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公元1653年，清朝通过五世达赖进京朝见以及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二人的册封所确立的对西藏的权力还仅仅是一种间接统治权力，即当时在清朝与西藏之间还间隔了和硕特蒙古的势力，清朝只是间接地通过和硕特蒙古来行使它在西藏的权力和影响，那么，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在西藏所看到的局面，则是清朝权力的逐渐上升以及和硕特蒙古势力在西藏政治舞台上的动摇和退出，也就是蒙古对西藏统治权逐渐向清朝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积累和演变，最终是以公元1720年清朝直接出兵西藏，驱逐蒙古准噶尔部势力而趋于完成。

　　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向清朝的转移?这一权力转移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固始汗以后西藏达赖喇嘛政府与和硕特蒙古关系的演变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固始汗在接受清朝册封的次年，即公元1654年病逝于拉萨哲蚌寺。［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本，第127页。固始汗的死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遭到了削弱。这主要由两个方面所决定。其一，固始汗的子孙们无论在政治智慧和个人威望上都远远无法与固始汗相比。加之当时固始汗的子孙们均以青海为根据地(固始汗在统治西藏以后将青海交由其诸子驻牧)，因此，他们前往西藏继承固始汗的汗位以后，其兴趣往往不止在西藏，同时还关心自己在青海的利益，为此，他们不得不经常往来于西藏和青海之间。其二，固始汗与达赖喇嘛所建立的联盟，对于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隐患，这就是固始汗在取得对西藏的控制后将西藏的经济大权拱手让给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集团。这样，不仅使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获得了充分保障，而且也使掌握西藏经济大权的格鲁派集团具备了在政治上发展的基础。这种情况决定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已经存在被架空的可能性。当固始汗在世时，这一苗头即已初见端倪。王森先生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中就指出：“五世达赖在中央有清帝室的大力支持，在地方有固始汗的尊信，又掌握了卫藏地区的全部税收，有为数众多的黄教寺院作他的支柱，具体执行卫藏地区行政事务的第巴，又是他手下旧人(指索南饶丹，他原是五世达赖的侍丛)。所以五世达赖在固始汗辖区之中，卫藏地区以内，虽无正式名义，也实际上有一定实权。”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王辅仁、陈庆英在《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中也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格鲁派有了经济大权，也就具备了在政治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