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东部的中原文明体系，就种族文化与经济类型而言，明显地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的民族系列，这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主要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系列和北方草原地区主要以众多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系列。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两大民族系列之间的冲突、对抗、融合与同化始终迭宕起伏、延绵不断，构成了中国历史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同时，在南、北两大民族系列的冲突与对抗中，北方的游牧系民族始终成为一种极为活跃、极富扩张性与主动性的历史因素。所以这种冲突与对抗的结果，不但导致北方游牧系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南下和入主中原，而且也迫使以农耕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化重心不断发生南移。元代以前，汉民族文化重心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两个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南移。这一南移的结果，客观上使得北方游牧系民族在辽阔的中国北方地域的活动更趋活跃和更具扩张性。但是，另一方面，北方游牧系民族南下进入中原后，又总是不断地与庞大的汉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发生融合和同化，从而使二者逐渐趋于一体。因此，历史上北方游牧系民族的一次又一次地南下中原，不仅导致了中原文明在体积上的日趋庞大和在地域空间上的迅速拓展，而且也给中原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扩张性。毫无疑问，西藏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与中原政权发生深刻有机联系的。

　　很明显，在西藏被引入中原和最终纳入中原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并不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而主要是得力于北方极富扩张性的游牧系民族。事实上，西藏正是在中国北方游牧系民族的扩张和入主中原过程中被带入中原的。完成这一历史功绩的即是公元13世纪初崛起于中国北方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蒙古。

　　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所起的重要纽带作用，可以由下列几个显著的事实得到确认：

　　第一，西藏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与确立，是通过公元13世纪初北方蒙古势力的强大扩张和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来获得实现的。

　　第二，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元朝对西藏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统治。这一统治不但使后来明朝作为元朝的征服者得以顺利继承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使西藏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理所当然将明朝视为新主而迅速主动地投入其治下，上缴元朝敕印，换取明朝敕印。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直接为后来西藏与明朝政治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明末清初，当中原发生政权更替及大规模战乱而对西藏暂时无暇顾及之际，蒙古势力再次由西北南下进入西藏，在西藏建立起以五世达赖为首的统治全藏的噶丹颇章政权(西藏的统一政权自此靠蒙古的力量而得以形成)，并再次形成了蒙古对西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