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描写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于1980年和1995年分别出版了理论专著《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这两本书都是基于大量的希伯来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的实证性研究，前者是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系统化的论述和诸多反拨性的思考。基于此，图里个人将后者作为前者的替代和新的起点。他期待该书能激发新的讨论，进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步（Toury,1995:4）。关于该书的主要内容，笔者此前已另外撰文专论（参见王运鸿,2013:5-13），在此不再赘述。

　　《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的出版在翻译研究领域激起了热烈的探讨，多次成为“会议的焦点与研究的出发点”（Schffner,1999:1）。围绕图里的描写翻译研究进行的较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主要包括：1999年在英国埃斯顿大学举办的以“翻译与规范（Translation and Norms）”“翻译与规范”（Translation and Norms）是英国埃斯顿大学语言与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举办的专题论坛的综合研究成果，同名论文集已出版。这次论坛围绕图里和赫曼斯的主题发言，开展对描写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规范”的探讨，但所涉问题覆盖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引入了大量社会学术语，对描写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主题的专题论坛；2001年在芬兰的萨翁林纳（Savonlinna）举办的名为“翻译共性真的存在吗？”（Translation UniversalsDo they Exist?）“翻译共性真的存在吗？”（Translation UniversalsDo they Exist?）是2001年在芬兰的萨翁林纳（Savonlinna）举办的语料库翻译研究国际会议的议题，图里和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该会议上做了主题发言，同名论文集由本杰明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主要涉及语料库研究联手描写翻译研究共同探讨翻译共性的研究成果。的国际会议；2008年本杰明出版社出版的由皮姆（Anthony Pym）、西米奥尼（Daniel Simeoni）和施莱辛格（Mariam Shlesinger）联合编撰的《描写翻译研究之后》（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描写翻译研究之后》（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由皮姆、西米奥尼和施莱辛格联合编撰，该论文集全面介绍了描写翻译研究理论新近的发展和运用，主要包括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和现象的描写性研究、伪译研究、翻译规范以及翻译共性的探讨与应用。论文集。此外，近年来有关构建翻译社会学关于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构建请参考本杰明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本雅明出版公司推出的新书《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该书由沃尔夫（Michaela Wolf）和福卡瑞（Alexandra Fukari）共同编撰，集中介绍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议题亦与图里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规范理论息息相关。正是由于《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在翻译研究领域“激发的持续不断的探讨”（Toury,2012:xv），经本杰明出版社建议，图里于2012年推出了该书的修订版。

　　识旧典而知新例，在此，本文拟回顾描写翻译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和嬗变，探析其如何不断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以促进自身发展，并开辟崭新的研究领域，促进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

　　研究视角的延伸

　　现代翻译研究发展至今，历经了不同的视角变换，从最初的语言学视角，到20世纪中期的文化转向，再到21世纪初的社会学转向。一方面，这是由翻译的跨界特性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翻译的生存空间是“文化之间的交叉地带”（Wolf,2007:3），翻译受到来自不同社会文化的多重涉入因素的影响，因而其切入的视角亦具有多样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自其发端就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正是这种“跨学科性促进了各种‘转向’的出现和形成”（Wolf,2007:2）。

　　描写翻译研究的形成与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亦密切相关。图里承袭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文化系统理论，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它的功用和动态，将翻译认定为“目标语文化的事实”（Toury,1995:29），其意义在于使翻译脱离了传统文本研究的桎梏，从而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是，随着描写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其局限性亦逐渐凸显。

　　首当其冲受到挑战和质疑的就是其目标语取向。赫曼斯（Theo Hermans）多次提出，翻译研究不能仅限于目标语系统（Hermans,1999:40;Hermans in Schffner,1999:53）。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亦指出，虽然图里在描写研究的具体阶段考虑到了源语因素，但是他只停留在原文本层面，处于次要位置。（Chesterman,2004:34）

　　目标语取向是图里描写翻译研究理论大厦的立足点，而这一立足点的现实基础则是其所处的希伯来社会文化语境。西米奥尼详细考察了翻译研究理论三十年的发展，揭示出任何翻译理论的形成都与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地缘等规约因素息息相关。他指出：

　　图里理论的默认框架首先就以以色列为例，其次是与以色列情况相似的，“处于边缘位置、欠发达的民族和国家”（Simeoni,2008:338）。

　　20世纪中期的希伯来翻译文学是图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该时期，希伯来文化处于复兴过程，由于希伯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相对贫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其间的空白只好由翻译来填补，所以翻译文学的倡导成为必然，翻译成为文化输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图里考察的是文化输入的接受端——目标语系统下的翻译。

　　但是，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纷繁复杂，即使对于同样处于边缘位置、欠发达的民族和国家，翻译所践行的功能也可能相去甚远，其所呈现的内容和意义亦大不相同。例如，印度人在20世纪30年代因不满西方学者对印度文化的误读和误译，曾主动将梵文经典翻译成英文，通过该途径澄清、传播和输出印度文化，表达自己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抗衡西方文化霸权。（蒋骁华,2002:75-76）再如，中国自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向国外翻译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翻译工作都是由中央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和中央编译局等源语机构组织完成，委托伦敦劳伦斯出版社、纽约国际出版社以及印共出版机关出版发行。（巫和雄,2007:33-34）这些翻译活动都反映出，对源语系统而言，翻译履行着输出文化、传播思想、促进了解等功能，翻译之于源语文化的功用可见一斑，其意义不可忽视。

　　由于希伯来文化社会语境的局限和理论承袭的影响，图里关注的是“翻译系统内部的动态机制”（Hermans,1999:42），而摒除了民族、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客观的外部社会因素，这正是描写翻译研究饱受后现代翻译研究关于后现代翻译研究与描写翻译研究的碰撞和博弈，请参考Target在2000至2002年连载的以“Shared Grou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为名的论坛探讨及其系列论文，参与者包括切斯特曼、阿罗约、皮姆等。诟病之处。有后现代倾向的赫曼斯就曾多次指出，很多翻译现象与源语的政治、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密不可分。（Hermans,1999:40-41）例如，有爱尔兰语作家拒绝将其作品翻译成英语，抵抗英语的霸权地位；有些作家，像米兰·昆德拉等在源语文化系统的地位得益于“翻译”的反冲作用；以及翻译作为殖民统治的手段等现象。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向多样性和快捷化发展，翻译活动涉及的社会群体和结构也越来越呈现出多维性。描写翻译研究必须突破其目标语单一文化系统的局限，社会学视角的切入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描写翻译研究的视野延伸至翻译外部操控机制，促使翻译研究的范畴从目标语文化系统拓展到了广阔的多维社会文化空间，既包括单一社会文化内部的，还包括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甚至包括超社会文化因素。如赫尔布朗（Johan Heilbron）就将翻译的子系统置于国际视野下，他认为翻译子系统不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文化的内部社会系统中，还“通过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形成世界文化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不仅在特定目标语文化系统里不断进行着从中心到边缘，又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而且“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也呈现一种多阶性的结构特征”，翻译总是在“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语言”之间流动，构成一个“动态的体系”。（Heilbron,1999:433）可见，社会学视角是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它不仅关注个别翻译文本产生作用的静态空间，还关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在不同空间之间传播交流的动态状况。

　　研究对象的拓展

　　随着翻译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翻译研究的视域日益扩宽，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必然产生变化。翻译作为一种写作实践，有记录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然而直到20世纪最后十年它才进入社会学的视野，才被认定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可以说“社会学视角是一个迟来的翻译研究视角”（Simeoni,2007:14）。任何人类行为，甚至包括很个体的自杀行为都很快进入社会学关注的范围，为何翻译这一延续五千年的活动最近二十年才进入社会学的视野呢？西米奥尼通过深入洞悉社会学的历史，并详细考察翻译研究理论的发展轨迹，发现是翻译之“他性”阻碍了其进入具有地缘政治特征的社会学研究的进程。（Simeoni,2007:19-25）翻译对于目标语系统而言，始终是异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它很难进入具有地缘政治特征的社会学的视野。

　　不可否认，描写翻译研究自肇始之初其实已经认识到翻译研究的社会层面，霍姆斯（James Holmes）在《论翻译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到翻译政策研究时称，该领域的研究者要从大的社会层面来审视“译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翻译的位置”（Holmes,1994:77-78）。图里亦对社会文化因素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规范理论和有关译者培养模式的论述都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休戚相关。但是由于图里的描写翻译研究与多元系统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他的理论“倾向于割裂社会与文化的统一性，有文化决定论之嫌”（Wolf,2007:5）。其回避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民族利益等现实存在的社会规约因素就是其弊端的表现之一。

　　在社会学视角下，文化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的就是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实为一体，这就避免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简单决定论，趋向更科学的综合视角”（Simeoni,2007:189）。沃尔夫认为社会与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统一性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结构层面，两者均包括权力、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利益、宗教及经济等核心因素；

　　2.主体层面，两者皆通过翻译活动中相关主体（agents）内化上述结构特征并付诸相应的行动来实现。（Wolf,2007:4）

　　相比较图里将翻译认定为单纯的文化事实，社会学视角对翻译的涵盖范围更为综合而全面。社会学视角尤其关注对主体因素的考察，将与之相关的权力、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利益等社会因素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从这一点来说，后现代翻译研究与描写翻译研究似乎在此视角下找到了一个契合之处。基于以上两个层面，沃尔夫进而指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翻译主体社会学；

　　2.翻译过程社会学；

　　3.翻译文化产品社会学。（Wolf,2007:14-17）

　　以上三个范畴的划分与描写翻译研究的功能导向、产品导向和过程导向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学视角将文化系统视角下的功能导向研究取代为对影响并促成功能实现的主体的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侧重考察外在客观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聚焦规范研究，而社会学视角则利用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和“资本”等理论框架来研究翻译现象背后的主体驱动因素，关注翻译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反冲作用。正是因此，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关系以及各个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及翻译文化产品市场上对权力和资本的争夺，在此视角下，权利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不可回避和分割的议题。

　　例如，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通过分析美国科幻小说在法国的译介所形成的场域中各种社会主体关于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争夺，探究翻译与其他社会场域的互动机制及这种权力和资本争夺对于翻译文化产品的冲击和影响。（Gouanvic,1997:132-145）沃尔夫（Michaela Wolf）本人通过研究纳粹统治时期的翻译活动，揭示了译者在翻译生产中的角色及翻译对权力与意识形态巩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cf.Wolf,2007:15）赫尔布朗（Johan Heilbron）则聚焦世界图书翻译系统，纵横双向考察中心语言和边缘语言的地位与其翻译流通量之间的关系。（Heilbron,1999:435-440）

　　所以，社会学视角是一个综合性的视角，它不仅关注“不同文化交流场域的结构及其经济政治制约因素，而且涉及各种中间机构和群体研究以及翻译在整个国际场域的输出与输入”（Heilbron and Sapiro,2007:95）。社会学视角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畴，这也引起了研究者对翻译定义的反思。

　　翻译定义的反思

　　描写翻译研究对翻译的定义是：所有在目标语系统里被呈现为或被认为是翻译的就是翻译。（Toury,1995:34）虽然它是个“不是定义的定义”（Hermans,1999:149），但却解决了翻译研究对象的问题，对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肯定。如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认为图里对翻译的这种“后验”的定义，跳出了“传统先验的规定性”的藩篱，打破了长期主宰翻译研究领域的欧洲中心定义模式，允许社会文化参与翻译定义的自我呈现和自我身份认定，这一定义既将东方视角注入了翻译研究，也扩充和丰富了翻译的意义（Tymoczko,2003:11）。“假定的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的概念不仅为描写真实客观的翻译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将翻译从传统语言学规定性的定义中解放出来，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假定的翻译”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定义，它的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其开放性，真实生活中的翻译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在此概念观照下，翻译就是一个开放的集体概念，这刚好与后殖民主义认为“翻译是一个集合概念（cluster concept）”（Tymoczko,2003:12）的观点不谋而合。

　　“假定的翻译”虽然为描写翻译研究解决了研究对象的问题，但是争议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赫曼斯虽然肯定该定义解决了大量研究项目头疼的问题，肯定图里的开拓和创新，却对图里设定的三个条件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认为其形同虚设；（Hermans,1999:49-52）后殖民视角的阿罗约（Rosemary Arrojo）质疑“假定的翻译”的客观性（assumed by whom?）和广泛涵盖度（allinclusive）（Arrojo，2002:138）。皮姆既认为图里的三个条件存在诸多问题，又认为图里的目标语取向使得“假定的翻译”的概念牵涉到不同社会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概念的对比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行的，所以“假定的翻译”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概念。（Pym,2007:154-157）

　　社会学视角下的研究者则认为，该定义以“目标语系统下的文化事实”为前提，这意味着“假定的翻译”的工作假说无法涵盖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事实的翻译的全部意义。（Simeoni,2007:19-25）因为在社会学视角下，翻译首先是受各种“社会、经济、意识、文化因素规约的社会实践”。（Simeoni,2007:25;Wolf,2007:6）

　　从“假定的翻译”这一概念本身来讲，它侧重的是产品层面的翻译，这与图里所考察的研究对象有关，图里聚焦的是希伯来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而当时处于文化复兴阶段的希伯来正处于伪译与翻译并驾而行、鱼龙混杂的状态，图里对翻译的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事实，该概念与前文提及的图里的目标语取向和文化视角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图里对翻译和伪译的定义是同一“工作假说”两个不可分割的备选假设。在社会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关注点由客观的产品转移到了与主体相关的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所以社会学视角主要考察的是作为社会“行为过程”和“话语媒介”的翻译（Wolf,2007:14-16）。

　　鉴于此，有研究者从社会学视角切入，试图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例如，挪威学者霍尔沃森（Sandra Halverson）从塞尔（John Searle）的社会本体论框架出发，将翻译认定为“制度事实”，因为翻译具备“制度事实”的三要素：功能分配（assignment of function）、集体意向（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和构成规则（constitutive rule）。（Halverson,2008:344）以此为基础，他深入分析了图里的“假定的翻译”概念，指出“假定的翻译”这一假说的证明既存在于微观的“认知层面”，亦存在于宏观的“制度、经济、权利关系等社会层面”（Halverson,2007:347）。霍尔沃森突破了图里给“假定的翻译”设定的三个条件的局限，从社会学视角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给该概念注入了认识主体、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假定的翻译”作为一个工作假说，原本就有待不断验证和修订，霍尔沃森所做的探讨和发展值得肯定。

　　除此以外，还有对伪译与翻译的区别以及伪译定义的反思。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瑞兹（Andrea Rizzi）就对翻译和伪译之间的界限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详细考察了图里、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和皮姆对伪译的界定后，引入“文外资料”（epitext），比如书评和“文内资料”（peritext），比如前言的概念，提出了自己关于“伪译”的工作假说：

　　如果文外资料与文内资料均证明一个文本为翻译，那么它就是翻译；如果文外资料显示其不是翻译，则不能简单认定其为伪译，而必须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1.如果文外资料出现的时间与该文本出现的社会文化语境相隔甚远，说明该文本被其自身存在的社会文化系统接受为翻译，那么它仍然应该被认定为翻译；

　　2.如果文外资料出现的时间与该文本处于相同的社会文化语境，那么该文本可被认定为伪译。（Rizzi,2008:153-156）

　　瑞兹这一工作假说对于翻译和伪译的认定和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它真正让翻译回归至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考察，这刚好践行了图里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原则，关注翻译对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系统的功能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历史，抹杀了翻译及伪译的历史文化特性。

　　以上诸多探讨厘清并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本身的跨界性和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性，如何更科学地界定翻译，是所有研究视角共同的探求目标。

　　规范理论的发展

　　规范理论是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规范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图里将其应用于描写翻译研究，对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规范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从而形成了“规范理论”。图里对规范概念的引入和发展，可以说是开辟了社会学视角进入翻译研究的先河，而规范理论也正好为描写翻译研究与社会学视角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连接点。

　　图里将规范作用于译者的过程描写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作为个体，译者总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某些规范而规避惩罚，因为规范总是意味着制裁”（Toury,1995:250）。图里对规范的论述尤其体现了其社会学倾向，然而，他虽论及规范与译者社会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但未在其理论体系中突显该点，而将更多的研究焦点放在对规范的描写上，这成为了规范理论受到挑战和质疑的原因之一。

　　沃尔夫认为图里“虽然关注规范，但是没有将规范背后的社会条件因素纳入其理论范围，也没有考察规范背后涉入的各种社会个体和群体”，他关注的只是“规范的重建”而没有关注“规范的内化过程”（Wolf,2007:9），即译者习得规范的过程。西米奥尼也认为，虽然图里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但是他始终“将形式置于首位，而社会则处于次要位置”（Simeoni,2007:15）。

　　在翻译过程中，规范通过译者起作用，要认识规范的运作机制，必须打开译者大脑这个“黑匣子”。根据西米奥尼在其最具影响力的文章《译者惯习的中心地位》中的论述，这个“黑匣子”包含两个层面：生物层面和文化层面。（Simeoni,1998:2）

　　前者主要关系到神经学和心理学，后者则与文化和社会研究密不可分。循着第二个层面，西米奥尼从认知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还原“译者”技能的习得过程后指出：

　　他律的社会规范必须通过译者的实践过程内化成自律的心理机制才能发挥其约束效力，译者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各种规范（不只是翻译规范）内化的过程，这些内化的规范的合力就形成了译者的惯习。（Simeoni,1998:16）

　　上述观点与图里关于译者社会化过程和规范之间互动关系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西米奥尼本人亦承认了这一点，他对图里的开创性努力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参见王运鸿,2013:11-12）

　　此外，西米奥尼利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译者的惯习——屈从惯习（subservience）的历史成因，认为这一惯习是“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化了各种规范施予翻译的二位性和从属性而形成的”（Simeoni,1998:20）。西米奥尼提出译者的惯习具有两个核心特征：被结构化特征和结构化特征。（Simeoni,1998:21）

　　被结构化特征说明惯习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特征的习性，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随机的”；结构化特征则指惯习一旦习得，就会与现实存在的规范“产生互动”，参与规范的“构建”过程。（参见邢杰,2007:12；王悦晨,2011:7）

　　西米奥尼这篇文章可以称为翻译研究向社会学转向的标杆，在此之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被频繁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将规范与惯习、场域、资本转化等相结合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特拉维大学的夏洛-雪菲（Rakefet SelaSheffy）就是中坚力量之一。她认为：

　　惯习和规范的结合很好地揭示了翻译既是社会活动也是认知活动，既是群体活动也是个体活动的特征，......惯习研究聚焦真实生活中译者不自觉的社会化过程及其间错综复杂的规范，有助于解释译者成长过程中的“第二本质”的成因。（SelaSheffy,2005:14）

　　夏洛-雪菲虽然肯定了惯习的解释力，但她同时指出，惯习的融入虽然“令人欣喜但过于大而概之，并未形成一个可操作的假说机制”（SelaSheffy,2005:16）。基于此，她对西米奥尼有关译者“屈从惯习”的研究进行了合理批判，进而将惯习细分为两个层面：专业惯习和社会惯习。（SelaSheffy,2005:18）专业惯习包含译者的专业技能、职业操守等，它是“译者在自我文化身份构建中可以利用和操纵的象征资本”；而社会惯习指的是译者的“个人经历、生活倾向、自身人格及社会地位”，它们构成译者的社会资本，以上两者缺一不可。（SelaSheffy,2005:20）

　　除对惯习进行重新思考和发展外，夏洛-雪菲还探讨了规范、惯习与翻译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场域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空间，“常规和变异、正统与异端在其间共存”，它的运行法则是：场域中的参与者总是在不断的竞争中调整占位，争取自己的象征资本，而“惯习则是促进参与者作出本能判断和选择的内驱动力”（SelaSheffy,2005:15）。关于翻译场域是否构成“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场域”的问题，她指出：

　　“较之其他已被体制化的场域，翻译‘场域’的确面临一些尴尬，比如翻译行业无专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司法条例规范，而且很多译者身兼数职，译者不一定是他们的第一头衔，……但是，任何人利用自身外语能力这一象征资本、以译者的社会地位标记参与翻译场域的竞争时，遵循的是同一个结构层次体系，受相同的规范系统、职业道德和自我身份的约束。”（SelaSheffy,2005:11）

　　在现实世界中，当主体以译者的身份参与翻译活动，无论是经验派还是新生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先锋派，无论是声名显赫者还是默默无闻者，他们都在翻译这个共同的场域中积极竞争、占据位置、争夺象征资本，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翻译自成一个场域。（SelaSheffy,2005:12）夏洛-雪菲不仅发展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全面论证了翻译场域的独立性，还证明了惯习理论在该场域的可操作性，避免其陷入简单而空泛的决定论的漩涡。

　　此外，其他社会学的理论也被引入翻译研究。赫曼斯将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二阶观察”的概念由此而来。（Hermans,1999:140-150）沃尔夫将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第三空间定理（theorem of the Third Space）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相结合，来解释翻译的特殊地位。（Wolf,2007:113）梅蕾尔兹（Reine Meylaerts）则从社会传播学切入，分析了规范和译者、个体与群体以及代理人与集体结构等关系，考察涉入翻译活动的各种场域，分析译者的惯习与集体性的规范之间的深层联系。（Meylaerts,2008:91-101）

　　综上观之，社会学视角从两个方面拓展了规范研究。其一，规范回归广阔的社会领域，扩充了规范的内容，丰富了其内涵，使之延伸至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等层面，规范理论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与前文所述的社会学视角对翻译研究范围的拓展正好相互一致。规范研究范畴的拓展，也将有助于更全面而综合地解释全球化语境下纷繁复杂的翻译活动和现象。其二，场域、惯习等理论的涉入，弥补了描写翻译研究单纯从社会文化层面横向切入的弊端，将译者如何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习得规范纳入研究范畴，亦从纵向切入，使得研究者得以从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双向互动链条中进行考察，这不仅为“规范如何作用于译者、如何影响翻译”（Arrojo,2002:136;Schffner,1999:36）的问题找到了新的解答方向，也为描写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翻译共性的探索

　　图里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一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翻译法则问题。他指出，虽然翻译法则有超出描写翻译研究范畴之嫌，但是至少在两点上，这一学术探索对翻译研究大有裨益。首先，法则的探寻是促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必经的历程，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或准科学都会以寻求共性为其目标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切斯特曼的响应和认同；其次，翻译法则有利于促进翻译研究应用分支的发展（Toury,1980:167;1995:259）。

　　近二十年来，虽然翻译法则或共性研究一直颇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质疑其是否真实存在。如铁木志科认为“翻译共性的概念站不住脚”，因为翻译研究没法穷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所有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只会使所谓科学的追求陷入“无谓而空洞的定量研究的泥潭”（Tymoczko,1998:653-654）。但是，随着电子语料库这一研究工具的大量运用，大规模的语料库创建为其提供了便捷而可靠的现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法则或共性方面的研究在学术圈里掀起了一波高潮。

　　正是由于语料库这一研究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强劲兴起，翻译研究现在更多采用的是其领军学者贝克（Mona Baker）在其开创性的论文《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和应用》（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中使用的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这一概念。但是实际上，翻译共性和翻译法则所指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基本相似。图里个人认为“Universals”的概念不如“Laws”这一概念更具相对性、概率性和科学性，因为Universals意味着“排斥例外（exception）”。（Toury,2004:29）皮姆亦毫不讳言地指出，贝克的共性只是图里的翻译法则的细分化和具体化，他通过比照图里的“标准化”翻译法则和贝克基于语料库研究提出的四条共性（显化、简化、标准化、折中化）发现，贝克的四条共性只是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图里的“标准化”法则。（Pym,2008:312-313）拉薇欧萨（Sara Laviosa）则直接采用了“基于语料库的描写翻译研究”（Corpusbas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她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为描写翻译研究提供了“外在的、综合的、可持续的”研究方法，语料库常用的分析程序与图里所提出的发现程序相辅相成，促使翻译共性研究“进入一种较为科学的假设检验机制”，更有助于探究翻译的本质，所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的研究与描写翻译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将“翻译理论的解释力推向了更高的层次”（Laviosa,2008:124）。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描写翻译研究关于翻译法则的探讨实则开启并促进了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基本上也是沿着图里所提及的两个方向进行：寻求共性和促进应用分支的发展。

　　关于第一个方向的研究，近些年可谓层出不穷。贝克及其同事和学生团队进行的语料库建设和翻译共性研究一直成果丰硕，他们针对某些翻译共性如显化、简化、标准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他边缘语言之间的翻译共性研究也甚为可观。如研究者莫拉宁（Anna Mauranen）、艾斯克拉（Sari Eskola）、简图宁（Jarmo Jantunen）所进行的基于翻译芬兰语语料库（The Corpus of Translated Finnish）的翻译共性研究；尼尔森（PerOla Nilsson）基于英语-瑞典语平行语料库（The EnglishSwedish Parallel Corpus）对小说翻译的词汇句法特征进行的共性研究；帕派伊（Vilma Papai）基于匈牙利-英语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平行-对比语料库对显化的研究；中国学者王克非及其团队也在语料库创建和翻译共性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关于图里说的第二个方向——翻译共性与翻译应用分支的关系问题，亦有不少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例如，拉薇欧萨通过回顾共性研究在翻译培训和翻译评估中的运用，肯定了已有翻译共性研究的成果对翻译培训和翻译评估的促进作用。（Laviosa,2008:127）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大量实证描写研究外，研究者对于翻译共性的概念及其内容亦进行不断的理论探索和修正。切斯特曼通过梳理翻译研究中有关翻译共性的探索，提出了三种类型的翻译共性研究：规定路线、批评路线以及描写路线。（Chesterman,2004:33）显然，目前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属于最后一类。切斯特曼指出了各种翻译共性研究的理论路径及其问题所在，认为当前的翻译共性研究应从两个角度切入，一类是源语型翻译共性，另一类是目标语型翻译共性。（Chesterman,2004:38）皮姆曾指出，目前大部分关于翻译共性的探讨关注的只是目标语端，而完全没有兼顾来自源语端的“干扰法则”（interference），这种“片面单向”的共性研究看似科学合理实则解释力不强。（Pym,2008:321）

　　图里本人亦认为翻译法则研究要持续发展，应解决如何增强其“解释力”的问题，如何“借助翻译法则这个概念工具来解释翻译”（Toury,2004:29）。他指出，要理解翻译共性的本质，不能从过于具体的层面来发掘，因为实例化的语料库研究始终受样本的对象和规模大小的限制，法则最后可能沦为特定文化的规范。当然，也不能过于“高屋建瓴”，做出“翻译涉及位移”（Translation involves shifts）、“翻译涉及显化”（Translation involves explication）之类的宽泛论断。图里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启示，认为翻译法则应该具有级阶性，因为翻译的异质性和跨文化性、跨语言性决定了翻译共性不可能仅在单一层面体现，它受到“认知、语言、交际、社会及文化等多重变量的影响”，所以不能用简单决定论的方法来界定共性，而要采用“概率思维模式”，因为任何翻译法则都是各种变量角力的体现，都是有条件的，并非绝对的毫无例外的万能法则。（Toury,2004:31）皮姆肯定了图里赋予法则概率性和条件性特征，他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指出这种概率性的本质使得法则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或强或弱”（Pym,2008:311），这意味着即使在单一的语言层面它们也不能表现为完全的共性，甚至可能自相矛盾。由此，皮姆提出“标准化”和“干扰性”只是“风险规避策略”，他们是否可以体现法则的功能取决于“译者对违背法则或遵守法则的风险评估”（Pym,2008:322-327）。

　　综观以上有关翻译共性或法则的研究，一方面，描写翻译研究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语料库翻译研究要增强其解释力，有必要从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的社会学视角寻求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语料库研究亦为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可持续的研究工具的支持，大型语料库的创建能够为描写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提供方法论上的保证。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社会、文化、认知等参数亦被纳入翻译法则或共性的考察范围，这既为语料库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也为长期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共性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挑战。

　　结语

　　近二十年来，描写翻译研究历经了不断的发展和嬗变。赫曼斯引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发展过程中范式更迭的理论，将该时期的描写翻译研究称为“裂变和革新阶段”（Hermans,1999:14），而这种裂变和革新正是“实证科学范式进步的必然”（Hermans,1999：15）。描写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其鼎盛时期，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冲击，理论的局限性亦逐渐显露，新的思想的注入成为必然，描写翻译研究进入了革新和裂变阶段。

　　在此阶段，描写翻译研究不仅通过不断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观点，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在引入崭新理论视角并与其产生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催生了新的研究范式。就前者而言，描写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范围大大拓宽，从单一的目标语取向到多维的社会学视角，从单纯关注外在的规范研究，转向内外结合的惯习与规范、个体与社会的双向研究，此外，描写翻译研究的研究工具越来越强大，大量对比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为实证客观地描写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保证。从后者来说，翻译社会学和语料库翻译研究这两个学术分支在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即可见一斑。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特征正成为促进翻译研究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书目：

　　［1］蒋骁华：《印度的翻译:从文化输出到文化抗衡》，《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第75-78页。

　　［2］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第5-14页。

　　［3］王运鸿：《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中国翻译》2013年第3期，第5-13页。

　　［4］巫和雄：《〈毛泽东选集〉英译概述》，《译史纵横》2007年第5期，第32-34页。

　　［5］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研究新视角》，《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第10-15页。

　　［6］Arrojo,Rosemary.(2002).“Lessons Learned from BabelShared Grou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Concluding the Debate”.Target，(1):136-143.

　　［7］Baker,Mona.(1993).“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Mona Baker,Gill Francis & Elena TogniniBonelli,Eds.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33-250.

　　［8］Chesterman,Andrew.(1997).Memes of Transl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9］——(2004).“Beyond the Particular”.Mauranen,Anna & Kujamaki 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33-50.

　　［10］Eskola,Sari.(2004).“Untypical Frequencies in Translated languages:A corpusbased study on a literary corpus of translated and nontranslated Finnish”.Anna & Kujamaki 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01-128.

　　［11］Gouanvic,JeanMarc.(1997).“Translation and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in PostWar France”.The Translator，(2):125-152 .

　　［12］——(2005).“A Bourdieusian Theory of Translation,or the Coincidence of Practical Instances”.The Translator，(2):147-166.

　　［13］Halverson,Sandra.(2008).“Translations as Institutional Facts:An ontology for‘assumed translation’”.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343-362.

　　［14］Heilbron,Johan & Sapiro,Gisele.(2007).“Outline for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Aspects”.Michaela，Wolf & Alexandra，Fukari,Eds.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93-108.

　　［15］Heilbron,Johan.(1999).“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Book Translation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430-442.

　　［16］Hermans,Theo.(1985).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London&Sydney:Croom Helm.

　　［17］——(1999).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18］Holmes,James S.(1994).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Rodopi.

　　［19］Jantunen,Jarmo.(2004).“Untypical Patterns in Translations:Issues on corpus methodology and synonymity”.Mauranen,Anna & Kujamaki，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83-100.

　　［20］Laviosa,Sara.(2008).“Description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room:Universals as a Case in Point”.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19-132.

　　［21］Lefevere,André.(1992).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2］Lefevere,Andre.(199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3］Mauranen,Anna & Kujamaki，Pekka,Eds.(2004).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4］Meylaerts,Reine.(2008).“Translators and(their)Norms:Towards a soci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91-102 .

　　［25］Nilsson,PerOla.(2004).“Translationspecific Lexicogrammar?—Characteristic lexical and collocational patterning in Swedish text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Mauranen,Anna & Kujamaki，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29-142.

　　［26］Papai,Vilma.(2004).“Explicitation:A Universal of Translated Text?”.Mauranen,Anna & Kujamaki，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43-164.

　　［27］Popovic,Anton.(1976).“Aspects of Metatext”.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3):223-234.

　　［28］Pym,Anthony.(1998).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

　　［29］——(2007).“On History in Formal Conceptualizations of Translation”.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2）:147-160.

　　［30］——(2008).“On Tourys Laws of How Translators Translate”.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311-328.

　　［31］Rizzi,Andrea.(2008).“When A Text is Both a Pseudotranslation and a Translation:The enlightening case of Matteo Maria Boiardo”.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53-162.

　　［32］Schffner,Christina.(1999/2007).Translation and Norm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3］SelaSheffy,Rakefet.(2005).“How to Be a(Recognized)Translator:Rethinking habits,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Target，(1):1-26.

　　［34］Simeoni,Daniel.(1998).“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Target，(1):1-39.

　　［35］——(2007).“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Method in Context and in Practice”.Michaela Wolf & Alexandra Fukari,Eds.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87-204.

　　［36］——(2007).“Translation and Society: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ual Relationship”.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71):14-26.

　　［37］——(2008).“Norms and the State:The Geopolitics of Translation Theory”.Pym,Anthony & Shlesinger,Miriam & Simeoni,Daniel,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329-342.

　　［38］Toury,Gideon.(1980).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Tel Aviv: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39］——(1985).“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Theo，Hermans，Ed.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23-39.

　　［40］——(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41］——(2004).“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Welcomm as they are,would they qualify as universals?”.Mauranen,Anna & Kujamaki，Pekka,Eds.Translation Universal?Do they exist?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5-32.

　　［42］——(2005).“Enhancing Cultural Changes by Means of Fictitious Translations”.Eva Hung，Ed.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12.

　　［43］——(2012).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44］Tymoczko,Maria.(1998).“Computerized Corpora and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eta，(4):652-660.

　　［45］——(2003).“Enlarging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Integrating Non—western Thought about Translation”.Website:http://eslking.com/ library2/collections/ language /translation tymoczko _translation_theory.pdf.

　　［46］Wolf,Michaela.(2007).“Introduction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ichaela Wolf & Alexandra Fukari,Eds.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38.

　　［47］——(2007).“The Location of the‘Translation Field’—Negotiating borderlines between Pierre Bourdieu and Homi Bhabha”.Michaela Wolf & Alexandra Fukari,Eds.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