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上高原方九月，青草已金黄。快马如飞走牧场，银夜更清凉。　　投宿帐篷难入梦，窗外降明霜。霜盖被毡月盖房，情朗朗，意茫茫。

　　这首《武陵春·牧场霜月》，是梁上泉先生1980年创作的一首词。

　　那年秋末，他和一位作曲家来康藏高原深入生活，当时我还在甘孜州委宣传部工作，曾去招待所看望他们。听说他们要到海拔四千多米的石渠草原，我十分担心他们的身体，因为那里高寒缺氧，而且又是秋末冬初的季节，草原上已没有什么绿色了。但他们坚持要去，说来一次高原不容易。我见他们身上衣服不够，就忙从家里取来毛衣和毛裤给他们穿。上泉先生十分感谢，并说他年轻时到过康藏高原，这次重返高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一个星期后，见他们平安地从草原上回到康定，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了下来。

　　这以后，我在全国的报刊上读到不少他写康藏高原的诗歌，使我感到十分亲切。1996年秋天，他从重庆来成都办事时，就以他的《武陵春·雪》为我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

　　我认识上泉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他和重庆的几位作家时常要来成都参加四川省作协的会议，我就是在作协开会时认识他的。我在参加工作前读过他不少作品，他是我十分敬重的诗人。50年代，他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到高原、边防部队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他早期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喧腾的高原》，在藏族地区和全国的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十分关心我的创作情况，并希望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时常向我赞叹高原的神奇美丽，赞叹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赞叹藏族人民的勤劳智慧。有时他要问我一些有关藏族民俗风情方面的问题，有时他也向我谈起创作上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他谈到他的一些作品从构思到发表的过程，对我都有很大的启迪。

　　有一次，我们在作协开会，见面时，他问我藏族“六字真言”的汉译音如何写才比较准确，我说有好几种写法，当我把我习惯写的“哦嘛哩叭咪哄”写出来后，他笑着对我说他也有“六字真言”，见我好奇，他就在纸上写了“真情新深精音”，并向我一字一字地作了番介绍。原来这是他长期的艺术追求，他说一个诗人要把自己的心紧贴在大地和民众身上，在创作上要尽量吸取古典诗词、民间歌谣和外国优秀诗歌的养分，才能写出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意识的诗歌来。听了他的这席话，我更加深了对他诗歌作品的理解。

　　有一年，《羌族文学》的主编、土家族作家周辉枝约张放、廖忆林、吴鸿和我去汶川参加一个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我们去山上参观一处古战场的点将台，在登山途中，我们曾聊起许多作家的创作和作品。当大家说到梁上泉的时候，张放突然背诵起上泉先生的诗来，而且一口气就背了七八首出来。我有些惊讶，就问张放是不是最近才读了上泉先生的诗。他说不是，这些诗都是他小时候读的，而且至今都能背出十多首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廖忆林笑了，说十多首算啥子，他说他年轻时能背梁上泉的五十多首诗，现在还能背出二十多首诗出来。说着，廖忆林真就一口气背诵了好几首出来。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我真为上泉先生感到自豪，一个诗人还有什么高兴的事比得上自己的作品至今仍在被别人背诵？

　　重庆改为直辖市后，上泉先生来成都的时间少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但他对康藏高原那份炽热的情感，却一直感动着我。记得还是1980年他来高原那次，当我的阿妈听说重庆的老师要去石渠草原，她怕客人在高原的旅途中挨饿，就连夜为他们烙了一个大饼，叫我到招待所给他们送去。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十分平常的小事，以后上泉先生还专门写成了一首诗。阿妈在世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康定时曾把这首诗念给阿妈听。阿妈听后眼睛都潮润了，她对我说：“内地的这些老师好哦，我做点儿小小的事情，人家都不忘记，而且还写进了书里。你现在在内地工作，一定要尊重他们哦，我们藏族人是记情的人呀。”

　　2005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