出版后，1909年至1910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分19次连续刊载了以《时谐》为童话集名的56个外国童话故事，这56个故事后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发行，书名为《〈时谐〉短篇小说》，分卷上与卷下。对于“时谐”，台湾学者在其论著中认为这就是个书名，并分析指出“谐”是中国古代就有的文体，很多古书就是以此为名，而《时谐》的著书人则不详。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中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香山郑贯公以及此人的《时谐新集》。胡从经尤其提到《时谐新集》的“小说界”里辑录了许多寓言，含有若干儿童文学的成分，并总结说道：“《时谐新集》作为较先感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南中国一隅的反清号笛，它的广为采用民间文学样式进行革命宣传，并曾注视于儿童文学的良好用心，都值得我们铭记。”从郑贯公此书的书名，到该书的内容和特征，都无法不让我们把它与56个童话故事的《时谐》放在一起打量。

　　《时谐新集》是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于1906年出版的，卷首有郑贯公作的《〈时谐新集〉序》，说：“仆几度东游，半生西学……既编日报，复辑时谐。”由此可看出郑贯公是通晓外语的，而且还是个报刊从业人，再加上郑贯公身处有特殊地位的香港，能一下译出56个童话故事，尤其是这56个故事很有可能全是格林童话（这在下面将详细谈到），应该是讲得通的。胡从经称《时谐新集》本身可作为一本晚清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这之前的周桂笙不就是从12个童话中看出了“此殆吾国宰官之通病矣”、“圆颅方趾中之小事大、强凌弱若此类者，盖不可以胜计也”种种。想必56个童话故事更能让郑贯公看到“上关政治，下益人群”的空间，达到“警醒被诱黑甜的可怜黄种”的目的，“而这芸芸待化的众生之中，亦有刀俎之上的一代中国少年儿童”。然而，尽管诸多蛛丝马迹似乎证明着郑贯公就是《时谐》的译者，但是有关郑贯公可考的史料不多，很多事情真相无从考证。商务印书馆的《时谐》也无序言或对译者及故事只言片语的介绍，因此这里推断的郑贯公与《时谐》的关系仅是笔者的妄自揣测而已。

　　根据与《格林童话》1857年德文版的比对，笔者认为《时谐》里至少有51个故事来自于格林童话，这里一一列举如下：

　　《时谐》译名④/杨武能译名

　　（笔者对《时谐》译名的德语回译）故事原德语名（以1857年版为准）

　　1.汉斯侥倖 / 汉斯交好运 （Hans im Glück）Hans im Glück (KHM 83)

　　2. 伶部 / 不来梅市的乐师 （Die Musikanten）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