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新思潮。其代表人物，在20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三四十年代有冯友兰、贺麟，50年代后有唐君毅、牟宗三。他们复兴儒学的志向远大，重构儒学的体系宏大，但其努力成效甚微。到了80年代，出现转机，快速发展。新儒学的第三代传人，如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积极活动于亚洲与欧美、大陆与台湾之间，四处讲演讨论、著文立说，对现实的挑战一一做出回应，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使之成为20世纪的一大思潮。

　　1985年，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在大陆引起了重视。这年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大陆宣讲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他认为由孔子到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现在已转入第三期。他以东亚文明即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腾飞为例，向人们论述儒学的现代活力。这一观点虽然大体来自40年代末牟宗三的儒学三期发展说，但对当时中国大陆学术界来说，犹如投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一时间儒学的过去与现在，儒学与现代化，儒学与工业东亚，儒学本身能否现代化，等等，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1986年就有10多篇文章专门讨论新儒学，其中以方克立的《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和李泽厚的《略论现代新儒家》最为有名。1987年这类研究文章上升到30多篇。同年9月，国家“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市举行了第一次现代新儒学思潮研讨会，使大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由分散、自发状态步入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迄今为止，已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多部专著。各高校和社科院的研究生以此为题选做硕士或博士论文的越来越多。

　　现代新儒学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忧患意识”是它的理论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构文化理论体系的方式和手段，再度弘扬儒学是其追求的目标，“儒家的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生命意义”，等等，是这一文化思潮的总特征。它影响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新见解：

　　第一，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强调要珍重传统，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他们比“全盘西化”派和“国粹主义”派高明。“全盘西化”派主张全盘反传统，而“国粹主义”派又一味崇扬传统。现代新儒家虽然也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们一方面不排拒西学，主张融合西学，另一方面对待传统的基本倾向不在“复古”，而在通过“反省”进行“重建”。当代新儒家甚至提出要“分疏”传统，即有的该“继承”，有的要“解纽”。这是对传统文化既抱“温情与敬意”，同时又加大理智分析分量的态度。

　　第二，挖掘传统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