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反隐喻”写作动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诗人王小龙针对朦胧诗的高度意象化弊端，有意识地进行反意象化的诗歌写作实验。明确提出“反隐喻”观点的是于坚，自1990年代开始他主张在诗歌写作中拒绝隐喻，将诗与隐喻对立起来，认为诗已经成为隐喻的奴隶，要让诗歌语言回到命名之初“元隐喻”状态，因为隐喻要么让诗语的意义不断累积，要么所指空洞，乃至无所指，使诗歌脱离现实。随后一大批诗人附和这一观点，使当代诗歌迅速转向口语化，又倒向另一个极端，许多诗歌完全凭借口语语感写出来，诗味寡淡，从口语化变成口水化。反隐喻并非中国诗歌独创，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诗坛就有一股力量反对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以隐喻为中心的写作，西方对隐喻写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警惕。中外“反隐喻”的动向有什么差别？“反隐喻”为何会促进诗歌的口语化？“反隐喻”的出路在哪里？本文以下将探讨这些问题。

　　一、“反隐喻”之发生

　　西方后现代诗歌中有一种拒绝修辞的写作倾向，语言止于对客观的描摹，以恢复其在表意上的创造力。从18世纪晚期开始，由隐喻、画面呈现、象征等手段形成的深层意象、语象，被看成诗歌的精华，到了20世纪中叶，西方人已经厌倦了诗歌中故作高深、晦涩难懂的隐喻，人们面对隐喻第一反应就是深陷骗局，人们对自然、易懂的诗歌的需要越来越急切。

　　在中国传统诗中，隐喻与意象之间关系并不密切，意象主要指语言外转形成的诗性事物符号，与物象息息相关。由于image被译成“意象”，西方诗学理论在“意象”旗下暗度陈仓，也使得意象和隐喻结盟了，但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意象中隐喻基本没有地位。对西方而言，反隐喻就是反“......