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考古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致情形，那么，与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相对应，西藏高原的历史及社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呢?

　　必须承认，要对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的西藏高原历史进行深入探讨，目前仍存在一定困难。这主要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藏文文献史料不仅相对匮乏，而且因其大多带有较浓厚的传说色彩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一批藏文古籍的整理、发表，使得藏学界对吐蕃王朝以前西藏历史的研究也随之取得了较大进展，因而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在此，我们不妨依据已整理发表的藏文史籍的记载，对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历史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小邦时代”

　　通常，在论及新石器时代以后至吐蕃王朝以前西藏高原的历史时，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聂赤赞普降世做“吐蕃六牦牛部”首领谈起。事实上，从大量藏文古籍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西藏高原的历史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从“小邦时代”逐渐到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形成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递变的呢?

　　众所周知，一般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期大体属于母系氏族时代，而父系氏族时代则大致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工具的出现相对应。西藏的金属时代，据童恩正先生推测，大致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但从最近拉萨曲贡遗址中已发现青铜器来看，西藏青铜工具出现的时代还应提前。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五部遗教》《四洲之源》和《贤者喜宴》等在叙述西藏“王政”统治前的“十个时代”或“七个时代”时都曾谈到金属器械的出现，这恰好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西藏高原的一些地区已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参见褚俊杰《试论吐蕃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过渡》，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关于西藏文明的源流，《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叙述了如下演变序列：首先是猕猴变人，然后因谷物分配上产生不和而分成“四氏族”“六氏族”及各具特征的“四种人”，接着便是玛桑九兄弟(masangsspundgu)即《贤者喜宴》所说的“玛桑九族”统治。《〈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等等，可能是指母系氏族的氏族部落血缘团体，而“玛桑九兄弟”统治则有可能已进入了男性统治的父系氏族时代。

　　在进入父系氏族时代后，西藏社会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小邦”时代。《汉藏史集》即记载在“玛桑九兄弟”的统治之后，西藏出现了许多“小邦”，一开始有“二十五小邦”，后来又有“十二小邦”及零星的“四十小邦”。《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贤者喜宴》也记载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发展成“四十小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在记载聂赤赞普以前的西藏社会时，也谈到“在此之前状况，当初分散的局面即如此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家臣如此应世而出”。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这些所谓“小邦”，实际上是一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的部落和氏族。从《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的小邦表来看，目前可考出地望的小邦大致有：

　　象雄——在今天的阿里地区，据本教传说，其都城为琼隆银堡，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

　　藏——在娘若切卡地方，娘若即今天的年楚河流域。

　　罗昂——在娘若香波地方，娘若同上。

　　森波——在岩波，即今天拉萨河以北的彭波，朗日论赞时改名。

　　吉——在吉若，可能在今天的拉萨河流域。

　　贡——在贡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娘——在娘地方，即今林芝地区的尼洋河流域。

　　达——在达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亚松——在松地方，即后来的苏毗，在今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参见褚俊杰《试论吐蕃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过渡》，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由上可见，小邦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遍及了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贤者喜宴》还进一步记载了小邦情况：“这些小邦喜欢征战残杀，不分善恶是非，一旦获罪便投入监狱。四边之王(指汉地、印度、大食、格萨尔——引者)时常侵害，……(小邦)战胜不了他们，以至吐蕃地方兵员日减，欲迁往别处，各小邦又不允许，于是只好不住平坦大地而去占据坚实山崖，饮食不济，饥渴难忍，吐蕃地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贤者喜宴〉摘译》，黄颗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从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小邦时代”，实际上即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彼此弱肉强食、各自为扩大势力而频繁争战的军事民主时代。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王”和“大臣”，《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小邦表都列有十多个小邦的王臣名单；二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堡塞”，《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小邦表》载：“在各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堡寨。”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这说明，在小邦时代，各小邦不仅已出现了与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语)，而且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域中心——堡寨。这些堡寨最初大约是用于战争目的，后来便发展成为都城一类的地域组织中心。我们知道，公共权力的确立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即按地区来划分居民)过渡是文明时代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两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各地的小邦无疑已处于文明时代的边缘，有些小邦则可能已出现了国家政权的雏形。

　　西藏的小邦时代可能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假如我们以金属工具的出现作为西藏父系氏族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开端，那么，小邦时代则有可能延续了四五百年时间，即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当然，不可否认，有些小邦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政”统治建立之后。

　　二、象雄、吐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形成

　　在经历小邦时代各小邦之间的长期争战和兼并之后，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西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它们分别是象雄(Zhangzhung)、吐蕃(tevhod)、苏毗(SumFa)。这三大部落联盟显然是在不断征服和兼并各小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形成年代最早、历史最古老的要算象雄。

　　(一)象雄部落联盟

　　在小邦时代，据《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当时比较著名的“十二小邦”中，就已经出现了象雄。这说明，象雄可能是以原“象雄小邦”为基础，在不断兼并和征服周边其他小邦之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同时，象雄也无疑是继小邦时代之后在西藏高原出现的一个时间最早、统治地域辽阔、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象雄最初的地域，据藏族本教学者格桑丹贝见参(skalbzangbstanPavirgyalmtshan)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分为三部，即今天的阿里、拉达克等地为“内象雄”；卫藏等地为“中象雄”；多康等地为“外象雄”。虽然古象雄王室的势力是否曾扩展到这样广阔的地域目前还缺乏证据，但象雄的范围最初包括今天西藏大部分地区则大体可信。也就是说，象雄的势力范围最初可能包括了后来吐蕃部落的一些地区。但在吐蕃部落兴起后，这些地区遂为吐蕃所统治，使象雄的疆域随之缩小。故《世界地理概说》载中象雄“东面和蕃(bod)接壤，有时也受蕃的管辖。”加之后来苏毗部落崛起，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这样，后来的象雄就主要只限于今天阿里和克什米尔了。汉文史书称象雄为羊同，《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这里反映的显然是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情况。从“大量的象雄语存在于现在的拉达克、库纳瓦里以及旧时西藏西部地区”卡尔梅：《本教历史及教义概述》，见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1集，向红笳、陈庆英译，第47页。来看，也与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大体吻合。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象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早期的象雄，大约只是一个较大和较松散的部落联盟。《五部遗教》称“一切象雄部落”，说明它是由众多的部落组成。《玛旁湖的历史》(mtshomaphamgyilorgyus)也记载，当时除象雄王室外，还有“象雄十八王”，并对每个王及其部落首府都有详细记载。象雄王辛绕(gshenrab)的弟子辛唐玛俄杰(gshenthangmavodrgyal)曾做过十八王之一的赤怀拉杰(khriWerlarje)的古辛(skugshen，相当于护身医)。可见，这十八王代表了彼此不相统属的十八个部落，但它们都臣服于象雄王室，这十八王后来可能陆续被象雄王室统一，因为史书中以后未再出现这十八王王位承袭的记载。

　　据本教传说，象雄的都城为琼隆银城，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很明显，在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崛起以前，古老的象雄曾一度拥有以西藏北部和西部为中心的非常辽阔的疆域，并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象雄文，而且还成为西藏传统土著宗教——本教的发源地。因此，象雄可以说是自小邦时代之后在西藏高原形成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毫无疑问，象雄所产生的高度文明，尤其是它的宗教与文化对后来的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二)雅隆吐蕃部落联盟

　　雅隆部落通常又称“吐蕃”或“吐蕃部落”，是继象雄之后在雅隆地区(藏南谷地)形成的一个部落联盟。早在雅隆部落以前，雅隆地区已存在六个小部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说：“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之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顿祉共为七人，赤顿祉之子即为聂赤赞普。”接着又说聂赤赞普降世来做“吐蕃六牦牛部”的“王”。《第穆萨摩崖刻石》也说：“天神六兄弟之子聂赤赞普来主人间。”王尧编：《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这里的“天父六君”“天神六兄弟”和“吐蕃六牦牛部”，显然都是指六部落而言。这六部落最初可能各自为政，无统一的首领(王)，至聂赤赞普时，六部落产生了联盟的需要。《贤者喜宴》记载，聂赤赞普降世时，六族曾共同去迎接，这标志着六部落从此联合为一个整体。原来的“吐蕃六牦牛部”便成了“父王(聂赤赞普)的六族属民”。这样，聂赤赞普即成为雅隆吐蕃部落联盟第一代赞普，号“鹘提悉补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年。

　　聂赤赞普成为雅隆部落首领后，进一步扩大领地，“将努王(shubsrje)所有小邦收为属民”《〈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并建雍布拉岗堡，同时还大力引进和提倡本教，在雅隆地区建造了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gyungdrunglhartsevigsasma)。聂赤赞普之子木赤赞普也笃信本教，曾从象雄请来木卡布木布(dmukhaspamispo)到蕃地传教．他自己也苦修“吉邦桑瓦”(spyispungsgsangba)并获得共同与殊胜成就。至第七代止贡赞普时，本教在雅隆获得了很大发展，赞普身边的本教徒拉本(blabon，相当于经师)、古辛等人逐渐控制了相当大的权力，引起止贡赞普的恐惧，决心灭本。他下令说：“在这块土地上，容不下我的王权和你的本权，把本教徒全部驱逐出去。”扎西尖参：《嘉言库》(藏文)木刻版，第125页。南喀诺布认为，止贡赞普灭本的主要原因是慑于吐蕃的本教徒及作为其后台的象雄王室的威胁。南喀诺布：《和藏族青年们商榷璎珞篇》(藏文)影印本，第62页。可见，当时象雄是雅隆部落北方的一个强劲对手。

　　以后不久，止贡赞普被其手下属民杀害，雅隆部落陷入内乱。经过十余年的斗争，止贡赞普的儿子恰赤赞普(布德贡杰，spudegungrgyal)重新恢复了对雅隆部落的统治。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雅隆部落逐渐强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出，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这反映了雅隆部落联盟不断征服周边诸部落的发展过程。至第31代赞普达日年色(stagrignyangzigs)时，雅隆部落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遂成为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

　　(三)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位于雅隆部落以北，即唐古拉山南北一带。

　　早在“小邦时代”的“十二小邦”中，已有“亚松”小邦，即后来的苏毗。杨正刚：《苏毗初探(续)》，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但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苏毗曾长期受象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苏毗作为西藏高原早期诸部中的一支，始出现于历史舞台。据《红史》《贤者喜宴》记载，雅隆聂赤赞普时，曾令蔡木田吉木杰(Vtshemibthengyidmurgyal)征服了苏毗派本教师阿雍杰瓦(sumpavibonpo ayongsrgyalba)，并占领了苏毗的部分领土。

　　苏毗的宗教文化同样受到象雄的强烈影响。据本教经典《集经》(mdovdus)记载，最早将本教传到苏毗的是本教前弘期“世界六庄严”之一的苏毗人苟呼里巴勒(sumguhulisparlegs)。继他之后，木邦赛当(muspungsgsaltang)、阿瓦东(abaltong)、木夏(muphya)、卫噶(dbudkar)等苏毗人皆热心致力于在苏毗传播和发展本教，使苏毗成为当时除象雄之外的本教又一大中心。据《嘉言宝藏》载，当时雅隆悉补野部本教的若干仪轨就是经苏毗而介绍过去的。可见，当时苏毗的文化要比雅隆部落相对发达。

　　苏毗最初的地域中心是在襄曲河流域(即今青海玉树及川西北一带)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后逐渐向几曲河(即拉萨河)流域发展。至公元6世纪，以今拉萨迤北彭波(vphanPo)为中心的苏毗王赤邦苏将居于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乘其内讧征服。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铅印本。自此，苏毗空前统一，成为雅鲁藏布江北岸以今彭波地区为统治中心的一支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苏毗的地域大约是东与今四川西部和昌都地区相接，北值突厥，西南境可能在玛旁雍湖与象雄相接，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同雅隆悉补野部为界。杨正刚：《苏毗初探(一)》，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也就是说，至迟在公元6世纪时，西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同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山南河谷地带的雅隆吐蕃和位于阿里及拉达克地区的象雄这三大部落联盟已形成三足鼎立、一争高下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显然是在小邦时代以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非常明显，在三大部落联盟中，象雄和苏毗均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的藏北和藏西高原区，唯雅隆吐蕃是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河谷地带。这种地域分布，决定了三大部落联盟彼此在经济类型上的差异。《册府元龟》称象雄“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苏毗在汉文史料中又称女国。《隋书·女国传》载苏毗“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从这些记载看，象雄和苏毗显然都应属于游牧和狩猎型的部落，这与它们所处藏北高原气候高寒、草原广袤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宜的。与此相反，位于山南河谷地带的雅隆部落则有着较发达的农业，据《贤者喜宴》记载，雅隆部落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spudegungrgyal)在位时，就已“烧木为炭，熬皮为胶，冶炼金、银、铜、铁等，钻木为孔，制作犁和牛轭，开垦土地，引水入渠，犁地耦耕，二牛共轭，垦草原平滩为田亩，建筑桥梁，并创建墓制”。《〈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显然，雅隆地区当时的农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雅隆地区的农业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曲贡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肩石铲、琢制石磨盘、穿孔石刀等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9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雅隆部落的经济类型大致是以农业为主而兼有畜牧业。这样的经济生产类型，同样是与雅隆河谷地带宜于农业的自然环境相适宜的。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即西藏北部和中部地区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前者大体属于游牧狩猎性质的文化，后者则属于农牧性质的文化。根据象雄、苏毗、雅隆三大部落的地域分布及经济生产类型，我们大体可以将象雄与苏毗同分布于西藏北部和中部地区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相联系，或者说它们至少是属于以象雄和苏毗为主体的藏北游牧狩猎型部落的文化遗留。同时，我们也大体可以将雅隆吐蕃部落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相联系。因为在石棺墓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及与农耕定居相联系的大量陶器生活用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第9期。这与文献中记载雅隆部落有农业生产的情况相吻合。而且，根据《太白济龙经》和《色尔尼》(又译《钥匙》)等藏文本教经典的记载，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吐蕃有“石片为棺”的葬俗，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贤者喜宴》也说吐蕃部落在布德贡杰时“创建墓制”，说明雅隆部落可能很早就使用了石棺墓葬式。

　　毫无疑问，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从这三大部落的形成过程来看，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即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并非出现于自然条件优越的雅隆河谷，而是出现于以象雄为中心的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地区。也就是说，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产生于象雄，而不是产生于雅隆吐蕃部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首先，象雄文明在时间上早于雅隆吐蕃文明。在小邦时代，据《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当时比较著名的“十二小邦”中，就已经出现了象雄。而当时雅隆地区则可能相对落后，因为十二小邦中没有雅隆地区的小邦。另据南喀诺布引用《玛旁湖的历史》的记载，象雄王室的承袭早在聂赤赞普以前就已经存在。据记载，目前所知最早的象雄王辛绕曾是象雄王室的王子，按其世系推算，辛绕比聂赤赞普高五代，约早200年左右。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从象雄最初所拥有的辽阔地域也不难看出，早在雅隆部落兴起以前，象雄就已经成为一个横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十分强大的部落联盟。

　　其次，大量史料说明，象雄不仅先于雅隆部落而兴起，而且它是西藏最早的宗教——本教发祥地和最早产生文字的地方。象雄的高度文明曾对雅隆和苏毗等部落产生过强烈影响。据本教传说，在辛绕统治时，象雄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本教。辛绕本人被认为是本教的创始者和传播人。以后本教不断向周围地区传播，在聂赤赞普前，象雄的本教已经传到雅隆地区，用轿子抬着聂赤赞普登上王位的十二贤人就是本教徒，《〈贤者喜宴〉摘译》，黄颢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说明当时雅隆地区已开始吸收象雄的文化。同时，与本教相伴随，象雄还出现了西藏最早的医学和星象学。辛绕教诫中的四门有夏辛(phyagshen)、朗辛(snanggshen)、楚辛(vphrulgshen)和斯辛(sridgshen)，其中每一门都有很庞杂的内容。如夏辛一门就包括卦(mo)、占(pra)、禳(gtobcos)、星算(rtsis)和医学(smandpyad)等五个方面，星算实际上就是西藏最初的天文学。象雄文字是我们目前所知西藏最古老的一种文字。从最初的本教经典都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以及今天有些本教寺院中还存有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的对照词汇来看，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象雄文的产生可能与本教有密切关系。它最初可能是专门用来记述本教内容的一种文字。虽然象雄文产生的最早年代现已无从稽考，但从本教文献中记载辛绕既是本教的创始人，又是文字的创造者，可以推断在辛绕的时代象雄文已经得到使用。象雄文有可能是藏文的前身。

　　另外，苏毗的兴起虽晚于象雄，但在止贡赞普以前，苏毗则是除象雄之外的本教的又一大中心，雅隆部落的许多本教仪轨即是经由苏毗传播去的。杨正刚：《苏毗初探(续)》，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由此可见，雅隆吐蕃部落不仅在兴起的时间上晚于象雄，而且其真正的强大并与象雄、苏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只是在公元6世纪的事。也就是说，在公元6世纪以前，位于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象雄和苏毗，其文化的发展进程曾高于雅隆部落，并且是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只是从公元6世纪开始，这一文明中心才逐渐从象雄和苏毗转移到以雅隆吐蕃部落为中心的雅隆河谷和拉萨河流域一带。

　　那么，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为何产生于藏北和藏西高原地区，而不是产生于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雅隆河谷地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众所周知，藏北高原为一系列浑圆而平缓的山丘组成，从丘顶到平地相对高差只有1～400米，其间夹杂着许多盆地和湖泊，整个地势开阔、平缓，草原广袤，是一处辽阔而巨大的天然牧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以从事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居民群体和原始部落的活动场所。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些原始部落经常处在逐水草而居的流动迁徒之中。同时，藏北高原开阔、平缓的地理环境又为他们的流动迁徙提供了极大便利。这种由游牧生产方式和开阔的地形环境所决定的流动迁徙特点，使得藏北游牧部落彼此间的交往和融合相对要比雅隆地区以定居农耕经济为主的部落容易得多。因此，在进入小邦时代以后，藏北游牧部落之间的融合和兼并进程自然要比雅隆地区快。这可能是强大的部落联盟最早出现于藏北高原而不是出现于雅隆河谷，亦即象雄先于雅隆部落兴起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大多数古代文明最初都发生于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区。如华夏文明的中心发生于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而不是发生于为崇山峻岭环抱的长江流域。印度文明发生于印度河—恒河平原，西亚文明发生于两河流域平原等等。这除了平原地区大多拥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外，平原地区的开阔地形宜于文化的交往融合显然是导致其文明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由于藏北游牧部落具有经常流动和迁徙的特点，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这促进了他们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往和商业活动的繁荣。《隋书·裴矩传》便记载了包括苏毗在内的“诸番”在张掖交市的情况：

　　(隋炀帝时)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胡商至者，矩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

　　《隋书·女国传》还记载苏毗“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苏毗“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这些在当时显然都成为苏毗的重要商品。当时，由西藏销往西亚地区的商品中，“麝香是最佳的商品”。转引自［美］柏克韦施《吐蕃与欧亚大陆中世纪初期的繁荣——吐蕃经济史初探》，汶江译。在早期的苏毗，狩猎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销往西亚的麝香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即是出自苏毗。象雄与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虽不见于记载，但象雄作为地近西域的一个强大部落，它与西域诸国保持有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是没有疑问的。

　　这种与周边地区所进行的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一方面加速了藏北游牧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文明进程；另一方面则使它们得以大量吸收周边地区的各种先进文化因素，从而大大加快了自身的文化发展进程。据本教典籍记载，本教起源于达瑟(staggzig)，并记载本教的始祖辛绕来自象雄西部的某个国家。藏族学者才让太在其《古老象雄文明》一文中认为，“达瑟”是对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的统称。据国外学者研究，本教曾受到古波斯祅教二元论的影响，才让太也认为“辛绕宗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祅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象雄本教的形成与其吸收西亚文化因素有明显关系。此外，本教文献中一致记载象雄文是从西方的达瑟文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spungschen)和邦琼体(spungschung)演变成象雄文的玛尔钦体(smarchen)和玛尔琼体(smarchung)。达瑟文属哪一国文字现已无法考证，但从古克什米尔语、古旁遮普语和古梵语中却能找到许多与象雄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对此，才让太在《古老象雄文明》中作了如下解释：“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这个解释有相当的道理，它说明象雄文完全可能是在吸收了来自西部的印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藏北地区所以能在很早就产生出如此高的文化，与藏北游牧部落同周边地区所进行的频繁的商业贸易并大量吸收了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此外，从藏北高原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情况看，也极有利于与外界的交往。从藏北高原的东北面，经青海湖可直抵汉地、突厥与西域东部；从西面经拉达克，可直通天竺；从北面经突厥地区，既可通往西域诸国，也可通往汉地。当时有四条著名的国际商道，几乎都横越或靠近藏北高原。杨正刚：《苏毗初探(续)》，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状况，使藏北高原诸部落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此相反，雅隆河谷与拉萨河谷地带的部落由于农耕成份较大，他们的流动迁徙机会以及活动范围都要相对小得多。加以雅隆河谷地带的地理环境同藏北地区相比要相对闭塞，它的北面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阻隔，南面有喜马拉雅山脉所形成的巨大屏障，这使得雅隆河谷地带的部落与周边外围地区的交往远不如藏北游牧部落那样频繁和密切，因而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自然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大约是导致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出现于藏北地区而不是出现于雅隆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