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尽管由于其自身的演变以及彼此间融合进一步加强，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在面貌和性质上变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从大的格局上发现它们与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传承关系。

　　首先，在藏北高原，继细石器文化之后，该地区发现了一批具有北方草原特征的考古文化遗物，即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三种。这些遗物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部分地区，大体与藏北细石器的分布范围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此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阿尔泰区及贝加尔区等草原地带也有发现。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 tshang)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Ladak)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西藏石丘墓的形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境内的石丘墓有相似之处，约相当于阿尔泰区石丘墓中形制最原始的一种，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载《文物》1985年第9期，第143页。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第9期。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同上。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圆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但石棺墓又有显著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材料为石板和石块等；而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形状为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第9期。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l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传入。这与卡若文化吸收由甘青地区南下而进入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的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外围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徙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爰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入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应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后汉书·西羌传》。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刘赞廷：《西藏历史择要》，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1960年，第25页。这一传说可能反映了在吐蕃王朝以前，确有一支(或几支)北方游牧部落从北方草原地区向南迁徙，进入了西藏高原。这一时期，藏北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北方草原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相似性，当与这种北方游牧部落的南迁有密切关系。至于这些由北方南下进入藏北高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是否就是“氐人”，目前尚难以确断。

　　从上述汉文史籍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到，在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确有来自黄河上游的若干羌人部落和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游牧部落先后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西藏高原地区。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属于氐羌族系的部落在进入西藏高原以后，它们与中原的联系基本上陷于中断。因此，《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它们“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新唐书·吐蕃传》也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从这些记载看，在唐以前，中原地区与西藏高原彼此还处于相当隔绝的状态，中原的史家们对西藏高原的情况也所知甚少。所以，《通典·边防典·吐蕃》在述及吐蕃的来源时，曰：“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也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而明确提出“吐蕃本西羌属”的“发羌”后裔一说，则始于《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来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这一说法为历代史家所沿袭，因而流传甚广，影响最大。应该承认，在唐以前从黄河上游“附落而南”，进入西藏高原的若干古羌人部落的确与藏族有着很密切的渊源关系，至少他们是构成后来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把他们断定为藏族的唯一祖先和唯一来源，无疑是一种错误。这一错误的产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乃是唐以前中原地区与西藏高原彼此的相对隔绝所致。由于唐、宋时代的史家们对于古羌人部落西迁以前的西藏高原是否已有部落群体居住并无了解，因此，《通典》与《旧唐书》的作者均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以“不知有国之所由”和“其种落莫知所出”而存疑。而《新唐书》作者则大胆推断历史上西迁的古羌人部落是最早进入当地的唯一部落群体，因而很自然地将他们作为藏族的唯一祖先。事实上，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西藏高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金属时代，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并以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氐羌系统的文化因素占有重要比重)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序列，而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从黄河上游地区迁入西藏高原的若干古羌人部落，显然不过是后来汇入这一文化序列中的一支。因此，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藏族族源“西羌说”从根本上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