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西藏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公元7世纪以来，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大体呈现了三次大的向外发展过程：

　　第一次是公元7～9世纪以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为标志的向外发展过程。这一次向外发展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吐蕃王朝版图大幅度地向东拓展，使西藏吐蕃文明最终扩散和覆盖于整个青藏高原范围，从而为后来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以藏传佛教为共同心理素质和重要联系纽带的、具有多元构成的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地域与文化的基础。

　　第二次是公元13～14世纪，以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的宗教文化联系为基础，导致西藏教派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发展。这一次向外发展的结果，不但导致了西藏与中原政权政治隶属关系的正式确立，而且也使西藏教派势力及其政权形成了一种依靠外部政治力量，即中原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的模式。

　　第三次是从公元16世纪中叶到公元17世纪，以藏传佛教向整个蒙古地区和蒙古社会的传播为标志的西藏文明在文化上的大规模向外发展过程。这次发展导致了整个喇嘛教文化圈大幅度地向东延伸，也标志了整个西藏文明重心的进一步向东倾斜。

　　从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的这三次向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首先，在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的过程中，西藏自身均表现了极大的主动。吐蕃王朝向外的军事扩张基本上是由其自身的发展需要所决定，因而吐蕃王朝的向外扩张，完全由其自身主动发起和自发进行，这一点自不用说。公元13世纪在元朝对西藏进行政治统治的同时，西藏教派势力同样对元朝统治者表现了主动和强烈的政治依赖。他们不仅在宗教上竭力对元朝统治者进行渗透和影响，而且最终通过宗教途径实现了与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紧密结合。同时，西藏各教派势力之间为获取元朝统治者的支持始终存在着激烈竞争。公元16世纪后半叶，在藏传佛教向蒙古社会的传播过程中，西藏教派势力方面亦表现了同样的主动。最突出的例子即是当时作为格鲁派领袖的三世达赖喇嘛，不但应邀前往青海与俺答汗会晤，而且亲自辗转于北方蒙古各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传教活动，并圆寂于蒙古地区。

　　其次，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的结果，均为西藏社会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从性质来看，吐蕃王朝的向外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军事武力的扩张。这种武力扩张带有极大的征服性和掠夺性。而后两次向外发展，则主要是以文化的向外发展为基础，而导致其经济和政治的向外发展。但是，无论是以军事武力方式还是以文化传播方式体现的西藏文明这三次向外发展过程，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