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西藏高原由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兴起而逐步形成的三足鼎立局面，最终以雅隆吐蕃部落的强大及其对象雄、苏毗两部落的征服而告结束，从而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如果说从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最初的兴起及其发展程度足以表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出现于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象雄，那么，为什么最终完成西藏高原统一大业的并非是文明发生最早的象雄，而恰好是文明发生较晚的雅隆部落呢?对这一点，只能有一个解释，这就是后来，尤其是在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的文明中心已逐渐发生了转移，即从最初以象雄为中心的藏北和藏西地区逐渐转移到了以雅隆吐蕃部落为中心的雅隆河谷地带。毫无疑问，这也正是雅隆吐蕃部落得以最后肩负起统一西藏高原这一历史重任的原因所在。

　　那么，西藏文明中心为什么最终会由藏北地区向雅隆河谷地带发生转移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西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以及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之间经济生产类型的差异所决定的。

　　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是整个西藏高原范围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这里以雅鲁藏布江及其众多支流而形成了许多宽阔的河谷平原，其中尤以雅隆河谷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下游河谷平原最为富饶。这里地形开阔、平坦，平均海拔仅为3500米，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沟渠纵横，是整个西藏高原最理想的人类居住场所，同时也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存繁衍首先是依靠对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来进行的。藏南谷地虽然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闭塞而未能成为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但是，它在整个西藏高原范围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使它最终必然会在西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中心的位置。藏语中将拉萨河谷和雅隆河谷一带合称为“卫”(dbus)，即“中心”之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也称此地是“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雅隆河谷地带的这种中心地位，显然在雅隆吐蕃部落统一西藏高原以前就已确立。与此相比较，藏北地区虽然因其有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及游牧部落的流动迁徙特点而成为了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但由于它的自然环境较藏南谷地恶劣，海拔极高，气候干旱、寒冷，地旷人稀，人口相对分散，加以藏北游牧部落经常处于流动迁徙之中，这一切都使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也就是说，藏北地区缺乏使其文明持续发展的优越地理环境和条件。而雅隆部落所处的藏南谷地则具备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这无疑是导致西藏文明中心由藏北向以雅隆部落为中心的藏南谷地转移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经济生产类型上来看，雅隆部落兴起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之中，这里“地如砥，原野秀沃”，极适宜农业生产。这样的自然环境也决定了雅隆部落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的经济生产类型。这与藏北地区的象雄和苏毗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经济生产类型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无论在人口数量增长或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相比，都具有较大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流动迁徙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同时，从事农业往往有比较固定的经济来源，这一切不仅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耕社会的人口居住相对密集，生产关系密切，所以社会的整体性较强，其社会组织系统和国家权力的发展也要完善得多。相反，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相比，则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在游牧社会中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并且因游动迁徙频繁，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较差，经济来源也远不如农耕社会那样稳定。因此，其人口的增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可以说，雅隆部落与藏北地区的象雄和苏毗在经济生产类型上的差异，亦即雅隆部落所具有的定居农耕优势，同样是导致西藏文明中心最终由藏北地区向雅隆河谷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

　　西藏文明中心向雅隆河谷地区的转移，首先表现在雅隆部落兴起以后，大量吸收和引进了象雄地区以本教为核心的文化。前面已经提到，在聂赤赞普降生前，本教已开始向雅隆地区传播。聂赤赞普在位时，曾大力提倡和引进本教，并在雅隆修建了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聂赤赞普的儿子木赤赞普也笃信本教，专门从象雄请来木卡布木布到雅隆传教，他自己也苦修“吉邦桑瓦”，并获得共同与殊胜成就。至第七代止贡赞普时，本教已在雅隆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当时赞普身边的本教徒拉本、古辛等人控制了很大权力，几乎达到左右赞普的地步，引起止贡赞普的恐惧，遂下令灭本，可见当时本教徒在雅隆部落内部已拥有很大势力。不久，止贡赞普为部下所杀，他的死可能与其灭本有直接关系。及至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恢复王位后，又重新恢复了本教的地位，他请象雄的敦君吐钦来雅隆传教，挖掘了止贡赞普灭本时的伏藏，并和“六庄严”一道发展了它，使雅隆地区的本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土观宗派源流》引西藏古代史料说，从聂赤赞普起，雅隆部落共26代赞普都以本教治其国。《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所谓以“本教治其国”，可能是指一些本教的领袖人物参加到统治者行列，他们在赞普左右居高位，参预政治、军事事务的决策，同时也协助赞普威慑、控制臣下属民。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也许正是这种将本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做法，才使本教在雅隆地区获得了很大发展。也就是说，雅隆部落之所以大力引进和吸收本教，是与其政治体制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的。

　　此外，西藏文明中心向雅隆河谷地区的转移，还突出表现于雅隆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迅猛发展。如前所述，雅隆部落在布德贡杰时，就已“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为耕地”。《〈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金属冶炼、犁耕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出现，标志着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到布德贡杰之子埃肖列时代，又出现了“以多卡计算田亩，以脱计算牲口，以沟渠引溪水灌溉，在溪水口，水浇田也从这时开始。”同上。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到达日年色时，雅隆地区的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景象。据藏文史籍载：“这时始有升斗，造量具以称粮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而在此以前西藏地区无贸易标准——升斗及秤。”同上。度量衡的出现及贸易价格的议定，反映了雅隆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这时还出现了犏牛、骡子等杂交牲畜和储存山地草类等新的畜牧技术。犏牛是农耕的主要畜力。牲畜杂交品种的出现和储存山地草类，标志着雅隆地区的畜牧业已开始从原始畜牧业向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定居畜牧业转化。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据有人推算，在朗日论赞时代，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沿岸河谷以及从林周、墨竹工卡以南的拉萨河谷地带，人口已达到20万。王克：《西藏人口史考略》，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雅隆部落在政治上也日渐强盛。继聂赤赞普在雅隆河谷兴建第一座宫堡——雍布拉冈之后，布德贡杰时代，又以篡位者“罗昂的牧马人”所居的娘若香波宫为基础，建造了著名的青瓦达孜宫，可见当时已把宫堡视为王权的象征。此外，布德贡杰还在雅隆建造了第一座陵墓即止贡赞普墓，并举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有属民参加的祭祀活动。布德贡杰之后，“六列王”(又译“地贤六王”)时代，又连续建造了5座青瓦孜宫堡。据记载，从布德贡杰到达日年色时代，还有十几座小邦王和大臣们居住的堡寨也修筑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山南等地，掀起了营建宫堡的高潮。陵墓的兴起，尤其是宫堡的大肆营造，显然已标志着雅隆部落作为西藏高原新的政治中心的迅速崛起。

　　总之，至迟在公元6世纪前后，位于雅隆河谷的雅隆悉补野部落已经迅速强大和崛起，成为了继象雄之后西藏高原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逐渐开始了从雅隆河谷向北扩张的活动。

　　从史料记载看，雅隆部落的统一事业应始于达日年色赞普时代。《雍仲本教目录》记载,达日年色曾率领其部征服了十二小邦，但在与洛扎王作战时被打败，陷于囹圄，后被本教大师救出，继续征服其他部落。《贤者喜宴》载，雅隆部落在达日年色时，将“诸小邦中的三分之二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本巴王(banparje)、阿柴王(vazharje)、昌格王(dranggarrje)、森巴王(zinporje)、象雄王(zhangzhungrje)等均被治服，娘(nyang)、巴(sbas)、嫩(gnon)等亦纳为属民”《〈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贤者喜宴》这段记载显然有夸大之处，吐谷浑和象雄当时都还未被征服，而且达日年色也不可能越过苏毗去打吐谷浑。但是，雅隆部落其势力在达日年色时开始逐渐向北推进，并征服了若干小部落则是可以肯定的。

　　雅隆部落向北扩张，首先遇到的强大对手，即是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当时，苏毗的势力与雅隆部落不相上下，《新唐书·苏毗传》载“苏毗，……号孙波，在诸部最大”，对雅隆部落构成很大威胁。然达日年色在位期间，苏毗内部却出现了分裂。苏毗王森波杰·达甲吾为政昏乱，被赤邦苏勾结叛臣念氏灭其国，不久政权又为念氏所把持，因而引起苏毗豪族的不满，内部矛盾重重，势力日衰。不满于念氏专权的苏毗豪族娘氏、韦氏、农氏三姓密相盟誓，阴谋发动叛乱，乃共遣使者渡江拜谒达日年色，称愿归于“悉补野赞普之下”，邀其出师北伐。正处于上升时期的雅隆部落早有觊觎江北的野心，达日年色毅然表示：“余妹虽在森波杰前(即苏毗王女侍——引者)，但，愿从诸君之言，共举大事”，巴考、杜散、托玛斯：《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940年巴黎版，第104页。这意味着已许诺兴兵北伐。但值此关键时候，达日年色因年迈去世，其子朗日松赞(即朗日论赞)继承王位。

　　朗日松赞继位后，实行了强有力的统治，使雅隆部落的社会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进一步增强。为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他进行了积极准备，他进一步招降纳叛，除娘、农、韦三氏外又取得了另一苏毗重要豪姓蔡邦氏的归附，与四姓举行秘密会盟，商议举事策略，又让会盟者各自潜回原地，以作内应。

　　终于，公元600年，朗日松赞亲率精兵万人，在苏毗叛臣的策应下，向苏毗政权发起了猛烈进攻，“遇大河即行涉渡，逢沼泽即绕道而越，遂破宇那堡寨，灭顽敌魁渠森波杰。”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完成了击灭苏毗、一统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业绩。自此，雅隆部落的势力范围大为扩展，南达雅隆、达保；东到工布、娘波；西北达藏地、朱孤；北到苏毗之北，巴考、杜散、托玛斯：《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940年巴黎版，第105～107页。成为横跨雅鲁藏布江南北的一个强大政权。

　　在平定苏毗之后，朗日松赞进行了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他对北伐有功之臣悉加擢用，原苏毗各地方豪强、外戚象雄家臣皆同雅隆旧臣一起供职宫廷，分享高位。同时将原苏毗的土地及奴隶也分别封赐给北伐有功的苏毗降臣和雅隆旧臣。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朗日松赞赐苏毗降臣娘氏、韦氏、农氏奴隶各1500户，蔡邦氏300户。不久藏蕃小王马尔门叛乱，为外戚象雄家臣琼保·邦色击平，“以藏蕃两万户来献”。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朗日松赞又把这些民户转赐于琼保氏。琼保氏部将米钦有平定达保之功，亦予重酬。从这些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活动来看，很显然，朗日松赞在吞并苏毗后所组建起来的已非过去的吐蕃部落联盟，而是一个扩大了的新的部落联盟。

　　然而，这一新组建的部落联盟并不稳固。由于雅隆旧贵族并未在吞并苏毗过程中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他们对朗日松赞重用苏毗降臣的政策心怀不满，从而加剧了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在朗日松赞统治末期，其“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指原苏毗王——引者)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犛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公元629年，朗日松赞被叛党“进毒遇弑而薨逝”。同上。

　　王子松赞干布幼年亲政。松赞干布，汉文史籍又记为“弃宗弄赞”。其人“性骁武，多英略”，《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为人慷慨才雄”。他很快以铁的手腕戡平贵族叛乱，“对进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又采纳宰相娘·莽布杰尚囊的建议，“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同上。于是，“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同上。国中复定。

　　戡定叛乱后，松赞干布首先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内政、巩固其统治的措施。他先后剪灭了苏毗豪族娘氏和外戚象雄家臣琼保氏等一批位高权重、桀骜难制的强臣。同时恩威兼施，罢黜并安抚韦、鞠、努、岸、蔡邦、俄玛岱等苏毗豪宗，给予优厚待遇。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松赞干布的权力和地位，并由此确立了赞普专制的政体。接着，松赞干布开始积极作征服象雄的准备。他先以其妹赛玛噶公主嫁象雄王李迷夏，并密授机宜，以为内应。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得其妹送来的乘虚兴兵暗语，乃“发兵，灭李迷夏，……统其国政。象雄王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为编民”。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铅印本，第61页。至此，松赞干布最终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并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

　　关于“吐蕃”一词，作为地区名称显然是在雅隆悉补野部对西藏高原诸部及其疆域不断兼并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与原来的“雅隆悉补野”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