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特征。翻译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一定的译者为一定的目的对一定文本的改写。翻译现象的重新定位，意味着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文本表面的语言形式，语言背后的文化、社会、政治、译者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也应当纳入研究的范围。本文所要讨论的框架语义学视角（简称框架视角）正是顺应这一要求的研究方法。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融合了语言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观点。作为一种综合考虑了语境、原型、感知、个体经历的意义理论，框架语义学理应对翻译现象，尤其在涉及译者决策方面，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早在其1988年的专著中就提到了框架语义学斯内尔-霍恩比采用菲尔摩早期的理论（相关讨论见下文），其论著中实际使用的是框架语义学的另一名称，“场景-框架语义学”(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特别指出该理论是研究文本（再）制作的创造性过程的一个“颇具前景的出发点”（SnellHornby,1988:79）。然而，框架视角二十多年后在翻译研究中仍然处于一个边缘位置，用框架理论研究翻译的学者并不多见，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斯内尔-霍恩比声称的“卓有成效的应用”（SnellHornby,2005:204），似乎言过其实。为何一个极富应用价值的研究方法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潜力？本文将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寻找一个答案，通过总结当前框架视角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点，探讨其发展方向与发展前景。

　　框架语义学理论简介

　　框架语义学，又称场景-框架语义学（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为菲尔摩（Charles J.Fillmore）在20世纪70年代所创建。菲尔摩基于语言学的语境概念、认知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心理学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框架概念，认为意义的确定必须参照一定的背景知识体系，该体系反映理解者的经历、信念和实践（Fillmore & Atkins,1992:76）。意义的参照体系在菲尔摩的理论中称为“场景”（scene），后来又改称“框架”（frame）其他学者还使用“情景”(scenario)、“图式”(schema)、“脚本”(script)、“方案”(plan)、“描述”(description)、“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等术语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概念。。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场景和框架一度是不同的概念。菲尔摩的早期论著（如Fillmore,1975;1977a;1977b;1978）强调“意义相对场景而言”（Fillmore,1977b:84），场景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现象，是“表现人类信念、行动、经历或想象的任何一种或大或小的连贯片断”（Fillmore,1977a:63）。此时的“框架”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以斜体表示指代语言形式的“框架”。则是场景在语言中的表现，提供与典型场景相关的一系列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Fillmore,1975:124）。场景和框架之间是一种相互引发的关系。框架中的语言形式可以激活某种心理图景，即这里所说的场景，反过来，人们由心中所想的场景也可以联想到一定的语言框架；此外，不同的场景或框架同样也可以相互引发。场景和框架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以往的经历、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当然，所引发的场景、框架在具体细节上也依赖于语言使用的语境条件。在菲尔摩1976年及近三十年来的论著中（如Fillmore,1982/2006;1985;1992;2005），场景的概念为“框架”所取代此时，菲尔摩恢复了“场景”一词的本来用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可指涉“框架”所表达的内容。，“场景-框架语义学”顺理成章更名为“框架语义学”。除了术语的变更，菲尔摩的前后期理论并无实质的改变，仍可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意义的获取其实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按照框架论的观点，理解语言意味着根据语言的使用环境，从大脑的储存库中调出相关的记忆，即从人们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恰当的框架；框架相当于一种“心理画面”（mental picture），理解一个词语，就是说在唤起恰当的心理画面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词语所指向的那一部分。应当看到，这一过程中，语言的意义固然是因框架而来，框架本身亦是由语言唤起，语言形式在此相当于观察整体画面的一个“视角”（perspective）（Fillmore,1977b:86）。有关框架在理解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菲尔摩曾用“商业交易”的例子作详细说明（Fillmore,1976:25;1977b:102-109;1978:165;2006:378），在此不赘述。

　　在菲尔摩的论著中，框架观点常常用于解释单个词语或词组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框架理论只限于词汇语义方面的应用。事实上，框架概念“在篇章语义学和语法语义学上，也被视为一个得力的工具”（Petruck,1996:6）。根据框架语义理论，如果语言信息连续输入，第一个词语引发的心理画面将相应扩充，新的画面也可能不断形成，累积起来的画面最终发展为一个具有一定连贯性的总体，即“文本世界”（text world）。简单地说，文本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形成心理场景—补充场景细节—引入新场景—形成连贯的文本世界”这样一个过程（Fillmore,1977a:61,74-75）。除了文本的语言信息，框架语义学也认同个体在塑造文本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原型场景，具体框架的选择（尤其在文本有歧义的时候）仍然取决于读者本人的判断。此外，丰富场景细节，填补场景间隙，建立不同场景间的联系，也直接依赖于读者的个人经历和知识。

　　总而言之，框架语义学从认知角度出发，综合考虑语境、原型、感知、个体经历等因素，为意义的形成提供了全面、整体的解释。其理论价值在人工智能、词典编撰、话语分析、语言习得等领域都有相当的体现。

　　框架视角的发展现状

　　根据斯内尔-霍恩比的叙述（SnellHornby,2006:110），瓦纳林（Mia Vannerem）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将菲尔摩的理论应用于翻译教学。瓦纳林和斯内尔-霍恩比于1986年合著的文章可视为框架视角的最早期代表。随后，陆续有研究者尝试以框架理论的观点讨论翻译现象。按照研究的特色和重点，运用框架视角的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的研究重在理论探讨，主要代表是一些早期论著（Vannerem & SnellHornby，1986；SnellHornby，1988:79-86；Vermeer & Witte，1990；Neubert & Shreve，1992:59-68)。此外，也包括近年来一些关于框架视角的介绍性文章或述评［肖坤学（2005），SnellHornby(2006)和俞晶荷（2008）等］。这些研究最大的特色是奠定了框架视角的理论基础，其中，斯内尔-霍恩比用场景-框架语义学的观点重新阐释翻译过程的论述尤其值得一提。她认为，译者从一个既定的框架出发（该框架源自原文作者具一定原型成分的场景库），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推断原文所描述的场景，由这一场景，译者必须从目的语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框架，其中又涉及更多的决策环节（SnellHornby,1988:81）。斯内尔-霍恩比的论点明确地揭示了框架语义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重大意义。在框架视角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是一个译者决策的过程，翻译的成败在于译者能否再现恰当的场景，而再现恰当的场景又取决于译者的经验阅历、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可以说，在翻译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翻译关系、翻译标准和译者角色，框架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审视思维。

　　如果说斯内尔-霍恩比对框架理论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应用，纽伯特（Albrecht Neubert）和史瑞夫（Gregory M.Shreve）则更多地着眼于框架概念的细节。他们首先以自己对文本和语言运用的独特见解，为框架概念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纽伯特和史瑞夫认为文本的理解视乎于交际者的“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和“间接语言共现”（indirect linguistic copresence，即知识的一种联系机制），而无论是共有知识还是间接语言共现，都意味在文本之外存在一种类似框架概念的知识体系（Neubert & Shreve,1992:59-60）。。文本被视为一种有形的联系纽带，藉此可以为框架内各元素以及不同的框架建立联系。因而，译者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凭借文字表现出来的框架。由于源语和译语的框架系统不可能完全对应，译者有必要适时地调整语言这一框架索引工具，务求最接近的框架配对（Neubert & Shreve,1992:60-62）。纽伯特和史瑞夫还特别讨论了菲尔摩对框架的分类，指出不同框架可能带来的翻译问题及相应的应对策略。这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无疑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不过，他们对框架概念的应用主要还是停留于理论，所用的例子也只是简短的词组或句子，具体的翻译问题和翻译策略尚未得以深入探讨。

　　在斯内尔-霍恩比等学者的大力推介下，框架视角开始受到更多研究者的注意。由于框架概念多用于词汇意义的分析，在翻译研究中似乎也更适合于文本微观层面的讨论（参见SnellHornby,2005:197），于是有些学者将框架概念和其他理论结合起来，以便更全面地解释翻译现象，这就是第二组研究。此类“非纯粹”框架视角的典型代表是阿曼（Margret Ammann）的翻译批评模型（Ammann,1990）。基于目的论和翻译行为论，阿曼认为应该以功能原则为基准，通过描述、比较原文和译文模范读者的阅读策略来评定译文。具体地说，翻译批评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译文内部的一致性、原文在源语文化中的功能、原文内部的一致性、译文和原文间的一致性阿曼的翻译模型区分了两类“一致性”：文本内部的一致性和文本之间的一致性。一致性可以体现在文本内容之间、形式之间以及内容与形式之间。无论哪一种，强调的都是文本和文本功能的统一。。阿曼强调文本的功能，但不同于其他功能派学者的做法，她的分析模型引入菲尔摩的场景、框架概念，根据文本背后的场景判断文本策略是否合乎文本功能。从总体上看，阿曼的翻译批评模型至少在三个方面成功地运用了框架语义理论：一是结合模范读者的概念，以分析框架、场景间的相互关联代替分析意义的传统方法，考虑了意义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和读者因素；二是把框架、场景概念应用于文本层面和元文本层面，从内容和形式风格上把握文本的特征；三是从模范读者的角度塑造文本世界，并把单个场景置于整个文本世界的背景下考察，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这些都体现了框架视角的一个核心理念：翻译不是词与词的配对，而是着眼整体、重造格式塔的过程（SnellHornby,1988:84）。阿曼的翻译模型兼备功能理论和框架理论的一些明显优点，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在学术界（尤其是德语地区）引起一定反响，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其他研究者对框架视角的兴趣。近年来将阿曼的翻译模型应用于具体翻译批评的例子，（Blaschke,2001;Vogt,2002;Chen,2004），也再次证明了框架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可行性。

　　第三组的研究注重框架理论在解决具体翻译问题上的作用。研究者多立足于框架语义学的基本理论，针对某一类问题展开讨论，从中总结出一些有效的翻译策略或是为已有策略作出新的解释。其中，库斯莫尔（Paul Kussmaul,1994;1995;2000a;2000b;2005）探讨了创造性翻译，罗霍（Ana Rojo）和巴伦苏埃拉（Javier Valenzuela）（1998）和汪立荣（2005;2011）讨论了词义翻译及词义习得，罗霍（Rojo,2002a;2002b;2009）分析了涉及文化因素的翻译和幽默翻译，俞晶荷（2004）总结了有关俄汉时间范畴的翻译，斯内尔-霍恩比(2005)和周颖（2008）则论及隐喻的翻译。与前两组相比，这一组的研究者倾向于翻译实践，但在例证分析中也不乏有理论上的闪光点，库斯莫尔和罗霍（Ana Rojo）均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库斯莫尔的论著凸显了框架语义理论作为一种动态意义观的优势。他认为，相对于结构主义语义理论和原型语义理论，菲尔摩的进步在于充分考虑了原型意义潜势和交际环境在意义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Kussmaul,1994）。在场景-框架语义学中，场景库斯莫尔所用的是场景-框架语义学理论，在此也沿用相关术语。是一个原型概念，具有相对明确的核心部位和模糊的边界。处于边缘地带的场景特征不是意义的必要组成，但库斯莫尔强调（Kussmaul,1994:7-9），概念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别却是源于概念范畴不明朗的边缘部分。因此，当文化因素介入概念范畴时，译者必须把注意力由范畴的中心转到边缘，并根据语境和背景知识决定哪一部分的语义特征应当体现在译文中。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译文，以不同的表达形式达成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就是库斯莫尔所言的创造性翻译。场景虽然是建立在典型经历之上，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意义的动态性正是体现在交际环境对原型意义的影响上。不过，库斯莫尔在这一方面的讨论并没有多少新内容，而是简单地把概念的非常规用法归结于语境和交际功能的影响。

　　除了文化上的差异，语言系统间的不对称也往往带来翻译的难题。库斯莫尔后来的几篇文章（Kussmaul,2000a;2000b;2005）就如何发挥译者创造性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根据场景和框架的引发关系以及场景的形象化特点，他总结了五种翻译策略。第一种是“范畴链接法”，即把不同的概念范畴（框架）统一在特定的场景下。如果把一个概念范畴视为特定场景中的一环，通过视角转变，就可以其他环节再现场景。第二种是“场景元素选择法”，适用于翻译抽象概念，是将表达框架由“虚”化“实”的过程。利用场景的图像特征，抽象的概念范畴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场景，而场景又可由适当的场景元素来表现，因而译者的任务也就转化为对场景元素的选择。第三种是“场景扩大法”，因为场景间没有截然的分界，原文框架指向的场景在译文中可以适度扩大，增加某些表现细节。第四种策略与第二种相对，即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原文的具体描述，相当于为场景标注归类，称作“场景标注法”。最后一种策略，译者以自创的框架表达原文场景，称为“框架创新法”。由这些策略可见，框架视角下，创造性翻译其实是一种源自理解技巧的翻译技巧；场景、框架的概念揭示了认知过程中的种种可变因素，利用这些因素，译者完全可以在翻译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库斯莫尔强调场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免忽视了场景视角本身可能具有的意义。

　　框架视角在罗霍的文章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她详细区分了各种性质的概念体系，建立了一套适合考察翻译现象的框架分类法（Rojo,2002a），从而可以在更广的层面上论证框架视角对翻译研究的意义。在框架的分类问题上，罗霍没有采用菲尔摩的分类菲尔摩把框架分为两种：“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和“交互框架”（interactional frame），前者对应相对独立、相对简单的概念，后者用于描述常规发展模式的具体交际情形（Fillmore,1976:25;2006:378-379）。但恰如纽伯特和史瑞夫所指出，两种框架其实没有截然的区别，它们的差异只是在于结构方面（Neubert & Shreve,1992:62）。，而是借鉴了认知心理学家维加（Manuel de Vega）的分类模式（Vega,1984）。她认为，涉及文化因素的框架主要有五种：“形象框架”“情景框架”“文本类型框架”“社会框架”和“类属框架”，其中社会框架又包括“地理来源框架”“社会地位框架”“人际框架”以及“体制框架”。罗霍从各类框架的特征入手，探讨了不同框架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带来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她从认知的角度，对许多常用的翻译策略作了新的阐释。例如，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行为动作，表面上看似乎只反映一种普通的形象框架，但从文本的角度看，这些行为动作可能与人物的性格有关，甚至可能是人物类属框架的直接组成要素。这种情况下，译者有必要在译语框架中体现相关的细节（Rojo,2002a:319-320、344）。又如，情景框架不仅可以补充文本中未曾出现的细节，而且可以规定特定情境下行为的恰当性。因此，译者在建构译语框架时必须兼顾语义、语用、风格等方面的内容（Rojo,2002a:320-321）。尽管罗霍的框架分类法拓宽了框架概念的具体应用范围，她的框架视角在应用深度上仍有相当的局限。罗霍似乎经常把框架等同于语境、文化和功能各要素的简单叠加，忽视了框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征和功效。其分析问题的模式往往是以“框架”开头，随即转到对语境、文化或功能的讨论，而且最终也是以这三方面的要求来评定一个翻译策略。如此一来，框架理论成了“新瓶装旧酒”，本质上与动态翻译理论或交际翻译理论并无区别。

　　罗霍讨论幽默翻译的两篇文章（Rojo,2002b;2009）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框架理论 罗霍(2009)一文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理论，框架理论只是辅助说明，并且该文对框架概念的应用也完全可由前一篇文章体现，在此我们只讨论罗霍(2002b)。。她认为，翻译幽默以营造对等语用效果为标准，首先要了解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机制（Rojo,2002b:38）。具体地说，译者必须从幽默产生的原理入手，了解原文作者是如何利用语言、情景和文化知识操纵读者的理解，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以相同或不同的程序调节目标读者的理解机制，达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效果。罗霍重点讨论了产生幽默效果的五种方法：框架改造、框架强化、隐喻式框架配置、借喻式框架配置和综合性框架配置。框架改造指作者以非常规观点改造原型框架，让文本所呈现的框架与读者心目中的典型框架形成某种反差，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框架改造的途径可以是窜改现有框架、建立新框架、引入新的框架联系及引发错误框架。框架强化与框架改造相反，是用语言手段强化读者既有的典型框架来营造幽默效果。后三种方法都涉及特殊的概念映射方式，隐喻式框架配置将一个框架的概念映射到另一个框架中，借喻式框架配置是把同一领域下彼此关联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纳入同一范畴，综合性框架配置则兼具两者的特征。以上这些调节认知机制的方法同时适用于原文和译文，既是幽默的理解策略，也是幽默的翻译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框架视角还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框架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论证，但在实践上，当前的研究基本上是局限于某一类别的翻译问题，全面、系统地以框架视角探讨翻译现象的论述仍然相当少见。

　　框架视角的发展前景

　　一个研究方法的发展前景与其本身的理论和发展现状有莫大的关联。框架视角今后的发展潜力，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特点。

　　与其他理论相比，框架视角在理论基础上具有两方面的明显优势。首先，框架视角基于框架语义学的整体意义观，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全面观察问题的角度。框架语义学吸收了原型论、语境论和格语法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独特解释力。框架视角下，一方面，意义因其原型基础而具有相对稳定性，代表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相关概念的“标准语境”（Violi,2001:185）。另一方面，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又受限于概念的具体使用环境，即语境。这里的语境，确切地说，是一种“认知语境”，是语用者感知到的文内、文外环境以及从这些环境中推断出来的信息（参见 Rojo,2002a:314）。标准语境和认知语境的相互作用就是框架选择、调整和配置的过程。对于当前日益强调描述性视角和跨学科视角的翻译研究而言，这种动态、完形的意义理论显然是一个非常相宜的解释工具。框架视角的另一个理论优势在于框架概念的灵活性。从内容上看，框架可以表现任何概念范畴，可以是静态或动态的事物、具体或抽象的事物、物理或心理的概念、空间或时间的概念、平面或三维的场景、共时或历时的场景（Fillmore,1977a:63,72-74）。从表现框架的语言单位来看，框架可以在任何语言层面上体现。框架的单位不仅包括常见的意义单位，如词语、词组、句子和篇章，而且包括比词语更小的次语汇单位和比篇章更大的超文本单位。次语汇框架当前框架理论中并没有专门的术语指代词语框架之下的次框架。在此暂且称之为“次语汇框架”，以区别于其他框架单位。次语汇框架利用词语框架中各题元角色的不同搭配，说明词语在不同使用环境或不同视角下的意义差别。Fillmore & Atkins（1992）对RISK一词的词义分析即是应用次语汇框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解释传统语义学未能够区分的细微的意义差别，超文本框架则可说明文本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的互文性特征。框架概念的灵活性还体现在框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上。我们不仅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呈现同一框架，也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透过同一视角展现框架。由这些特征，不难看出框架视角实际上兼备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方法的优点（参见SnellHornby,1988:80），在应用范围和解释力度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此外，框架概念的灵活性可以让我们以一种灵活、开放的态度看待翻译现象，为翻译研究注入新思维。

　　然而框架语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菲尔摩自己也承认他的概念和术语仍有改动的空间（Fillmore,1977b:136）。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框架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框架概念定义模糊，难以界定。框架概念内容和形式上的极大弹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往往意味着概念“过于空泛”“缺乏体系”、不易“观察和检测”（Dresher & Hornstein1976:357;Winograd,1977:172;Shanon,1981:36;Rojo,2002a:346）有些评论是就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理论而言，但同样可适用于菲尔摩的理论，因为明斯基和菲尔摩的框架论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菲尔摩虽然提过框架由边缘元素和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元素构成（Fillmore,2005:617），但他并没有说明何谓“核心元素”，更谈不上为不同的概念范畴详细区分各类核心元素。缺乏必要的定义标准，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两个场景在什么情况下属于同一框架，什么情况下又属于不同的框架“原型”虽然经常用于区分不同的范畴，但并不足以充当所有范畴的参照物，因为不是所有的概念都有原型，而且“原型”本身也是一个原型的概念。。另外，框架理论容许概念在不同语言层面的框架上体现，如果没有一定的界定标准，我们也不能断定交际中应当选用哪一级别的框架。对翻译研究来说，这些问题直接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在译文中的表达。框架理论的第二个不足与视角概念和视角功能有关。在菲尔摩的定义中，一方面视角反映语用者所聚焦的那一部分场景，在表现场景的同时也暗示了语用者希望引起注意的某些额外信息（Fillmore,1977b:97）。另一方面，框架理论承认一个框架可以由不同的视角呈现。如果语用者并无特别的用意，视角也可以纯粹是一种表现场景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存在两种基本视角：强调性视角和普通视角。强调性视角具有附加意义，如果场景是意义的来源，由强调性视角展现的场景和由普通视角展现的场景，理应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框架理论没有明确区分两类视角，也没有系统地探讨视角对场景内部结构或外部关联方面可能存在的影响在菲尔摩的讨论中（Fillmore,1977b:93-97;2005:617），视角表现为场景的核心元素，如果句子代表场景，句子的核心单元（即“Nucleus”，由谓词及与谓词直接相连的成份构成）则相当于视角。这其实是把视角的概念简单化了，因为表现为核心场景元素的视角只是一种典型，表现为句子形式的场景也是一种典型。。框架理论的第三点不足表现为框架概念的相关术语不一致。前面提过，菲尔摩曾对“框架”和“场景”下过截然不同的定义，“框架”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经历了由语言学性质到认知学性质的转变（参见Ungerer & Schmid,1996:208-209;Bednarek,2005:690），原本用作认知学概念的“场景”则逐渐恢复了本来的意义。然而当前的研究中，一些活跃的研究者，如斯内尔-霍恩比和库斯莫尔等，仍然沿用场景-框架语义学的一套术语。与此同时，与“框架”类似而不尽相同的概念也为部分研究者所采纳。这就容易造成概念混淆，长远来看不利于框架视角的发展。

　　研究实践方面，由第三部分的文献回顾可见，框架视角理论基础上的特点已经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具体实践中的特点。在此，我们将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三个方面作一些补充说明。框架语义理论综合多种理论观点的优势，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而且，它作为一种“完形”意义理论，也非常适合翻译研究的内在要求。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实用性优势，研究者一旦建立了框架理论和翻译研究的联系，基本上都是实用导向，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要的研究目的，很少进一步作理论探讨。涉及文化、语境因素的翻译问题是研究者最常讨论的问题，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翻译问题很多时候都与文化、语境差异有关，并且框架理论充分考虑了这两方面对意义的影响。然而联系框架理论的特点，研究者似乎忽略了框架视角在解释理解的个体差异问题方面的潜在优势。在研究方式上，一方面基于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者普遍把对意义的研究转为对框架的研究，以更直观的图像化方式讨论翻译问题。论证中，研究者的着眼点不是语言和意义的单向联系，而是语言、框架和意义的相互关联，从而可以更加周全地把握文本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当前对框架概念的一种“降解式”应用。文本中概念所反映的场景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也是另一个场景的构成元素。但不少研究者似乎忽视了场景的后一种身份，他们使用相对简单、分散的例子，分析与翻译问题直接相关的“小场景”，而未能从小场景与大场景乃至整个文本世界的关系上进行系统的论证。他们的例证分析也往往回到对文化因素、语境因素的逐个解说中，未能反映框架理论在文本整体方面的独特解释力。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对框架视角今后的发展作一个大致的预测。首先，鉴于框架理论自身的不足，研究者有必要根据翻译研究的需要，从理论上完善框架理论，解决框架的界定问题，将可能构成框架的种种模式具体化。其次，目前相对薄弱的理论导向型的研究将会是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从框架的角度阐释翻译理论大致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研究翻译现象的基本问题，如翻译概念、翻译标准、翻译单位、可译性、译者自由度等；二是研究与框架视角相关的理论问题，如框架配置模式对意义的影响、场景和周围场景在定义特征上的关联、框架的分类和意义类型的关系、框架体系和文本连贯的关系等。再次，实用导向型研究将随着理论上的完善而进一步发展。除了文化因素和语境因素，语言使用者对意义的影响也将是框架视角关注的重点。这方面，一个很有发展空间的研究领域是对重译、转译、自译等特殊翻译现象的探讨。最后，作为一种极富弹性的理论，框架理论和许多理论都有相通、互补之处，在翻译研究日趋跨学科化、跨领域化的背景下，框架理论和其他理论的整合研究也可能成为框架视角的一个发展途径。

　　结语

　　以上我们回顾了框架语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近二十年来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上的应用。现有研究表明，框架视角虽然极富发展潜力，目前仍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上都难于与主流研究方法等量齐观。究其原因，一是框架理论本身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二是研究者对框架视角的理论探讨不够，在研究实践上又往往受限于理论的局部应用，未能充分发挥框架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殊解释力。然而，框架视角具有许多研究方法所不能比拟的理论优势和应用优势，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扬长补短，假以时日，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对译者、研究者、普通学生以及任何积极主动的读者，都具启发意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SnellHornby,200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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