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Katharina Reiss）发表《翻译批评：前景与局限》（Reiss,1971/2000）两年之后，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根据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讨论了类型与策略的关系；文章中明显见到赖斯的影响，虽然他未提到赖斯的名字。这篇早期发表的长文《一种翻译途径》（Newmark,1973）涉及范围非常之广，除了“传意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意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两个概念之外，他多次提到一种叫做“信息翻译”（information translation，类似他后来的“传意翻译”）的方法——几乎包含了他后来论述的所有重要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纽马克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对语言深刻的理解，对翻译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仅此一篇所包含的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就足够大学本科生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只是和他后来的作品一样，文章结构比较松散，另外排版错误也比较多。我们这里只谈和翻译类型学有关的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纽马克进一步解释了布勒的三种语意功能。布勒的“暗指”（symbol）就是信息，以客体为中心，是再现的，有意图、有指涉的，是“认知”意义的狭义定义。“暗含”（symptom）是自我表现，以原文为中心，具有主观成分。“暗示”（signal）是劝诱，以接受者为中心，是呼吁、感动、召唤。作为语言学家的纽马克对翻译的细微观察确有他过人之处。他发现，如果翻译是在“词素、词汇、词组、小句、句子、段落”这几个层面进行的话，那么大致上可以说“暗指”“暗含”“暗示”三种文本分别和“句子”“词组”“段落”三种翻译方法有一一对应关系的趋势。（Newmark,1973：3）就是说，“暗含文本”（相当于赖斯的“表情文本”）的翻译单位最小，“暗指文本”（赖斯的“信息文本”）居中，“暗示文本”（赖斯的“感染文本”）的翻译单位最大。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翻译的“自由度”问题。一般来说，翻译自由度与翻译单位成正比。

　　他说：“信息文本（纽马克实际是随着布勒,用的是“暗指文本”，这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统一使用今天比较通行的赖斯的术语）的译者不必忠实于源语或目标语的惯例，他必须译出语言以外的具体事态，他关心的是所指之物，而非语言意义。”比如“晨星”和“暮星”都指“金星”，译者不必拘泥其具体的语义内涵（connotations）。（Newmark,1973：3）要留意的是这里说的是“信息文本”。这使人联想起中国关于“银河”与“牛奶路”的争论。当时如果认清了不同的文本体裁应有不同的翻译策略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中英互译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红茶”和“black tea”。严格说来，它的所指之物，无论怎样看，茶叶还是茶水，总有不精确的地方。但是翻译时我们很少见到按语义翻成“黑茶”或“red tea”的，而是根据目标语言对实物的命名来翻译。但是如果涉及文学内容的话，由于文本功能改变了（由信息文本变成了表情文本），翻译策略就可能要有相应的改变。

　　“表情文本”（纽马克当时用的是“暗含文本”）以作者为主导，译者应“完全”“盲目”地专注于源语的“用词”（words）。（Newmark,1973：3）这里要指出，赖斯的“表情文本”仅限制在严肃的“创作文学”范围之内，与布勒的定义有出入（布勒的“表情文本”所包含的文类远远不止文学作品），所以她在谈到形式的重要性的时候，多次强调“艺术形式”的对应，而没有谈到词汇或句法等方面（Reiss,1989：109;1971/2000：31－38）；这是赖斯理论欠缺的地方。而纽马克直接提出翻译“表情文本”要专注原文的“用词”。“用词”不应理解为狭义的词汇，而应是包括词汇、搭配、语序、修辞手段等的“语言形式”（而非一定是“艺术形式”）的统称。纽马克后来用过“美学形式”（与“艺术形式”区别不大），但它只包含声音效果和比喻（Newmark,1988：42-43），实际上修辞与搭配等属于语言与艺术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很难严格分清。对“表情文本”的范围界定，纽马克比赖斯更接近布勒的原意，但是他后面讨论翻译原则的时候，仍然集中在创作文学上（包括“自传、寓言”），直到多年以后（见下文）才加上“权威文本”（authoritative texts；Newmark,1981/1988：15）和“私人信件”等（Newmark,1988：39-40）。

　　“感染文本”（纽马克用的是“暗示文本”）“如果含有感情（emotive，后来纽马克特别强调这一点，布勒认为‘亲热的语言’和‘骂人的话’等富有感情的语言兼有‘表情’和‘感染’两种功能）”，翻译时就“必须遵循目标语适当文体的正式程度、笼统程度和情感深度，源语文本在这里相对并不重要。”（Newmark 1973：3）从这个翻译策略来看，纽马克把此类文本视为纯粹的“感染文本”了（即忽略了其中的“表情”部分），与布勒有些区别，但是具体翻译策略还要视情况而定。

　　文章的主要篇幅集中在“信息文本”［纽马克的信息文本还包括“施为文本”（performative），赖斯没有提到；但是此类是否一定属于信息文本还需讨论，我觉得它多少有点“感染文本”的味道，翻译时如果原文功能不变的话，翻译策略应该是尊重读者的需要，而非语义内涵］的讨论，定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后面再根据“表情文本”和“感染文本”的不同要求，对翻译策略做出修正。由于现实中很少有单一功能的文本，所以纽马克讨论“信息文本”的同时也夹杂有其它文本的翻译策略和具体方法，但是这样一来就显得比较凌乱。这可能是因为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纽马克后来就批评赖斯的模式过于“僵化”（Newmark 1981/1988：182）。

　　纽马克也谈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他一贯是字面翻译的推行者（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即使是以信息为主的文本，他也认为读者“有权利”期待除了语音以外的一切都再现出来。（Newmark 1973：9）他说翻译的重点不过两大块，一个是“思想”（thought），它包括“民族文化的差异”；一个是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包括“意义与语言、思想与‘恰当位置的恰当词汇’等等”。（Newmark 1973：4）他认为“思想主导用词，思想就是用词，但是在目标语中，用词和句法必须服从源语重点、语气和意义。”翻译时源语的语序经常保留，目的是为了再现原文强调的部分，而原文的句法则有时候要“牺牲”，并根据目标语的逻辑做出相应的调整。（Newmark 1973：4）

　　纽马克分出句法和词法两种结构，并认为词法结构比句法结构重要。所谓词法结构就是“几个词的重要搭配”，比如His intelligence allows the solid man to think是从法语译过来的，它符合英语的句法结构，但是不符合英语的词法结构；英语应该是Due to his intelligence,because he is intelligent,being intelligent…a serious person knows how to think clearly等译法。（Newmark，1973：10）这样，原文的重要词汇出现的次序保留了，也就保留了强调部分，但句法不同了。这一点是很多学者都想说清楚而没说清楚的，纽马克说得很具体，很多译者都会有类似的体会。关于这一点朱纯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从另一个角度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朱纯深，2003：161-208）

　　纽马克根据弗莱格（Gottlob Frege）的观点，把意义分为三层：主观思想（idea：文本中代表作者个人的部分，或用中文的“意”来表达更精确），涵义（sense：文本意义，或中文的“义”）和指称（reference：文本的真质，即外部世界）。（Newmark，1973：5）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德国哲学家、数学家、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弗莱格的论点和术语。弗莱格的主要观点就是语言符号有两重意义，一个是符号自身的意义（德语Sinn，英译本译为sense），我们可以说是文字意义；与此相对的是符号所指涉的对象（德语Bedeutung，英译meaning），弗莱格给它的定义是“专名（这里指一切语言符号）的meaning是我们使用它时所指涉的客体”（Frege，1952/1993：60）。弗莱格喜欢使用生活的语言，他的“meaning”如果用比较严谨的哲学术语表示的话，应该是纽马克用的“reference”，我们这里把它译成“指称”。（Frege，1952/1993：56-57）此外，符号自身的意义（sense）与指称（meaning）还必须和“联想”（associated idea）区分开来。同一sense对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不同的时候，可能引起很多不同的联想，因为“联想”是充满感情的、主观的、变化不定的。（Frege,1952/1993：59）由于Sinn（sense）和Vorstellung（idea）在中英文里都很难区分，我们暂用“涵义”和“思想”代表“文本意义”（Sinn,sense）和“主观思想”（Vorstellung,idea）。三者的关系是：“思想”对“指称”的意象是完全主观的，两者之间是“涵义”；“涵义”不再从属于“思想”，而具有客观性，但它还不是“指称”本身。（Frege,1952/1993：60）举一个生活中简单的例子。“电视机”的“涵义”可以说是通过“电”能带来“视”觉效果的“机”器，它的“指称”就是具体的语言之外的实物，“思想”则因人而异——对于贫苦地区的人来说，可能是生活质素的指标，发达地区的人可能把它看作生活必需品，而对一些城市家长来说可能是孩子读书的障碍等，可以说无穷无尽。弗莱格认为，翻译与原文的差别不应超出“思想”之外（Frege,1952/1993：61）。

　　纽马克进一步指出，一段话的真质在于它的“指称”，弗莱格说“句子的真质就是它的指称”（Frege,1952/1993：63），而“思想”渗透在“涵义”之中，任何词句上的改变都意味着“思想”的改变，除非原作者认为文字除了是“思想的外衣”之外，毫无自身意义可言（而纽马克不相信有这样的作者）。（Newmark,1973：5）

　　纽马克认为弗莱格的这三层意义和布勒的三种功能近似（Newmark,1973：5）。就是说，信息文本重“涵义”，因为此类文本基本上是客观的；表情文本重“思想”，因为文学创作具很大的主观性，或“个性”；感染文本重“指称”。最后这一种联系看上去比较牵强，但他的“指称”可能强调的是语言符号的真质，而感染文本的真质就是它最后的功能。但是在具体翻译策略上，纽马克基本上把信息文本和感染文本划为一类。他说：翻译信息文本和感染文本，译者选择读者最熟悉的词语，而非教科书、辞典、工具书上的词汇。（Newmark,1973：8）在信息文本中有一种和表情文本非常接近的，就是学术类作品。有的学者注意到了，比如，早期西班牙学者普希亚莱丽（Elsa Tabernig Pucciarelli）谈过“哲学文本”（赖斯反对）（Reiss,1971/2000：18），苏联翻译学者费道罗夫（A.B.Fedorov）分出“社会机构和政治文件”类（包括马克思经典、社论和讲话）（Reiss,1971/2000：20），纽马克甚至还把这一类放在表情文本中讨论。纽马克还说，当作者个人思想感情占重要位置的时候（表情部分），译者就要集中在文本的“内在意义”上。（Newmark,1973：8）根据上下文看，“内在意义”（intrinsic meaning）大概是词汇层面的意思。翻译信息文本时，如果原作者个人判断和意愿微乎其微，感情呈客观中性的话，那么译者必须首先考虑“指称”（外部世界），要“强迫”源语意义服从目标语的惯例。（Newmark,1973：10）

　　对于感染文本（感染功能纽马克还用过impressive，与expressive相对），如广告、宣传等信息功能比较低的文本，译文应不出目标语惯例，采用对读者影响效果最大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奈达近似）；原文的语言特点只是参考，不必拘泥，原文没有的声音效果、心理联想也可以使用。（Newmark,1973：14）这一点和赖斯的“艺术组织”（Reiss,1989：109；1971/2000：38－43）观点一样。

　　纽马克的表情文本虽然比赖斯的范围广，但他集中讨论的仍然是严肃文学。由于表情文本写出来是作者“自娱”的，而译文读者只为兴趣而读（即无信息文本和感染文本的实用目的），所以所谓动态对等之类的翻译方法完全不必考虑。表情文本的翻译难在语音效果，如节奏、韵脚、拟声等。文学翻译和其它类型翻译相比通常欠额（undertranslation）较大，就是丢失的多。翻译单位常常是词或词组。文学的语言都是寓言或比喻，所以这里“比喻总是要按字面翻译的，要求译者要有辨识比喻、用自己的语言再造比喻的直觉”（Newmark,1973：15）。

　　和赖斯一样，纽马克也把戏剧单划出一类，只是他认为戏剧兼有“表情”和“感染”两种功能，因为毕竟戏剧是为一部分“公众”创作的（比较上面他说的表情文本是作者为自己而作的；文学经典戏剧除外，见下文）。翻译戏剧的译者要决定如何改编原文以适应观众的需要。（Newmark,1973：16）

　　此后，纽马克又出版了《翻译途径》（Newmark,1981/1988）和《翻译教程》（Newmark，1988），更形象、具体地描述了他的翻译类型学。下面是他1981年制的几个图表，比赖斯更详尽，不但列出了一般翻译策略，还指出了具体翻译方法。以下是《翻译途径》中的几个图表。

　　表1文本连续轴（text continuum）

　　〖XB,HT5"H;Z<续表>〗

　　ABC

　　表情功能expressive

　　（或自我表现型selfexpressive、

　　原创型creative、

　　主观型subjective）

　　(AUSDRUCK表达)–

　　(语用pragmatic)

　　(文体stylistic)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或认知型cognitive、

　　指代型denotative、

　　再现型representational、

　　知识思想型intellectual、

　　指称型referential、

　　描述型descriptive、

　　客观型objective）

　　(DARSTELLUNG再现)

　　感染功能vocative

　　（或社会型social、

　　训诫型injunctive、

　　修辞型rhetorical、

　　情绪性affective、

　　激动型excitatory、

　　意欲型conative、

　　动态型dynamic、

　　指示型directive、

　　内涵型connotative、

　　引诱型seductive、

　　激发型simulative、

　　实施型operative、

　　建议型suggestive、

　　祈使型imperative、

　　劝喻型persuasive）

　　(APPELL感染)–

　　(语用pragmatic)

　　(文体stylistic)

　　注：表中大写的德文为布勒的用词（Newmark,1981/1988：13）

　　表1主要描述各类文本的语言特点和不同重心；表情文本以作者为中心，信息文本以“语言以外的信息内容”为中心（这意味着表情文本重“语言内的内容”），感染文本则以读者为中心。

　　表2译者连续轴（Translators continuum）（据弗莱格模式）

　　〖XB,HT5"H;Z<续表>〗

　　X1YX2

　　外部世界

　　EXTRALINGUISTIC

　　REALITY

　　(或指称 Reference,

　　或事态 Situation)

　　(BEDEUTUNG指称)

　　文本

　　TEXT

　　(或涵义 Sense,或言语Parole或社会文化层面Sociocultural level)

　　(SINN涵义)

　　语言符号

　　Language as Code

　　或语言langue,

　　逻辑文本logical text

　　(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语际、中性语言

　　Interlingugal neutral

　　language

　　Z

　　心理意象MENTAL IMAGE

　　或个人思想Personal idea

　　或主观层面Subjective level

　　(VORSTELLUNG思想)

　　注：表中大写的德文为弗莱格用词（Newmark，1981/1988：13）

　　纽马克按照弗莱格的“涵义”“指称”“思想”的分别，从译者角度看待文本。译者从文本的语言出发（Y），同时参照和比较真实的外部世界（X1，或者说是外部世界在作者脑中的反映）和文本语言的深层结构（X2），并把深层结构用目标语的表层句法结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译文和原文在“外部世界”和语言的“深层结构”上应该一致，不同的译本（或译本与原文的差别）只反映在主观层面，即Z的部分。（见上文谈到的弗莱格说“翻译与原文的差别不应超出‘思想’之外。”）

　　表1和表2可简化成表3：

　　表3文本功能

　　〖XB,HT5"H;Z<续表>〗

　　ABC

　　Expressive表情

　　Informative信息

　　Vocative感染

　　翻译层面

　　X

　　Y

　　Z

　　Referential指称

　　Textual文本

　　Subjective主观

　　（Newmark,1981/1988：14）

　　表3的上半部分表示原文功能，下半部分是翻译的不同层面。译者的工具包含三个层面，可以看作一个三筒望远镜（弗莱格的比喻）XYZ，用它来观察文本显示的功能ABC。根据不同的文本调整焦距：诗歌翻译聚焦于A，技术报告主要看B，广告集中在C，但是有时焦点集中在AB或BC中间。译者从X（客观外部世界）开始，不断参考Y（文本）；而Z（译者的主观成分）无论有意或无意，始终存在，译者要尽量将主观成分降至最低，译者的遣词造句不应付出任何代价，即只允许风格上的差异。纽马克认为这样还能分出文学类与实用类的区别。在实用类文本中，B（信息）与译者的X（指称）吻合，都是真实世界。在严肃文学翻译中，由于X是对人类行为和品格的评论，而且具有比喻性或寓言性，所以A（表情）为主要焦点，相对其他文本来说，Z（主观成分）也就影响最大。（Newmark,1981/1988：14）

　　纽马克把文本功能看成一个连续轴，和赖斯的三角形（见朱志瑜，2004）相比，明显不够全面，因为他忽略了重表情和感染的文本（即将焦点聚于表3的AC之间），如讽刺文学等。

　　表4显示语言功能对译者的影响。

　　表4（原文从略）

　　〖XB,HT5"H;Z<续表>〗

　　ABC

　　表情信息感染

　　1.典型范例文学、权威文本科技报告、教科书辩论、布告、法规、宣传、通俗文学

　　2.“理想”文体独特中性、客观劝诱、祈使

　　3.文本重点源语目标语目标语

　　4.中心作者（第一人称）事态（第三人称）读者（第二人称）

　　5.方法“字面”翻译等效翻译等效再创作

　　6.翻译单位小中大

　　最大单位搭配词句子文本

　　最小单位词搭配词段落

　　7.语言类型重修饰重实写重影响

　　8.意义损失大中因文化差别而异

　　9.新词与新意原文有，一定要保留非具充分理由不允许非正式文本，允许

　　10.关键词（需要保留）主导主题

　　文体标记主题词标记词

　　11.新奇比喻移译译义再创造

　　12.与原文比例大致同略长无定式

　　（Newmark,1981/1988：15）

　　由于所有文本都具有信息功能，所以表4内仅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1.所谓文本“范例”就是我在另一篇文章（朱志瑜,2004）里提到的大类（type）之下再细分出的小类（subtype）。5.翻译方法中纽马克用了“字面翻译”（literal）这个常用又无用的词不过是为了讨论方便，并非有意提倡这类传统术语，所以加了引号。他还区分了“等效翻译”和“等效再创作”，也有新意，但是到底区别在哪里却没有论述，因为按一般理解，“等效翻译”可能包含“再创作”的成分。如果按照语言上的等效与文化上的等效来区分，或大有可为，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9.“新词与新意”大概指的是作者自创的独特表达方式，应该和科技学术上的“新术语”分开。11.“新奇比喻”英文是unusual metaphor，“移译”（reproduce）与“译义”（give sense）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前者保留原文的意象，后者只翻意义，不保留意象。12.与原文的长度比例，纽马克并无提供语料支持，感染文本“无定式”倒是可以确定的。王克非的语料研究可以是重要的补充（王克非,2003）。

　　需要特别指出8“意义损失（loss of meaning）”中的一点。表情类损失大，信息类损失居中，感染类“因文化差别而异”是可以想见的。纽马克认为文本使用的语言手段越丰富（如文学类），形式就越重要，因而翻译的意义损失也就越大。（Newmark,1981/1988：15）这是因为文学类很难分清形式与意义的区别。但是这也显示出纽马克对语义丧失的重视，同时也看出他并非是彻底的功能主义者，因为功能主义关心的是忠实于文本功能，而且是译本的功能，而不是简单的忠实于原文的语义。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话题，这里只说一句，根据功能主义的理论，应该说在表情类文本的翻译中，“功能”损失大，信息类损失居中，感染类损失最小，因为表情类的翻译策略方法选择面较窄，而感染类则可以“不择手段”。纽马克很少谈到译本功能，他认为译者的意图（这里可以看作“功能”）通常和原作者的意图功能一样，（Newmark,1988：12）而事实并非如此。

　　后来在《翻译教程》（Newmark,1988）中，纽马克又补充了一些细节。见下表（原文从略）：

　　功能表情信息感染

　　核心作者“真理”读者

　　作者地位“神圣”“匿名”“匿名”

　　类型专题格式{布告

　　严肃文学科学教科书指示

　　权威言论技术报告宣传

　　自传商业论文公告

　　私人信件工业文章通俗文学

　　经济备忘录

　　会议记录

　　其他知识领域

　　或事件（Newmark,1988：40）

　　纽马克的信息文本和感染文本与赖斯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关于不同种类（subtype）翻译的具体细节的讨论重点有些不同。在这三种主要功能之外，纽马克还根据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理论分出“美学（aesthetic，雅各布森用poetic）功能”“交际语（phatic）功能”和“元语言（metalingual）功能”，并分别讨论了翻译方法。赖斯反对雅各布森的做法（她没提元语言功能，大概它并不造成特别的翻译困难），因为“交际语功能”并不产生于特殊的“文本形式”，而是产生于“文本用途”。“美学功能”可能出现在三种主要文本当中，也不足以构成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据。（Reiss,2000a：164）这也是事实，美学效果在所有的文本中都不能忽视，就是在完全信息文本中，美学效果虽然不占主要地位，翻译时也要体现出来，最典型的是“www”，虽然world、wide、web不很精确，严格说来，应该是world、wide、net（因为英文web没有这样的比喻用法），但是英文中world、wide要求头韵，中文翻译“万维网”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纽马克和赖斯的重要区别在于表情文本的范围。典型的表情文本有严肃文学、权威文本、自传、私人信件等，后三类是对赖斯分类的重要补充。纽马克认为在文学的四大类（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中，前三类最重作者感情的表达（即他以前所说的作者为自己而作的——“自娱”），而戏剧却明显是要面对观众的（Newmark,1988：39）——莎士比亚和契诃夫这类最伟大的戏剧家除外（Newmark,1981/1988:59）。他指出，表情文本表达作者的感情，不考虑读者的反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和我们以后要谈的文学翻译的策略有直接的关系。

　　“权威言论”包括所有作者地位或可信度高、语言能力强的文本，带有作者的“印记”。典型的种类有政治领袖的讲话、文件、条例法规、权威人士所写的科学、哲学以及“学术”著作等。（Newmark,1988：39）科学和哲学一类我们都可以权且看作学术性的著作。

　　自传、小品文、私人信件等表达作者内心世界的文类也具有表情功能，在这类文本中，作者的重要性显然最突出，而读者则远在写作背景之外。（Newmark,1988：39）

　　纽马克把权威言论划归表情文本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在界定和解释上却不够充分，甚至有些自相矛盾。权威文本有很强的表情成分，但是纽马克把条例法规和科学、哲学等著作也包括进去，可能是从这些文本的翻译策略倒推得出的结论。这类文本虽然按照功能来说，有的应该属“感染”（法律）或“信息”（科学）文本，但是翻译的时候有时比较重视原文的形式，特别是法律文本，几乎是字对字译出来的，一些哲学、科学著作也是如此。中国的马克思经典翻译就非常注重形式，译者不仅仅考虑它的内容或信息，读者也有兴趣知道作者原来是怎样说的，因为是经典（作者地位、可信度、语言能力）。但是科学文本无论怎样“权威”，除极少数的包含表情功能之外，信息仍是核心。

　　其实这里独特的只是哲学著作或学术著作。西班牙学者普希亚莱丽（1964）的三大类文本中就有哲学类。（Reiss,1971/2000：18）苏联的费道罗夫也把社会机构和政治文件划为一类（包括马克思经典、社论和讲话）。（Reiss,1971/2000：19）纽马克也注意到了某些文本的特殊性，把它们和表情文本一起讨论。他强调这些文本中也可能有很强的表情功能，但是这样就和布勒的原意有了区别。无论如何，译者不会像对待某些文学作品或技巧那样，为了形式而牺牲部分内容。我们说在这类文本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信息功能，但它包含表情功能。

　　纽马克单独分出一章讨论严肃文学和权威言论（Newmark,1988：162-173），他承认这两种文本的区别，1.权威言论明显针对一个目标读者群体，而文学是为作者自己的；2.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寓言性的，而权威言论主要是有具体指向的（denotative）。但是第一个区别超出了布勒的基本理论模式。布勒的语言表情功能指作者的“自我表现（symptom）”即作者的感情、性格、为人等，读者看到的、关心的首先是“作者”，然后才是“信息”。

　　信息文本和表情文本有时不易区分，因为几乎所有的表情文本中都可能具有客观信息，而信息文本也可能有作者的主观感情。但是翻译时主次应该分清，在无法兼得的时候，总要有牺牲。布勒的理论有助于分清这两者的区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布勒说骂人的话（比如中国的“三字经”）同时具有感染和表情功能，就是说，信息功能最弱。在这里读者看到的不是这三个字所包含的信息，而是：1.说话的人在生气（或者还有其它感情），而且是个粗俗的人（表情功能，即读者看到说话的人多于看到信息），2.听话的人也会被影响（感染功能）。但是在纽马克说的法律和科学的权威文本中，读者根本看不到作者。所以说，在以信息为主的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是客观事实，在以表情为主的文本中，读者看到的是作者。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出纽马克的翻译类型学，对于翻译策略，他提出“传意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意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简单地说，表情文本用语意翻译，信息文本和感染文本用传意翻译。需要指出的是，纽马克对赖斯模式做了一些微调，但并没有修正赖斯的大方向。总的来说，纽马克的翻译策略是动态的，比赖斯灵活，相对也复杂得多，包括了选词、频率原则、句法结构、词汇结构、动态对等、文化、机构名称、比喻等他后来多次强调的具体翻译方法。赖斯的具体译法则另辟章节论述，相比之下，她的论述更有层次。纽马克对文学翻译的方法的描述比赖斯详细。要强调一点，纽马克认为文学翻译（或“语意翻译”）并不对效果负责（即不要求等效），而赖斯却认为文学翻译要做到“美学上的等效”（Reiss,1971/2000：36）。在这一点上，纽马克却比赖斯更符合功能主义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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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克非：《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库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6期，第410-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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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朱志瑜：《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第3-9页。

　　［5］Frege,Gottlob.(1952/1993).“On Sense and Meaning”.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56-78.

　　［6］Newmark,Peter.(1973).“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Babel,(19):3-19.

　　［7］——(1981/1988).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Hemel Hempstead: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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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71/2000).Translation Criticism: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Erroll F.Rhodes.(trans.).Manchester:St.Jerome.

　　［11］——(2000a).“Type,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Lawrea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6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