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以来的西藏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事实：西藏统一地方政权及政教合一制度的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始终是在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推动和直接作用下而得以完成的。例如，西藏自吐蕃王朝以后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萨迦政权，是在元朝政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藏的统一政权——即西藏地方第一个统治全藏的以五世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是于公元1642年直接依靠蒙古和硕特部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建立的；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是以清朝于公元1751年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而最终得到确立和完善的。此外，西藏的噶伦制、摄政制以及军队建制等也无一不是由清朝所建立。也就是说，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政治的发展，尤其是统一政权及政教合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其真正的动力并不来自西藏社会内部，而主要是由外部政治力量，即中原政权或蒙古的政治力量所促成的。

　　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不能排除外部政治力量方面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是元以来中原政权或蒙古势力在政治上统治西藏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却并不完全是由外部政治力量方面所决定，从内在的、更主要的背景来看，它同时也存在着西藏内部方面的深刻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自元朝以来西藏内部的政教力量及其政权在政治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倾向。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元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明显地呈一种逐步递增与强化的趋势。

　　公元1247年，当阔端同萨迦派领袖萨班会晤于凉州并授权萨迦派管理卫藏政教事务之后，西藏内部很快即呈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西藏其他各教派首领也随之纷纷趋往北方蒙古地区，并通过各种渠道，竞相依附于蒙古王室。这样，在西藏各教派势力内部，为从蒙古人那里获取权力而与萨迦派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虽然这场权力角逐最终并未动摇萨迦派的地位，但它本身则深刻反映了西藏教派势力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事实上，在整个元代，西藏各教派之间对元朝政治力量的主动依附和权力竞争始终未曾停止过。各教派均有其各自的蒙古皇室后台，止贡派受到蒙哥汗的保护，蔡巴派受到忽必烈的保护，帕竹派和雅桑派托庇于忽必烈之弟旭烈兀，达隆派则托庇于阿里不哥。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又如，发生于公元1290年的“止贡之乱”，即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争，双方均有各自的蒙古后台及蒙古军队的支持。同上书，第43～44页。也就是说，止贡派敢于同萨迦势力抗衡，主要并非依靠自身的实力，而同样是倚靠了蒙古势力的支持。后来，帕竹政权取代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