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对象来划分，翻译研究不外乎有翻译产品取向(productoriented)、翻译过程取向(processoriented)“翻译过程”这个术语通常具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指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脑海中经历的思维过程，“过程”这里用的是其在心理学上的意义，泛指大脑的思维活动。第二种是指翻译工作从准备—分析—翻译—完成的顺序或步骤。如罗斯（Marilyn Gaddis Rose）认为翻译过程由以下六部分组成：1.初步分析；2.详尽的文体和内容分析；3.适应原文文本；4.重组原文文本；5.分析译文；6.检查及比较。(Rose,1981:1-2)这时她用的就是这个术语的第二种意义。斯坦纳（Steiner，1975)所说的翻译中由四个阶段组成的阐释运动(hermeneutic motion)及贝尔（Roger T.Bell）(1991)所说的由“分析”(analysis)和“综合”(synthesis)组成的翻译过程用的均是“翻译过程”这个术语的第二种意义。在本文中，“翻译过程”均指第一种意义。和译者取向(translatororiented)三种，其中，翻译产品取向的研究又占据了所有翻译研究的绝大多数。以当代翻译研究为例，无论是稍早一点的对翻译中等值现象的考察，到后来的对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s)的考量，继而到现在从目标语文化角度来解释译作的生成等，从本质上而言都隶属于产品取向的翻译研究。相对而言，其他二个领域，尤其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期受到忽略。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的关注。早在1957年，他就提出“译者虽然能穿越不同语言屏障，但却连自己都不明白到底是通过那些桥梁穿越的”(Firth,1957:27)。弗斯发表上述言论的18年后，我们看到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仍然感慨我们至今仍然不明白脑海里有哪些“原则、机制和程序”来促使或指示译者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Steiner,1975:273)。

　　翻译过程研究长期陷于停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翻译过程的研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而大脑的思维过程并不是像对翻译产品或是译者的行为那样可以直接观察。翻译过程的这种“不透明性”也正是早期对翻译过程的认识均停留于一种猜测和主观臆断的主要原因如Nida(1969)，Kade(1968)，Diller & Kornelius(1978)，(1980)，Hnig & Kussmaul(1980)提出的翻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