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富有诗的气息的国家，中国人的诗性精神、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奠基了 c。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的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

　　a郑刚中：《论郑虔阎立本优劣》，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版，上册，第69页。

　　参见莺谷：《旷世奇才——诗书画三绝的徐渭》《美术大观》 2000年第1期。

　　c林庚：《中国文学史》，大道印务公司 1947年版，第3，0页。

　　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

　　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a

　　闻一多先生说得很明确，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主流，就流淌在诗歌的河床上。中国文学、文化的其他类型，无不浸润着诗歌的特质和精神，因此，整个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诗文化”——这里所说的诗文化，不单单是说诗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主要样式，而且更是说，诗的精神，弥漫、扩散，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中国人生活的每个细节、每处角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原色。

　　中国诗文化的第一个高潮，在先秦时代。《诗经》和《楚辞》，构成了中国诗文化历史第一个波峰上并峙的两座里程碑。《诗经》主要是生活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民众或贵族阶层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没有明确的作者的。而《楚辞》则是南方长江流域的贵族或上层士人阶层的作品，它从一开端——屈原那里，便打上了鲜明的个体色彩。

　　《诗经》的作品，包罗万象。有情歌，如《周南》中的《关雎》、《秦风》中的《蒹葭》、《邶风》中的《静女》、《卫风》中的《硕人》等，留下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深情缱绻的清词丽句；有农事和劳作的体验，如《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楚茨》等，截取了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场景，呈现出在古代人们为了追求“多黍多稷”而付出的艰辛与乐观的信念；有政治抒情诗和讽刺诗，如《王风》中的《黍离》、《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吟唱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人生失意，以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a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孙党伯、袁春正主编：《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6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