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该概念首先由霍姆斯（James Holmes）提出。他指出，翻译研究包括“纯”研究（“pure”studies）和应用研究，“纯”研究又包括两个分支：描写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在这三个分支中，首先应关注描写翻译研究，因为它与翻译研究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Holmes,1994:71-72）。

　　霍姆斯的观点得到图里（Gideon Toury）、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人的关注，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学派：翻译研究派根据赫曼斯（1999），翻译研究派理论体系的形成要归功于三次会议，它们分别于1976 年在比利时的鲁汶、1978 年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以及1980 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这三次会议涌现出了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和他的学生图里，鲁汶大学的兰伯特(José Lambert)以及曾经在香港任教的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等人。他们的学术焦点通过这三次大会的平台不断碰撞和融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文化学派”和“多元系统研究”产生的源头），图里大力提倡实证研究，兰伯特开展了大规模的翻译史研究项目，勒菲弗尔关心科学哲学［后来发展成为重写（rewriting）理论］，赫曼斯本人则关注文化和社会。。该学派的研究者突破传统的文本中心思路，将视野拓展到社会历史等领域，描写各种真实存在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在翻译研究派的众多杰出学者中，以图里最具代表性，他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关于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书名的翻译，笔者在此译为《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国内版本译为《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一书可称为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在该书中，他对描写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及研究内容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通过大量翻译文本的案例分析，探讨翻译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集中研究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各种规范。他的规范理论，后来成为多次会议的焦点与研究的出发点。（Schffner,1999:1）

　　本文拟从描写翻译研究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沿着历史的纵轴，回顾图里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及其后的补充与发展，清晰地呈现图里的翻译思想和核心理念。

　　描写翻译研究的标杆地位

　　在描写翻译研究之前，翻译研究偏重实际应用，致力于翻译原则的讨论和翻译标准的厘定，研究者大多带有个人价值判断，主要谈论“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应该或必须怎么样”等主观性强的问题，结论则不外乎“忠实”“通顺”“等效”“流畅”尔尔。这种传统的理论可以称为“规定性理论”。

　　霍姆斯引用汉普尔（Karl G.Hempel）有关实证科学理论构建的经典理论，提出翻译研究应具备独立于翻译应用以外的“纯”研究。他认为：“‘纯’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二是建立能够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则，这两个目标分别由‘纯’研究下的两个分支：描写翻译研究和理论翻译研究来实现”（Holmes,1994:71）。霍姆斯所说的前一个目标是描写翻译研究的使命，而后者则是翻译理论研究的责任。可以说，他的学科理论构建迈出了翻译研究向现代性和科学性发展重要的一步。

　　然而，在之后的近二十年，描写翻译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这与当时“欧洲语言文学理论传统长期占据主流有关”（Simeoni,2008:331），另一方面与翻译研究偏重实际应用，发展缓慢有关（Toury,1995:8）。鉴于该状况，图里发出了“翻译研究亟待建立描写分支”的呼声。他在霍姆斯的基础上，从理论构建以及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有机联系等多个角度肯定了描写翻译研究的标杆地位，强调描写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霍姆斯的理论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他指出：

　　如果一门实证学科缺少描写分支就不能自称是完整而独立的学科，因为描写性研究是实证学科的首要目标。……只有对客观的事实和现象进行描写、解释和概括，才能为理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最好的检验工具……才能使应用成为可能。（Toury,1995:1）

　　图里从理论上论证了描写研究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他将翻译研究称为“实证学科”，而描写性研究是任何实证学科必不可少的基石，因此，只有建立在描写基础上的翻译研究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

　　从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内在联系来说，图里认为翻译研究包括“纯”研究和应用分支，“纯”研究又包括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图里细致分析了“纯”研究下的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他认为，翻译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1.翻译理论上是什么；

　　2.翻译实际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3.翻译可能是什么。（Toury,1995:15）

　　他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如下：描写翻译研究关注问题2，翻译理论研究回答问题1和3。一方面，要回答问题1和3，有赖于大量的实际案例分析和总结发现，揭示涉及翻译活动的各个参数之间的联系及翻译行为的规律性，这就回到了问题2的范畴。另一方面，要解决问题2，描写现实发生的翻译活动，就必须依靠一定的理论框架，离不开1和3下的翻译理论的方向指导。（Toury,1995:16）显然，在图里的理论框架下，描写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回答翻译研究涉及的所有问题。图里将其间关系标示如下（Toury,1995:15）：

　　再看翻译研究与其应用分支的关系。传统的翻译研究关注“如何翻译”，图里则认为这恰恰“不是翻译研究要关注的焦点”，那应该是“翻译实践者（practitioners）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与霍姆斯不同，图里并没有将应用研究真正纳入翻译研究的中心范畴，而是称其为翻译研究的“应用分支（applied extensions）”（Toury,1995:17）。此外，他观察到，应用分支下的翻译培训、翻译策划（translation planning）等，可能“受到其他领域理论的影响”大过翻译理论的影响（Toury,1995:18），如翻译培训更多涉及教学理论。从图里对翻译研究和应用分支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纯”研究下的两个分支间的互涉互动关系不同，翻译研究对于应用分支的作用是单向的，应用分支作为一个实践研究领域，其目标在于给实践设定规则，正是基于此，图里再三强调：应用分支是规定性的，它与“纯”研究的理论和描写特征截然不同。（Toury,1995:19）

　　图里从翻译研究的实证学科本质出发，通过细致分析各个层面、分支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了描写翻译研究的标杆地位。从学科发展的纵轴来看，这也标示着翻译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转折。一方面它促使翻译研究摆脱了传统语言学派“文本中心”的桎梏，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目标语端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以应用为导向的“规定性”的藩篱。

　　描写翻译研究首先是描写的，图里尤其强调这一点，以至于西米奥尼（Daniel Simeoni）认为图里的名字几乎成了“描写”立场的代名词（Simeoni,2008:334）。虽然在此之前的欧洲传统语言学派也是描写的，但是他们强调的描写是语言层面的，而且尤为强调以原文本为参照，因而使得翻译研究深陷“对等”的泥潭。图里的描写性研究则从相反的方向开辟了一条出路，他从目标语端出发，将翻译的社会文化语境纳入描写的范畴。

　　其次，描写与规定是相对的，描写正是在反对“规定”的过程中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充斥着大量的规定性研究，研究者们致力于探讨翻译方法和策略的好坏优劣，力图为翻译实践制定规则或设定标准。描写翻译研究正好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翻译研究不是为翻译实践者、翻译批评家以及翻译培训提供参考和教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应该描写实实在在发生的、可以观测到的翻译现象和事实，包括从古至今一切文化历史中的实际翻译活动，开展广泛的个案研究，尤其是那些典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现象和行为，总结出翻译活动的规律和特征，以此为基础，探寻其本质。这不仅是描写翻译研究实证性和科学性的体现，也是整个翻译研究迈向独立化和现代化的要求。

　　描写翻译研究的立足点——目标语取向

　　目标语取向是与源语取向相对的一个概念。传统关注文本的研究大多属于源语取向，信奉和维护原文本的权威地位。虽然他们没有完全忽视目标语系统的涉入因素，但是这些因素要么沦为语言研究的附属品，要么变成历史研究的范畴。图里掉转观察的角度，他把翻译从传统的客场迎回了主场，翻译实实在在发生作用的地方——目标语系统。与图里同时发生这一转向的还有德国功能主义的“目的论”（Toury,1995:25;Hermans,1999:37）。

　　图里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一书中，首先通过分析描写翻译研究下的三个分支：产品导向、过程导向和功能导向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修正了霍姆斯为翻译研究勾画的蓝图，提出“产品、过程和功能并非各自独立的研究分支，而是相互联系的”（Toury,1995:11）。图里在建立了产品、过程和功能之间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关系之后，尤其强调“功能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logical priority）”（Toury,1995:14）。此处的“功能”与语言学上的“功能”有异，图里沿袭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符号学传统，将功能定义为“系统赋予的价值”（Toury,1995:12）。换句话说，在翻译研究里，它指的就是翻译文本在目标语文化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所践行的功用。在实际翻译活动中，我们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窥见功能的优先性。首先，在翻译行为还未发生前，功能上的需求呼唤使翻译具有了可能性。图里说，“翻译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发生，满足其需求、填补其空缺”，而这个文化环境就是“目标语文化系统”（Toury,1995:12）。其次，翻译行为发生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目标语文化的地位、读者的期待、译本可能的地位”（Toury,1995:12）等因素纳入其决策考虑中，而这些因素与功能导向密切相关。翻译产品完成后，“传播和发挥功用的地方还是目标语文化体系”（Toury,1995:12），此时功能更明显地影响甚至决定一个译本的生命。所以：

　　功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过程）以及译本的表现形式和篇章语言结构（产品）。……任何一部翻译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或接受为翻译，并不是由原文本与生俱来的特征决定的，而是由目标语文化赋予它的地位和意义或功能决定的。（Toury,1995:12）

　　现实中，任何翻译活动以及任何以翻译面貌出现的“产品”的发生空间是目标语系统，施予影响的对象也是目标语文化。无论是社会学家、文化史家还是文学家都逐渐认识并承认了翻译在社会、文化和文学创作中曾经施予的不可忽略的影响。（Lefevere,1992:124-125）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文学史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翻译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对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无疑起到了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的功用。不仅在近代中国，翻译之于西方亦如此。庞德（Ezra Pound）在论及英国文学时说：“引以为自豪的英国传统文学也是建立在翻译作品上的。每一次新的繁荣都由翻译作品的激励而起。每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都是翻译作品众多的时代”（Singh,1994:81）。路易斯·凯利（Louis G.Kelly）在其名为《真正的译者：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史》一书的首页就掷地有声地宣称“西欧文明归功于翻译”（Kelly,1979:1）。

　　翻译之于目标语端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图里从文化系统视角对翻译的功能进行了阐释：翻译可以填补目标语文化的空白；翻译可能迎合目标语文化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翻译可以成为引进新的文学和文化模式的重要途径。（Toury,1995:26-27）正是基于翻译对于目标语系统的现实存在性和重要功能性，图里将翻译认定为：“只是目标语文化的事实，占据特定地位的事实，有时，翻译甚至自成一个文化（子）系统，但无论如何，这些事实、这个系统是属于目标语文化的”（Toury,1995:29）。

　　这一论断暗含了对“翻译是意义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的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强调翻译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虽然不一定是中心位置，但却是目标语文化系统中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图里进而指出，要客观翔实地描写和解释任何一项翻译活动或一部翻译作品都离不开“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Toury,1995:29）。即是说：必须将描写对象置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功能、产品和过程研究。

　　由以上分析可以肯定，目标语取向是图里理论大厦中坚定不移的立足点，它引领翻译研究的视角从“源语取向”转换到“目标语取向”，该视角转换的意义得到翻译研究学派的肯定。赫曼斯认为，目标语取向“使翻译研究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为译者的‘角色’正名，巩固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Hermans,1999:37-38）。

　　描写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假定的翻译

　　假定的翻译

　　任何研究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是什么，顾名思义，翻译研究的对象当然是翻译，但是什么是翻译呢？这一直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也是任何翻译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图里在收集1930至1945年间的希伯来散文体小说的过程中也碰到如何界定翻译的困惑，他发现大量的希伯来翻译案例根本找不到原文，却一直以“翻译”的面目“大行其道”（Toury,1999:11）。显然，图里言及的翻译现象无法用传统的翻译定义来衡量，因为那些定义往往离不开原文的参照，如果用来衡量和考察当时希伯来语境下的翻译作品，很多问题和现象无法解决。图里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发现：翻译定义本身就是多变的，不同文化、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对翻译的定义和理解都不尽相同。（Toury,1995:31）这说明，翻译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从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不难理解，今天我们所说的翻译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人们观念中的翻译就大相径庭。

　　图里对希伯来翻译案例的考察，奠定了他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此，图里对“翻译”概念的开放性和社会文化性进行了重新思考，进而提出了一个不是定义的定义——“假定的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他本人认为“假定的翻译构成一个操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这个假说就是：“所有在目标语系统里被呈现为或被认为是翻译的就是翻译。（Toury,1995:32）”

　　实际上，通过这一定义，图里把翻译研究一直纠结的一个本体论的问题“翻译是什么”变成一个实证性的假设检验问题“什么被认为是翻译”。“假说”原本就是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后来普遍运用到各种知识领域。既然是假说，那么就涉及到检验方法和参照条件的设定，否则就形同虚设，甚至不攻自破。图里设计了一个“发现—证明”程序作为检验方法，设定了三个参照条件来推演“假定的翻译”：1.原文本条件（The SourceText Postulate）；2.转换条件（The Transfer Postulate）；3.关系条件（The Relationship Postulate）。（Toury,1995:33）

　　图里通过严谨的假说思维模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确保了描写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他的假设证明程序针对的是具体的文本，所以要认识“翻译”的全貌，必须依靠大量典型的语料对比分析和总结发现。下文就三个参照条件作进一步的深层透视。

　　原文本条件

　　图里对原文本条件的界定是：“如果一个文本被认为是翻译，那么在另一种语言中必定存在它对应的原文本，这个原文本在时间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Toury,1995:33）。图里将此条件置于首位，说明原文本条件对于是否构成翻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如何考察原文本条件，图里在研究方法一章做了详细阐述。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原文本一般不可能直观呈现出来，所以只能从目标语取向切入，先开展译本的研究（Toury,1995:70）。初始阶段的译本都是在目标语系统中呈现为或被接受为翻译的文本，主要包括：

　　1.同一时期同一语言平行译本对比；

　　2.同一译本不同阶段的对比研究；

　　3.不同语言平行译本对比。（Toury,1995:72-74）

　　1比较简单。2指同一译本产生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对比，描写和再现译者的修改过程。3则牵涉到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下的假定的译本的对比分析。根据对译本研究获取的信息，我们就可以进入图里的“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建立“假定的原文本（assumed source text）”的假设，考察各种可能情况。图里基于其案例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

　　1.源语系统中存在多个原文本；

　　2.多个源语系统存在原文本；

　　3.中介译本作为原文本。（Toury,1995:74-77）

　　1比较常见；2指的是在不同的语言里都存在原文本，甚至存在交叉参照的情况，自译（selftranslation）就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如张爱玲作品的翻译，可能以其汉语作品为原文本，也可能以其英语自译为原文本，甚至还可能是两者的结合；3在当今英语霸权下尤为常见，很多作品通过英语译介到其他语言，英语译本构成原文本。

　　图里总结了三种典型的情况，随着翻译媒介越来越发达，原文本的来源和途径可能更加复杂，所以很多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字幕翻译的原文本就可能涉及到脚本、音画、形体语言，等等。

　　在此，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假定的翻译”假说下的“原文本条件”并不能保证原文本就一定存在，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条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实证学科，既涉及到证实也离不开证伪。证明这样一个原文本根本不存在也是翻译研究的范畴，这为伪译研究提供了理据，图里后期研究颇为关注伪译。但是很多研究者质疑，这一条件除了使“伪译”合法外，对于翻译本身的意义不大。（Hermans,1999:50-51;Pym,2007:156）关于此，下文将有论述。

　　转换条件

　　图里将“转换条件”的推演基于原文本条件，他认为“原文本条件的成立一定会推演出转换条件的假设：如果一个文本是‘假定的翻译’，那么必定有某些特征是从‘假定的原文本’转换而来”（Toury,1995:34）。

　　图里对转换条件浅论辄止，仅仅指出转换意味着原文本的某些特征移植到译本中，因此译本与原文本必定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似乎与传统上“翻译是一个派生的产品”，“翻译意味着转化”等观念颇为契合。赫曼斯批评这个条件的提出只是为了迎合“翻译”这个概念的词源，有形同虚设之嫌，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Hermans,1999:51-52）。实际上，此三条件只是图里在目标语取向下进行描写研究设定的参数，有助于他由此切入探寻翻译的本质，并非所有翻译研究都必须囿于这三个参数。

　　在图里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替代—被替代（replacing—replaced）”对比项来重现转换。图里强调对比项建立的过程是双向的，对比项设置遵循“无剩余原则（no leftover maxim）”（Toury,1995:82-83）。他以暗喻(metaphor)的翻译为例解释了以上原则。在源语取向下，暗喻的翻译存在以下几种可能：

　　1.将暗喻译为同样的暗喻（Metaphor into“same”metaphor）

　　2.将暗喻译为不同的暗喻（Metaphor into“different”metaphor）

　　3.将暗喻译为非暗喻（Metaphor into nonmetaphor）

　　4.将暗喻完全省略（Metaphor into 0）（Toury,1995:82）

　　但是，如果从目标语取向出发，还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5.将非暗喻译成暗喻（Nonmetaphor into metaphor）

　　6.凭空加入暗喻（0 into metaphor）（Toury,1995:83）

　　我们发现，图里试图通过以上方法细致而全面（“无剩余”）地描写转换条件，再现翻译中的各种策略的选择过程，尤其是对目标语取向下的两种情况的考察。例如，在情况6下，我们可以考察转换过程中的增加（addition）；如果情况4和6同时出现在上下文相关的地方，则可能是补偿（compensation）策略的体现。

　　图里通过考察转换条件，试图重现译者的抉择过程，对其策略（如省略、位移、增加、补偿等）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对于描写翻译研究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细致客观的描写和解释是大有裨益的。

　　关系条件

　　图里对关系条件的界定是：“如果一个文本被认为是翻译，那么它与假定的原文本之间必定存在可以解释的联系（accountable relationships）”（Toury,1995:35）。

　　关系条件是极其微妙和复杂的，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互文关系”（Davis,2001:16），什么样的关系才构成翻译和原文本似乎很难界定。描写翻译研究要描写的是真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文本关系，而翻译从来都不是原文本的简单复制，翻译一定是混杂的、非透明的、有差异的。因此，很多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样强度和密度的相关或相似性可以构成原文本和翻译的关系呢？同样的关系为什么在某一社会历史文化下被认为是翻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是呢？例如：“模仿”（imitation）是不是翻译？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的法国和我们现代的结论明显截然不同。（Hermans,1999:45;Lefevere,1992:135）

　　图里本人也意识到了现实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微妙处，所以他认为翻译和原文本的关系本质有待具体案例具体分析（Toury,1995:35），而且他在稍后部分提出了一个跟关系条件密切相关的概念：翻译对等（Translation equivalence）（Toury,1995:86）。这个概念似乎成为图里理论大厦中一个最为薄弱的“漏洞”，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几乎所有文化派的学者都不吝笔墨批评图里的对等概念。尽管图里在多个场合都已经清楚地表示，他所说的“对等”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等”，他重新定义了“对等”（Toury,1999:60-61;2003/2008:412）。

　　传统翻译学中，“对等”是个规定性的概念，而图里的“对等”是一个功能的相对的概念，指的是他在操作假说中假定的翻译与原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方法论部分，图里一直用的是“关系”的概念，只是因为“关系”这个词太平常，以至于很难成为一个学术名词，所以图里旧词注新义，用了“对等”这个翻译研究已经接受的概念。笔者认为，“对等”作为图里操作假说证明程序中的一个条件参数，是用来描写现实文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度、相似性或者就是“关系”，它已经完全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规定性的特征，参数本身是客观而不带价值判断的，这刚好符合描写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

　　因为只是一种假定的翻译关系或翻译对等，所以这其实意味着也许存在“不对等”甚至“零对等”的可能性。它甚至可以用来描写伪译和原作的关系，即:一种完全不对等、几乎没有关系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下一个话题：伪译。

　　伪译

　　依据“假定的翻译”的定义，所有被目标语文化接受为翻译的作品就是翻译。这说明目标语文化下的群体对什么样的作品是翻译、翻译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其中或许存在“别有用心”者，利用这些特点，生造出不是翻译的翻译——伪造的翻译，简称“伪译”。

　　伪译在古今中外都广泛存在。在中国，从绵延几朝的佛经翻译到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翻译，伪译现象在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中与真正的翻译几乎相伴相随。在西方也有大量伪译的案例，比如图里提到的伪译——《摩门经》成就了美国摩门教的创教之基，斯大林时期的集体伪造翻译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化规划的重要手段关于翻译作为文化规划工具的研究可参考本杰明出版社2005出版的翻译系列丛书中的《翻译与文化变迁》（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一书。。（Toury,1995:41-43;2005:11-15）

　　传统语言学鲜有涉及伪译问题，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恒定文本间的“对等”，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就声明“翻译是寻求真理的过程”（Newmark,1999:72）。但是伪译的真实存在的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ˇ）称之为“伪译或假装的翻译（makebelieve translation）”，认为它是一种“拟/准元文本（quasimetatext）”(Popovicˇ,1976:229-232)。伪译不仅是图里目标语取向下无法回避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还与其“假定的翻译”中的“原文本条件”息息相关，所以伪译毫无疑问进入了图里关注的焦点范围。何谓伪译？图里的定义是：“如果文本以‘翻译’的身份出现在目标语系统中，但是却在其他任何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原文本，因而也就没有实际上的翻译关系和转换过程，所以就构成伪译”（Toury,1995:40）。

　　图里对伪译的定义和对翻译的定义一样，都是一个假说形式，甚至我们可以说伪译就是“假定的翻译”的备选假设，即：如果一个文本在目标语系统里被呈现为或接受为翻译，但被证明不满足原文本、转换和关系三条件，那么这个文本就是伪译。因此，可以说伪译是“假定的翻译”工作假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定义来看，伪译首先就是“假定的翻译”，只有经过证明、揭开面纱后才成为伪译。在此之前，它呈现的特征、实践的功能与真正的翻译无异。鉴于此，图里认为，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形式上，伪译之于翻译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Toury,1995:45）。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伪译研究的“合法”地位进行了论证。首先，伪译与“真正翻译（genuine translation）”在目标语文化中占据同样的文化地位（Toury,1995:45），扮演同样的角色。其二，从文化进化史（cultural revolution）的角度，伪译所实践的社会功能并不亚于真正的翻译，例如，在宗教文化发展史中，翻译和伪译总是相伴相生。此外，伪译之所以能以翻译的面目出现，并被当时的社会文化群体接受认可，反映出“这些作品具备该目标语文化系统下的社会群体对翻译的期待特征”，符合当时社会的翻译规范，因为“伪译具有真正翻译的语言和语篇特征”。所以，伪译研究能够反映出特定历史文化对翻译概念的界定。基于以上分析，图里最后指出：“伪译不仅是以功能为导向的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关注点，而且对产品和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也很重要”（Toury,1995:45）。

　　伪译是图里后期研究的一个重点，他在多篇论文中强调了伪译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一些新的发现。他指出，伪译的来源有时不是单个的文本，而是某类文本或者某个抽象的文本模式，比如哈姆雷特爸爸（Papa Hamlet）以伪译的形式将自然主义引入德国文学；19世纪初，哥特式小说（Gothic novels）也是以伪译的形式进入俄罗斯文学，原因之一在于，以“翻译”面貌出现的作品遭受的阻力往往小于创作（Toury:2005:6-11）。图里还提出伪译研究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通过伪译研究考察各种文化动力之间的交互关系（the interplay of cultural dynamics）（Toury,2005:4）。

　　此外，伪译亦能反映出特定文化的翻译政策和翻译伦理。例如，在版权法律严谨的社会，伪译通常不可能在文化中心区出现。关于此，其后的社会学视角和伦理研究都有涉及。

　　描写翻译研究的核心理论——规范理论

　　规范的定义和分类

　　将“规范”应用到翻译研究并使之成为该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图里的贡献之一。根据图里的说法，列维（Jirˇí Levy）最先将“规范”介绍到翻译研究，他探讨翻译抉择过程（decisionmaking）时从社会学引入了该概念。图里在其基础上，对规范进行了系统化阐述，形成了规范理论。

　　规范概念的提出与翻译研究领域另一个关键概念——“对等”受到质疑密切相关。前文论及传统意义上的“对等”无法解释和界定“翻译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图里转换视角，从目标语出发将翻译认定为“目标语系统下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Toury,1995:29）。与其他任何社会文化活动一样，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受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约束的。图里根据这些因素的效力（potency）将其标记在一个连续轴上：一端是普遍的绝对的规则，另一端是个人风格，中间地带则是规范。图里给规范的定义是：“社会群体公认的价值观和普遍观念，以区分行为正确与否，恰当与否”（Toury,1995:54）。图里指出，处于中间地带的规范与其两端并非截然分开，如果用规范来定义其他两者的话，可以说规则是更客观的规范，而个人风格则是更主观的规范。（Toury,1995:54）

　　图里进而指出，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社会活动，翻译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至少“涉及两套语言文化系统，这两套系统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都会施予影响和效力”（Toury,1995:55），任何翻译都是这两套系统渗入译者翻译过程进行博弈的结果。图里将这种“左右译者在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之间做出选择的规范”称为“初始规范（initial norm）”（Toury,1995:56）。他指出，如果译者倾向于目标语系统的各种具体规范，译本表现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特征，如果倾向于源语系统，则表现出“充分性（adequacy）”。图里通过初始规范的概念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建立了一个连续轴，所有的翻译都是在这一连续轴上“不断地选择和妥协的结果”（Toury,1995:57）。

　　实际的翻译活动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任何翻译都是在以目标语系统和源语系统为两端的中间地带寻找平衡，“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连续轴刚好反映了翻译活动的这一基本特征，是描写和解释初始规范的重要辅助参数。依据图里的观点，初始规范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面、各个阶段，是贯穿始终、影响和约束翻译行为的规范。“（研究者）即使在尚未获取翻译活动的全貌和概观之时，也可以通过分析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从微观层面描写译者的抉择”。（Toury,1995:57）因此，“初始规范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Toury,1995:57）。虽然从时序上说它不是最早涉入翻译行为，但是，相比较一些低阶和具体的规范，初始规范具有优先性，是“规范的规范”，图里称之为“超规范（superordinance）”（Toury,1995:56-57）。

　　在初始规范之下，具体的翻译规范包括：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从时序上来说，预备规范是最先介入翻译活动的规范，它指的是影响文本选择的规范，包括翻译政策和文本的来源（直接还是间接）。（Toury,1995:58）

　　在实际翻译活动中，预备规范所涉因素非常之多，包括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等，这些因素在社会学视角下得到了延伸和扩充，如赫尔布朗（Johan Heilbron）和萨皮罗（Gisele Sapiro）(2007)从国际文化交流关系、中间机构和国家政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操作规范指的是：指导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决定和选择的规范（Toury,1995:58）。操作规范又可细分为：矩阵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依据图里的观点，矩阵规范决定译本的布局特征和完整性，对省略、增补、变位的研究可以反映出该类规范。篇章语言规范影响微观层面的语言语篇特征，这些规范因文本类型而异，因翻译的方式（口译还是笔译）而异。（Toury,1995:59）

　　从图里对规范的分类可以看出，他既关注了宏观层面的初始规范，亦考察了微观层面的具体规范，这与他在方法论部分设计的双向“发现—证明”程序是相一致的。如果从初始规范出发，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建立假设，层层发现；如果从具体规范出发，则是自下而上(bottomup)，步步检验、论证。这既体现了方法论对于翻译研究作为实证学科的重要性，也说明以“规范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狭窄、绝对的弊端。

　　规范的特性

　　任何社会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具有社会文化特性和不稳定性，翻译规范亦然。图里承袭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将规范置于动态的社会系统中考察。他提出，规范有中心边缘之分，规范总是处于不断的中心到边缘、边缘到中心的动态变化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主流规范，边缘地带的则是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这些规范相互竞争、此“起”彼“伏”，先锋规范可能慢慢变得过时，主流规范也有可能渐渐被先锋规范所取代，规范总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Toury,1995:62-63）。规范的社会文化特性和不稳定性说明，探究一个文本或一种现象背后的规范必须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来考察。规范无处不在，但是规范不可见，于翻译研究而言，可观察到的往往是规范控制下的产品——图里所说的“文本（Textual）和文外(Extra textual)资料”（Toury,1995:65）。我们必须依赖这些现实的产品来重建规范、描写规范，以图重现译者翻译的过程。

　　规范客观存在，但规范必须通过翻译主体起作用，主体不同，选择遵循的规范就不同，因此，规范研究离不开对译者主体的关注。图里将规范作用于译者的过程界定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作为个体，译者总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某些规范而规避惩罚，因为规范总是意味着制裁。（Toury,1995:250/;1999:16）初入行的译者总倾向于选择处于主流、较易受到认同的规范，这有利于其获取身份认同，此时的选择倾向于适应规范，这些规范会逐渐内化为译者本身的专业能力。随着译者习得的规范越来越多，到达图里所说的“高级阶段（advanced developmental stage）”，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他们（指译者）的专业化水平得到认同，在规范之间的选择变得“游刃有余”，因此，当他们的专业和社会地位（social standing）足够高时，就可能反抗或违背（resisting）规范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并最终可能引领新的规范。（Toury,1995:253）

　　图里对于规范理论的阐述和运用，可以说是开辟了社会学视角进入翻译研究的先河。朝着这一方向，其后有大量翻译研究者［如西米奥尼、夏洛-雪菲（Rakefet SelaSheffy）等］从社会学视角切入，引入了更多社会学的概念，如场域（field）、惯习（habitus）等，这也将规范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解释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规范理论还是惯习理论，都只是促使翻译描写科学化的工具，都不具有绝对的决定性。与此同时，规范研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超出特定社会文化系统的人类整体翻译活动规律的探求。图里本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这就是下一个话题：翻译法则（translation laws）。

　　描写翻译研究之后——探寻翻译法则

　　如果说“假定的翻译”尝试回答“什么是翻译”，那么，“翻译法则”则要探寻“翻译可能是什么”。前文已有论述，这一问题本是理论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如此一来，“翻译法则”似乎有超出描写翻译研究之嫌，就此，图里做出了澄清。他认为，实际上，翻译法则在描写研究和理论研究中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链接（a vital link）”，是描写翻译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是促使翻译成为一门科学必经的历程。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或准科学都会以寻求共性为其目标之一”；翻译法则还有利于促进翻译研究应用分支的发展。（Toury,1980:167;1995:259）

　　在图里的理论框架下，翻译法则和翻译规范一样，都是描写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基于大量的描写研究所形成的解释性假设，其自身都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不同之处在于，翻译规范具有历史文化特性，而翻译法则是从无数的可观察的翻译行为中综合得出的规律，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法则。相反，如图里所言，“翻译法则具有盖然性的本质（probabilistic nature）”（Toury,1995:264）。这说明，翻译法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相反，它允许例外存在。正是鉴于这一本质，翻译法则都可以由以下最简单的命题形式衍生：在条件X 下，则Y的可能性较大（或较小）。（Toury,1995:265）

　　实际翻译活动的涉入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如何才能使描写尽量客观和科学？图里的“描写—解释”框架在真实的翻译活动和理论的形成中建立了一个“假设—检验”机制，具有理论性质的法则正是通过这一机制不断被“条件化（conditioned）”，进而体现其复现性（replicability）和实证性（Toury,1995:264）。在实际翻译中，不仅可能出现相似的条件，而且也可能出现相互抵触的情况。我们在考察一系列同向条件X1、X2……Xn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其反向条件Z1、Z2……Zn。如此，则构成一个较为复杂的双向正反命题，如下：

　　在条件X1、X2或/和Xn下，则Y的可能性较大，而在条件Z1、Z2或/和Zn下，则Y的可能性较小。（Toury,1995:266）

　　图里认为，该表达式更能体现法则盖然性的本质。但是，这个命题还是线性的，现实的条件可能相互交错，更为复杂，因此，他指出，该法则的最终形式是一个多重条件化（multiconditional）的复合命题，即：

　　在条件X1和Z1下，Y的可能性比在条件X1和Z2下大，更比在条件X1和Z3下大。（Toury,1995:266）

　　图里列举了翻译中的标准化（growing standardization）和干扰性（interference）法则作为示例。两者最简单的命题形式分别为：

　　在翻译中，原文本的语篇因子（texteme）倾向于转换成目标语的语言或文化库因子（targetlanguage or targetculture repertoreme）repertoreme指的是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语言库或文化库中的任何符号（sign），在此译为“语言或文化库因子”。。（Toury,1995:268）

　　在翻译中，原文本的构成特征倾向于转换到目标语文本中（Toury,1995:275）。

　　在实际翻译活动中，诸多条件和因素影响译者的行为，因此图里说，“法则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条件化的过程”（Toury,1995:271/275）。例如，翻译在目标语系统中的地位就是影响标准化法则的弹性度（flexibility）的条件之一，在此条件观照下，该法则可表达为：

　　翻译通常在目标语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这种地位越边缘，原文的语篇关系就越可能被忽略，甚至完全被目标语文化里具有同样功能的既定的语言或文化库因子所替代。（Toury,1995:271）

　　再如，干扰性法则的实现受到目标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两者相互地位的影响，因此可条件化为：

　　在翻译中，目标语系统下各种群体对干扰的抗拒程度各不相同，当翻译从强势（源语）语言或文化进入弱势（目标语）语言或文化时，目标语系统对干扰的容忍度和持久性倾向于增加（Toury,1995:279）。

　　翻译法则的条件化过程正好反映出其盖然性的本质，该条件化过程是开放的，社会文化参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它的还包括认知、交际等个体因素。关于此，图里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强调：翻译法则具有“级阶（graded scale）”的特征，因为翻译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决定了翻译法则不可能仅在单一层面体现，它受到“认知、语言（或跨语言）、交际、社会及文化等多重变量的影响”，所以不能用简单决定论的方法来界定法则，而要采用“概率思维模式（probabilistic thinking）”（Toury,2001/2004:20;2004:24-25）。在真实翻译现象中，任何翻译法则都是各种变量角力的体现，都是有条件的法则，并非绝对的毫无例外的法则。

　　纵观图里构建的翻译理论大厦，我们发现，他一直在引领翻译理论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轨迹靠近，这一点，在他对翻译法则的论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图里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充斥的规定性的论断，而采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假设推理和命题检验模式来定义翻译和翻译法则。随着这些假设命题在实证研究中不断被检验，甚至推演出新的假设，我们对翻译规律的认识也会螺旋推进，对翻译本质的探究亦更近一步。用图里自己的话说：

　　“现代翻译理论最终就是由相互联系的诸多假设命题（interconnected hypotheses）构成，因为只有这种经过实证研究检验过的假设才能为描写提供真正合理性的解释及预测(viable explanations with justifiable predictions)”（Toury,1995:267）。

　　结语

　　正如图里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的前序中所言，任何理论都“只是阶段性认识的结果，最多不过是为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添砖加瓦而已”（Toury,1995:5）。描写翻译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不是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的，而是在不断求变和求新中“描写翻译”，探寻翻译的本质。纵观描写翻译研究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描写翻译研究一直在不断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观点，这既促进了描写翻译研究自身的发展，也可能催生崭新的研究视角，近些年的社会学转向就是其中之一。总而言之，这种跨学科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描写翻译研究更全面和深入，理论的解释力亦显著增强，也许，这才是翻译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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