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民众的各种欲望，各种生存、生活需求，不同的认识导致不同的治国思路。儒家从始祖孔子起就强调义利之分，到董仲舒时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宋明理学时推至极端，认为人有欲望是错误的，是违背天理的。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自周公起就有民本主义的传统，历代都有肯定民欲合理的声音，反对漠视并践踏民欲、摧残人性的错误理论，这种声音越到后来越强大，形成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这种治国思路，笔者称之为“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一、正确看待民欲，承认民欲合理

　　“人性好利”是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一部分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基本看法。《管子·形势解》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法家人物商鞅认为，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求。人好利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改变不了的，人的一生，就是追名逐利的一生，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好利本性所支配。因而好利是合理的，是社会发展、富国强兵的动力。继商鞅之后的韩非，也认为人性是好利的，而且把人好利的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首先他指出人的好利本性是源于生存需要，每个人都有欲利之心，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如果父母对子女养育不周，子女大了有怨言；父母老了，如果子女赡养不尽力，父母会责备。父子之亲尚且如此计较，无父子之情的人与人之间，无疑更是利益的交换，君臣之间亦概莫能外，表面上讲忠信仁义，骨子里都是各为其利。

　　韩非认为，人生就是求利，人是讲利益的人，用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人”。既然人的好利本性源于人的生存本能，那么，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并将人们引导到为国家服务的轨道上，而不是像荀子主张的“化性起伪”。

　　汉代刘安，亦认为人性好利。由于好利是人之本性，所以治国要以此为出发点，“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参见刘安《淮南子·汜论洲》，《四部备要》第5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3页。。

　　汉代司马迁认为，民欲的基本表现是关心自己的生活，谋取个人的利益，这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的要求是不应该遏制的，也是不能遏制的。他说，神农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清楚的，《诗》《书》中有描述，“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心里向往荣耀，已成习俗，“终不能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待民欲，历代统治者对策不一。“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史记》第129卷，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