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典籍汗牛充栋，但这并不等于每个中国人生来就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办事看问题都具有历史的眼光。在大力开展两个文明的建设，深入改革，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的今天，我们提倡多一点历史的眼光，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是我党多年来奉行的思想路线。怎样理解“一切从实际出发”呢？如果细分一下，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二是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既要有现实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眼光。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很重视历史科学，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他们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研究了整个历史，因而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办事看问题，如果只看到现实因素的一面，而忽视了历史因素的一面，那么就不全面了，就是半截子的从实际出发，就会出现偏差。

　　第二，历史与现实虽然有区别，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实是正在展开的实际，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实际，过去了，但它仍然存在，即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果”来源于历史的“因”。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现实是历史的产物，而将来又是现实的产物，历史可以忘掉，但不能抹掉；可以不提及历史，但不能割断历史。现实的一面是外在的、显露的，历史的一面则是内在的、深沉的；现实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到，历史的一面则易被忽视。然而，人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遇到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以及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被保留下来的，应当如何去改变它。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必须了解社会的历史情况。只有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看，才有利于整体地看，立体地看，多方位地看，看得更真切、透彻。

　　第三，历史对现实时时发生着影响，起着制约作用，或是推力，或是阻力，或是活力，或是惰力，或是几者兼而有之。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四大发明，文化灿烂，这一切都是历史，不是现实，但它对活着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起着鼓舞作用。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贞观之治的唐太宗，金戈铁马的忽必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勇于变法的王安石、张居正，诗坛的李白、杜甫，词苑的苏东坡、辛弃疾，一代名相诸葛亮，民族英雄林则徐……每个中国人一想起这些“风流人物”，莫不肃然起敬，力量倍增。而当想到近代史的屈辱，想到曾被西方视为“东亚病夫”，则莫不沉痛，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更加强烈。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地大人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社会生产力落后，科学文化水平尚不高，又背负着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沉重历史包袱。这些历史原因，使我们在四化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制约我们的前进速度。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华，但也有不少糟粕。例如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门阀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家长作风、迷信鬼神巫术、迷信“八字”命运，等等。这些历史遗留物，无不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建设发生摩擦或冲突。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的眼光，就难以看清这一切，就不易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

　　第四，我们看问题，分析社会现象，如果仅从现实出发，不同时从历史出发，结论就会有失偏颇。例如战后的日本、联邦德国发展很快，迅速地从战败的废墟上崛起。我们是战胜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文化水平虽然有很大的提高，但和日本、联邦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某些方面甚至差得很远。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战前就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科技和人才基础，所以恢复很快，发展很快，而我们的基础很薄弱。如果我们不用历史的眼光纵向地看一看，仅仅是横向地比，就会得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其实历史条件本来注定了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三十多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了两三百年才达到今天的现代化程度。同它们相比，我们的速度还算快的。近年来中日贸易出现逆差，有些青年学生就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甚至有人把“对外开放”的政策当成“门户开放”而加以反对。如果我们的同志多一点历史的眼光的话，就会把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作个比较，就会看到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因而不至于以个别失误而否定大局。

　　第五，多一点历史的眼光，有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采取得当的方法。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香港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结束它在外国统治下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党和政府做出“一国两制”这一远见卓识的重大决策时，就是照顾历史，尊重现实，充分应用了历史的观念，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走出了一条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了，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失误。有的同志对改革求成心切，把改革理想化，似乎搞改革，一切都应该是顺当的，立竿见影的，因而对改革求全责备，容不得改革有半点失误。一旦改革过程中出现点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便指手画脚，口出怨言。如果这些同志多一点历史的眼光的话，就会正确对待改革。搞改革向来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的改革，比历史上的改革更全面、更深刻，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那样，“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多一点历史的眼光，能使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多一点历史的借鉴，考虑得更周详，在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骄不躁，稳步前进。相反，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就会出现大折腾，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类现象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

　　第六，多一点历史的眼光有利于我们每个人正确对待各种困难，对待挫折或逆境，保持上进的胜利信心。司马迁写《史记》期间蒙受奇耻大辱的宫刑，他一度想自杀。但他回顾历史，看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忿》；诗三百篇，大抵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于是他振作起来，忍辱负重，继续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终于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就拟了这样一副对联激励自己：“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许多志士仁人都善于从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那里汲取力量，勇于拼搏，终于干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们提倡每个同志读一点历史，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学会历史辩证法，多一点历史的眼光。这样，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办得更好一些。

　　（原载《北京日报》1986年12月1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